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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日寇调集南北两战场兵力，沿陇海路和长江大举西侵，准备夺取郑州和武汉。国民政府在组织武汉保卫战的同时，将前期运至武汉的物资陆续撤至宜昌。 10月下旬，在日寇南北夹攻之下武汉失守。宜昌有3万以上的待运人员，9万吨以上的待运器材拥塞着。全国兵工业、航空业、轻工业的精华，完全滞留在这里。 宜昌城内一片混乱，敌机不时临空骚扰，满街都是撤下来的公职人员和难民，人心浮动，惶恐不安。城外江边，从宁、汉运来的兵工器材、飞行器材、武器弹药、后勤辎重等等黑压压地沿江堆放，绵延数里。这堆集如山的宝贵资财，为国家的经济命脉所系，如果一旦被炸毁或落到日寇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驻宜昌的各轮船公司从大门起，直到每一间办公室里，都塞满了来要船只的各部门人员。轮船公司的职员们，主要精力都花在办交涉上，甚至没有时间来办理运输，情形十分紊乱。 此时，家父卢作孚已由渝飞宜，他以军委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在宜昌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依据船长、领江们提供的情况，估计川江水位尚能维持较大船只航行40天左右。于是，卢作孚提出以40天为限作出运输计划，由各机关据此分配吨位，各自选择重要器材，配合成套，次第起运。 当大家听到40天内保证可以撤走的消息后，人人心中都放下一块石头，混乱的状态被克服，各职能部门转入有效的工作。 由于川江滩多水急，只能白昼航行，于是民生公司的船只便尽量利用夜间装卸。因为从宜昌上溯至重庆的航程需要4天时间，下水至少需要2天时间，民生公司又采取尽量缩短航程的办法。除将最不容易拆卸的设备直运重庆外，一般的货物只先运至万县、奉节、巫山等地，有的货物刚运进三峡即卸下。这样，每日清晨均可从宜昌开出5艘或7艘轮船，下午也总有几艘空船驶回宜昌，保证了运输的不间断。 为了缩短装船时间，卢作孚还要求各交运单位将待运物资提前装箱，运上趸船，作好种种准备，而从上游卸完货驶回宜昌的空船，也在途中将船舱盖板揭开，舱门敞开，起重机检修待用。 空船一驶进宜昌码头，那一条条早已装满物资的驳船即被拖轮拖至空船边加固。空船上的起重机也立即伸出吊臂，从趸船上吊起大宗货物，堆放在早已敞开的货船内，无论是敌机临空扫射，还是风雨交加，抢运工作都在不停顿地进行。宜昌两岸和轮船、趸船、驳船上的灯光相互辉映，犹如从九天撒落下无数颗绚丽的星星。岸边的装卸工人们分为数人或数十人一队，吆喝着响亮的劳动号子，肩挑背扛，将一台台机器设备源源不断运上驳船。这紧张 的撤退抢运，谱成了一首极其悲壮的交响曲，显示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威力。 经过40个日日夜夜的抢运，滞留在宜昌的人员全部脱离了险境，积压的器材抢运出了三分之二。卢作孚的好友晏阳初先生事后曾惊叹这一规模宏大的成功撤退，将之誉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在此次宜昌抢运中，民生公司为了报效国家，对兵工器材每吨仅收运费30元至37元，其他公物收费仅40元。民间器材每吨收费60元至80元不等。而承运商品的外国轮船，每吨收费竟高达200元至400元。在此次抢运中，民生公司有116名职工为祖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另有61名职工受伤致残，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卢作孚之子，现民生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卢国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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