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被放逐在什么地方？
学术界主屈原被放逐说的，大部分认为屈原在楚怀王时代被放逐于汉北，在顷襄王时代被放逐于江南，有少数学者认为在顷襄王时代被放逐于汉北，也有学者认为在顷襄王时代被放逐于溆浦、陵阳的。那么，屈原是否被放逐在这些地方呢？汉北、江南、陵阳又在什么地方呢？现将部分学者对汉北、江南、陵阳、夏浦的考证情况略述如下，供共同探讨这个“谜”。
1、放逐汉北说。此说的主要依据是《抽思》的“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诗意。清代持汉北说的较多。如林云铭、戴震等。林云铭《楚辞灯·抽思》云：“上庸即石泉县，怀王十七年为秦所取，而汉北犹属楚。嗣秦会楚黄棘，复与楚上庸。至襄王九年，楚为秦败，割上庸汉北与秦。故《抽思》篇亦云：‘指幡冢之西隈’，以身在汉北，举现前汉水所自出，喻置身之高耳。若别举高山，便无来历。由此推之，则原之迁此，何疑？”林云铭还根据楚同秦、齐关系的变化情况，确定屈原被迁于汉北是在怀王二十四年，即公元前305年。戴震《屈原赋注·抽思》云：“方晞原曰：‘屈子始放，莫祥其地，以是篇考文，盖在汉北，故以鸟自南来为比。’又曰‘望南山而流涕’；其欲返郢也，曰‘南指月与列星’、曰‘狂顾南行’。”据此，戴震认为屈原始放之地在汉北。 近现代主汉北说的也颇多。游国恩的《屈原》、赵逵夫的《屈原与他的时代》、钱穆的《楚辞地名考》（1）等等，均认为汉北是屈原的被放逐之地。郭沫若的《屈原研究》（2）虽然有汉北一说，但他认为屈原被放逐于汉北是在顷襄王时代，放逐于江南是在楚怀王时代。 对汉北为屈原放逐之地也有持反对意见的。清姚在《古文辞类纂》中注释《抽思》时云：“怀王入楚，渡汉而北，故托言有鸟而悲伤其南望郢而不得返也。故曰虽流放，睠顾楚国，心系怀王，不忘欲返。”姚的意思是说《抽思》的“鸟集汉北”，是指楚怀王受骗入秦之事，与屈原无关。清马其昶、吴汝纶也遵从姚之说。今人于省吾在《泽螺居楚辞新证》（3）一书中说：“汉北的地域很广，本文的汉北系指秦国言之。”并从《抽思》“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的含义、屈赋中末提及汉北山川地望、楚之疆域等方面，提出了四条理论证其“本文秦国”之说。细察之，于省吾的说法实为姚观点的翻版。“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鸟”是屈原自喻，汉北是屈原的放逐之地。《抽思》是屈原于怀王时流放汉北期间的作品。黄崇浩《屈子阳秋·屈原仕历》（4）认为屈原到汉北并不是流放，而是“赐命归省”，“也就是说，怀王不愿再听屈原的谏言，但又不便对他采取削职为民的措施，乃以此权术将他从身边赶走。”黄崇浩之说仿佛是屈原被疏于汉北。黄崇浩之说与明代黄文焕《楚辞听直》、清代林云铭《楚辞灯》、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等人的“一疏一放”之说类同。如蒋骥即认为屈原在怀王时“谪官”（贬官）于汉北，到顷襄王时才被逐于江南。 汉北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对“汉北”区域界定也出现纷争。游国恩认为，汉北是指汉水上游，在今湖北郢、襄一带，地处郢都（今湖北江陵）之北；清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说：“汉北，今郧襄之地。”即郧阳至襄阳之间；吴广平《白话楚辞》（5）释汉北时说：“汉北，汉水北边，即今湖北省襄樊市附近的地区。”林庚在《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6）中认为，汉北即襄樊以北；赵逵夫认为，汉北是春秋战国时的汉北云梦，在汉水下游之北面，即今钟祥、京山、天门、应城、云梦、汉川之地；张中一在《屈原新考》（7）中说，“鸟集汉北”是南楚西洞庭湖枉渚附近的滩北。并说“滩”是“汉”的原文，先秦文献中的“滩”、“汉”是通用的。 2、放逐江南说。主此说的学者，大多认为屈原是在顷襄王时代被放逐江南的。此说的主要依据是《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王逸《离骚序》说：“（怀王）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其《九章序》又说：“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朱熹《离骚题解》也说：“襄王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今人游国恩、刘永济等学者承袭此说。 江南在什么地方呢？清胡文英《屈骚指掌》注《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一句说：“此江南即今之江南。”他认为江南是现在的长江以南。赵逵夫说：“屈原时代楚人所云‘江南’是以郢都（纪南，亦曰纪郢，即今江陵）为中心言之，故称长江以南与郢对应之沅湘一带为江南。战国以前很长时间中，楚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纪郢，人们称说周围之地，以江陵为中心，乃是很自然的事。”（8）《辞源》（9）对江南辞条的解释为：“泛指长江以南。春秋战国秦汉时一般指今湖北的江南部分和湖南江西一带。近代专指今苏南和浙江一带。” 3、放逐陵阳说。有的学者认为屈原在顷襄王时被放逐之地是陵阳。此说的主要依据是《哀郢》：“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清蒋骥《楚辞余论》曰：“《哀郢》，从郢至陵阳也。旧解于陵阳未有确疏，因不知《哀郢》之所至。今案，陵阳县两汉属丹阳郡，志云：今陵阳故城在池州府青阳县六十里，此地据大江，在郢之直东，窃意原迁江南，实在于此。”据张中一在《屈原新考·放逐陵阳考证》一文说，陵阳即今安徽省青阳县境内的陵阳。赵逵夫对《哀郢》中的“陵阳”也作了解释，他认为“有可能也包括在‘江南之野’中，但主要是指沅湘流域、洞庭湖一带”。（10）聂石樵《屈原论稿·从放逐到沉江》（11）说：“屈原于顷襄王二年被放逐，仲春甲之日早晨，沉痛地与故都的国门告别，从夏首东下，经过洞庭、夏浦（今汉口），最后到达陵阳。”但聂石樵在此又解释说：“陵阳在何处不可考。潘啸龙《屈原与楚辞研究·顷襄王之世放逐屈原的地域》（12）认为：“蒋骥推测屈原所放逐的池州‘陵阳’，在汉代属‘丹阳郡’，其地在‘东楚’范围，显然与汉人所指明的屈原放逐地域不符。”他是根据东汉袁康《越绝书》所说“屈原隔界，放于南楚”进行推论的，认为蒋骥所说“陵阳”，不属“南楚”范围，而且不能作为地名。他在该著的《关于〈哀郢〉的历史地理问题》一文中进一步申论：“屈原《哀郢》‘当陵阳之焉至兮’涉及的‘陵阳’，既然不可能是属于‘东楚’的丹阳郡‘陵阳’……我看还是不把它当作‘地名’为好。据洪兴祖《补注》‘陵，一作凌’，王逸《章句》注此句为‘意欲腾地，道安极也’，可知‘陵阳’又可作大波‘陵阳’解。”并认为屈原上溯湘水向洞庭而去，正有迎波而进、飘摇“腾地”景象，其发出“当（即‘对着’之意）陵阳之焉至兮”的感叹，也正在情理之中，我们又何须拘执其为“地名”而误入歧途呢？ 除以上三种说法之外，陆侃如、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13）认为，屈原的第二次放逐是在顷襄王三年，也就是楚怀王客死于秦的当年，屈原被放逐的日期与路程，都详细记载于《哀郢》与《涉江》两篇之中。他在引《哀郢》、《涉江》的相关原文后说：“由此可见，《哀郢》叙的是由郢都向东至夏浦的路程，《涉江》叙的是由鄂渚向西南至溆浦的路程。夏浦与鄂渚都在今汉口附近，故这两篇显然是相接的。” 另外，张朝海在《中国文学研究》（14）上撰文指出，屈原的被放逐地既不是汉北，严格地说，也不是江南，而是在战国时期的江湘会流处一带，即今湖南岳阳市西君山以南附近。当时的江湘会流处，曾有“江渊”、“洞庭”、“江潭”、“江湘”等名称。屈原的作品《哀郢》、《抽思》、《涉江》、《离骚》，以及《楚辞·渔父》和杨雄的《反离骚》都可以证明，屈原被流放离郢，先是到了江湘会流处一带，并在那里曾经生活过一段较长时间，后来才离开被放逐地，沿着沅水抵达溆浦山中。张朝海是从古时江湘会流处亦有江潭、江渊等地名进行推论的，此说不足为证。 注释： ⑴游国恩《屈原》，中华书局，1980年5月；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钱穆《楚辞地名考》，见《清华学报》9卷3期，1934年7月。 ⑵郭沫若《历史人物·屈原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 ⑶于省吾《泽螺居楚辞新证》，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⑷黄崇浩《屈子阳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 ⑸吴广平《白话楚辞》，岳麓书社，1996年5月。 ⑹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 ⑺张中一《屈原新考》，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⑻⑽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8月。 ⑼见《辞源》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95年1月版。 ⑾聂石樵《屈原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2月。 ⑿潘啸龙《屈原与楚辞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⒀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 ⒁见《中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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