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深度思考，好文！

近几年，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和整个社会数字化应用程度的提高，我国博物馆界对博物馆数字化建设也越来越热衷，各地有条件的博物馆几乎都在上数字化项目。

随之而起的，是相关的讨论越来越多，其中当然涌现出很多真知灼见，但有些却似是而非。然而，因为多由文博专业人员口中说出，且与传统思维和做法联系密切，故而鲜有人提出不同看法，也少有人认识到，正是这些貌似正确的看法，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内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桎梏。

下面仅举三例来说明。由于了解所限，以下所述仅限人文类博物馆范围之内。

这种说法一般讲得比较多的是博物馆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或者说也代表了很多博物馆专业人员对数字化建设的看法。实际其背后隐含的意思是不能动摇博物馆实物论的主体地位，是一种在不自觉中将虚拟和实体对立起来的认识论。

如果说，在数字化刚刚开始兴起的几年保有这样的看法还算正常的话，那么，在整个社会已被数字化改变的今天，如果还坚持这样的看法，则只能被认为是极其短视的，也实在是低估了博物馆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意义。

当很多人在说博物馆的物的体验无法被取代时，他们可能忘记了，当网络电商兴起之初，许多百货商、书商、出版商也是以相似的理由盲目乐观的，结果在短短的几年内，就纷纷面临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窘境。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虽然说商业形态与博物馆两者之间不同之处甚多，无法简单类比，但其中难道真的没有可供博物馆反思的地方吗？难道博物馆就真的是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当然，我们这样说，绝不是要否定物的存在意义，尤其是对博物馆来说，但以“物”来抗拒数字化则无疑是不会成功的。

现代博物馆的理念早就表明，博物馆不光是一个物的存放所，更是一个为人、为人的社会生活服务而存在的公共文化机构，它与人们生活的联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密过。

基于此，在人们已经日益习惯于数字化生活的今天，我们在考虑博物馆的建设时，如果不纳入互联网思维，不采用数字技术手段，没有智慧化的管理，没有大数据的概念，那无异于宣布自外于整个社会，博物馆只能成为一小部分人独乐乐的贵族花园。

所以，数字化建设对于博物馆来说，绝不只是一种工具或手段，也不仅仅用于提高工作效率，或者辅助内容展示。

如果说“互联网 +”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那么博物馆数字化建设无疑也是对这种新型社会形态的一种积极回应，它改变的将是博物馆原有的思维方式和工作形态，而且这一改变将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所谓形态的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脱胎换骨，是一次重新出发。

从这一角度考虑，我们更愿意将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定位成一种平台，一个驱动引擎。

博物馆的各项工作，无论是收藏、管理、研究、展示、教育都将由于数字化平台的接入而被重新注入活力，博物馆的大多数业务工作也将借助数字化平台升级转型，它将为我们带来新的工作模式和工作方法，也将更有助于人们创新型思维的产生和活跃。

博物馆也将在这个驱动引擎的推动下，实现对博物馆原有内涵和外延的伸展，在破与立中重建新的平衡，在多学科的参与下协同创新，发展出属于博物馆自身的新的成长空间。

此外，从满足数字时代的参观者的角度来说，博物馆要从信息社会、网络技术、数字革命等方面引入新视角、新认识和新的思考，在公共文化服务中融入科技内涵，寻求科技支撑，使博物馆努力成为“科技与文化融合”的新的探索者、践行者。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虽然说在数字化的时代，它可以为博物馆工作的提升建立新的平台，提供新的方式，但它并不会影响到博物馆这个事业本身。

自从“让博物馆的文物活起来”成为一种做好文物利用工作、充分发挥文物的价值的必然要求以来，“讲故事”成为许多博物馆人口中让文物活起来的必要手段，甚至认为博物馆就应该成为一个参观者眼中的“讲故事”的文化机构。

于是乎，作为博物馆输出中重要一环的数字化产品，甚至数字化建设本身，因为其自身特有的优势，也就被天然地赋予了“讲故事”的重任。

比如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首席数字官斯瑞尼瓦桑（Sree Sreenivasan）就认为“讲故事是所有工作的未来——通过‘讲故事’这一形式，实体与虚拟世界、个人的亲身经历与网络实现了联结。”

要求博物馆数字化产品会“讲故事”，从理论上来说没什么不对，大概也就是对产品需要生动化、可接受性强的一种另类表述而已。

但由于很多人对此说法习惯性地进行表面化、标题化的理解，因此很多时候“讲故事”就很容易成为通俗化的代名词。

通俗化本身也没啥不好，但实践当中我们更多见到的却是以低俗化为代价来讨好、迎合大众的做法，其代表性做法就是卖萌。

李安曾说过一句话：“在浅碟文化里硬挤出深度，其实不真诚。在有深度的文化里拍出浅碟作品，是对不起你的文化。”

比之以当前的博物馆，依然适用。也正是这种以呼应民意之名追求流俗的风气，使得所谓的“讲故事”变成了表演秀，离此提法的初衷越来越远。

虽说这可能不会有一个标准答案，在手段和方法上更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状况，但我觉得一些该有的底线还是应该坚持的。就以博物馆的传播来说，比如知识的正确、规则的遵守、行业的操守等等。另外，针对不同的作品，可能还会有一些不同的要求。

以文物的解读来说，记得有学者说过：文物是有“文”之物，“文”是通过人的技艺，把思想文化渗透、融合、揉进各类物品载体中，使其有灵魂、有艺术、有品位。

因此在传播多元化的前提下，我们不能仅仅陷入所谓碎片化阅读的陷阱之中，为一时之点击量的放大而沾沾自喜，忘记了自己的初心。

不能仅仅满足于文物基本信息的介绍，还需要有一些深度解读的产品，尤其是要充分运用全新的数字化手段，将附着于实体文物上的显性信息和隐性信息以多媒体形式，用感性和理性双通道的方式向观众传播。

上海博物馆网站“每月一珍”栏目的出发点就在于此。它通过对单件文物进行大容量、多角度和国际视野下的全景式展现，不仅涉及藏品的流传经历、时代背景、使用方式、制作技法，还交代文化背景、历史意义、美学特点等各方面。如对思惟菩萨的介绍，从其在印度的产生渊源、从南亚向东亚的传播途径、造像形式、意义的变化、西方艺术中同类主题的作品对比等入手，将单体文物置于广阔的历史和空间背景中考察，由点及面地反映出它深厚丰富的文化价值。

在表现形式上，栏目根据数字化技术和新媒体传播的特点，力求图文并茂，将专业的论述可视化、普及化。

如运用了文物的 X 射线透视图、三维扫描模型等说明其制作特点，运用同类器物的细节类比等解释其发展渊源。

同时，充分发挥多媒体综合传播的优势，使文物动起来、透明起来，调动观众的多感官来接收信息，达到充分认知。如以动画展现双管瓶的内部结构、外销瓷的贸易路线，以三维动画的形式演示牺尊的使用方法、铸造方法。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该栏目还在一定程度上尝试了使观众可以在多种形式、不同观点的立体维度中建立对博物馆藏品的自我认识，真正形成参与型、思考型的学习习惯的方式。比如在介绍有争议议题时的多种论点并呈的方式就是出于这一考虑。

谈到博物馆大数据，很多博物馆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藏品数据，或者能更进一步想到观众数据。而我们更想要关注的是博物馆目前有没有应用大数据的条件？如果没有，那可不可能在现有条件下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从目前的国内各博物馆对数据的采集、处理、整合、分析、开放等情况看，要进行建立于庞大真实数据基础上的大数据应用，条件还真是不成熟。仅仅是最基础的数据采集就存在着严重的不足，更不用奢谈整体平台的支持。

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博物馆不能在现有条件下进行博物馆大数据应用的尝试。关键是我们能否寻找到一个可能不大、但却巧妙的切入点，以及能否使博物馆数据应用不局限于博物馆的数据，而寻找到与社会数据的关联和结合点。

比如以观众数据来说，现在国内的博物馆从大数据角度对观众数据的关注很多集中在观众行为数据上，这没什么不对，但在我看来，视野还是有些狭窄了，因为我们习惯了仅从博物馆的角度看问题，也只想到对博物馆本身工作的推动。如果能够从对社会、对人的发展的推动角度去思考的话，可能我们的思路能够扩大很多，能从中找到的内容也更丰富，意义也更大。

这里必须称赞一下南京博物院数字馆的创意：以人的情感为核心。

“公众在博物馆里存放自己的认知和情感；博物馆展示公众的各类研究和情感。通过这样一座博物馆将社会公众和历史联系起来，使社会公众意识到他们就是历史的一部分。这座博物馆为未来保存当下，使普罗大众成为未来研究的个体标本。”

如果说过去的博物馆展览都是由博物馆专业人员生产的，那么，在大数据时代，未来的展览是不是一定全部由博物馆人来制造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当互联网和大数据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博物馆有时候所要起的可能就是一个平台的作用。

以上是从传播教育方面来谈的大数据应用。对博物馆最为关注的藏品呢？

藏品的本体数据也就是它的基本信息，从目前的采集情况来看，各馆的数据偏少，增长量也有限，可能还构不成大数据研究所需要的条件。但“大数据不能仅仅被定义为‘大量的数据’，而是应该被看做大量数据所带来的‘问题’”。

大数据之所以伟大，还因为它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新的研究方向。由此出发，我们还可以思考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藏品大数据，即藏品的评估标准。目前我们对藏品的评价是采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规定，依据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价值，将藏品区分为一、二、三级。

如果我们同意博物馆的所有馆藏藏品的利用手段的最终指向都是服务于社会这一论断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还有另外一个来自社会维度的评价体系，即博物馆藏品的社会利用评估体系。

在这方面，上海博物馆最近在数字中心项目中做了一个初步的尝试，也可以说为博物馆的大数据应用做了一个可贵的测试。该项目的数据涵盖展馆、展览、藏品、观众等核心指标，描述博物馆信息资源及其载体，构建、挖掘、分析、呈现信息资源及核心指标之间的相互联系，及时准确、全面综合地反映了实时运行状况，为上海博物馆的精准化管理、数据挖掘以及可视化展示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此之外，我们还以国家一级博物馆评估标准为基础，尝试为单个藏品做了一个社会利用评估体系的模型，并给出了评价的量化数值。如此，在可视化的展示中，不仅将具体文物的地理信息、功能诠释、修复的数据进行了有效的整合，而且打通了博物馆内外业务的空间，对数据形成了从藏品分析、利用到评估的基本体系。

虽然这一评估模型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有进一步改进和提升的空间，但从探索角度而言，这毫无疑问可以说是一款在博物馆数据运用上具有方向性质的产品。

可惜，在急功近利者眼中，能够马上发挥效用的工具性产品永远是最受欢迎的，而类似于南京博物院数字馆、上海博物馆数字中心这样的思想性产品的重要性则似乎很容易被忽略，这在近几年的各项文博数字产品的评选活动中也能轻易地得到印证，这也是很令人感叹的地方。

在目前“新馆热”催生下的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热潮滚滚，无论在理论研究、建构实务还是其他应用等方面都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成果丰硕而又多样。但在此表象的背后，主题单一化、体系混乱化、操作虚无化等弱点也一再浮现。

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总有一些问题给我们带来困惑，譬如：

博物馆数字化建设为何总是游离于博物馆本身业务工作之外？

数字化研究是不是就与博物馆无关？

博物馆应不应该做无实物的数字展？

等等。

在回答以上问题之前，还是要先呈上我们对博物馆数字化概念的认知。所谓博物馆数字化，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内容：博物馆数字化；数字化博物馆。（这样的说法曾有人提过，但我们与以前认知不同的是将它视为两个不同层面的表述）

（1） “博物馆数字化”，主要是指博物馆将现代数字技术引入到博物馆的收藏、保管和研究、展示、传播等各项工作中，它的目的在于提高博物馆工作的效率和水平。

（2） “数字化博物馆”，我们所认为的将来可能会出现的数字博物馆不是一种实体博物馆的简单复制，而是一种以数字技术及其资源为主要基础支撑的新的博物馆表现形态。也就是说，它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脱离实体博物馆而存在的博物馆，它是有别于实体博物馆而存在的一种新的表现形态，一般博物馆所应具有的功能在数字博物馆中也会继续以数字化的方式进行另外一个层面的呈现。

有了这个认识基础，以下试就前面所提的问题谈一下个人的粗浅看法：

实际上，从国内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开始，这一问题就始终困扰着那些数字化工程的建设者们：辛辛苦苦做好的数字化系统，却往往得不到专业人员的认同，很多系统被扔在一边，成了摆设。

久而久之，不少博物馆数字化建设者将与博物馆内部业务工作有关的系统建设视为危途，很多人甘愿放弃这一块而乐于去做数字化导览、展示这方面的工作，形成了内冷外热的局面。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注意几点：

其一，在做系统项目时，除了考虑系统本身的功能之外，一定要纳入使用者的个人和环境因素。尤其在做需求调研时，一定要有将来使用这一系统的专业人员参与。大到结构设计，小到功能模块，甚至是字段的选择，都应该让他们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信息中心人员的任务则是将这些意见转换成项目工程师能理解的语言，使之在方案编制中得到完整的表达，并在工程建设中获得最大的体现。

其二，创造条件让专业人员参与到系统的建设中，以共建达到共享。一般来说，作为博物馆内部的数字化建设，尤其是业务数据库建设，并非是系统搭建完成就完事。资源的采集、登录是一件令各博物馆都头疼的事。如果能发挥专业人员的力量，一来能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二来能减少在资源运用上可能出现的专业错误，此外还能使专业人员熟悉系统，增强参与感，何乐而不为？当然，如何能让专业人员在参与中感受到数字化的好处和乐趣，这其中大有学问，也是这一工作能否延续的关键。

上海博物馆的藏品数据库的数据登录工作就采取了谁享用谁负责的办法，由各专业部门承担各自所掌握的文物数据登录工作，并由部门主任负责审核，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做好以上两点，至少可以改变专业人员对数字化系统无感的情形，但要切实解决问题，则还要让业务人员感受到数字化建设对其工作的实际促进作用。譬如，资料检索的便捷以及其他减轻人员劳动强度的技术手段。

但光有这些手段也仅仅是让人喜欢而已，对博物馆业务建设整体来说，真正能提升水平的应该是博物馆数字化研究的开展及相关科研平台的建立。

就人文型博物馆而言，研究工作一向是围绕着文物展开，这也是博物馆研究者引以为自豪之事，并常以此与一般学术研究相区隔。

但却很少有人想到或者也不愿意去想，在博物馆藏品及其相关数字资源日益丰富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在保持原有研究特点和优势的前提下，去尝试进行以数字资源为主要对象的数字化研究工作呢？

尤其在数字资源累积了庞大的资源和能量以后，在互联网改变了我们传递、沟通和交换知识的方式的今天，这一工作是否也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呢？

事实上，这种尝试在博物馆之外的人文学科中已经日益流行，这就是所谓的“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台湾大学项洁教授曾经对“数字人文”下过一个简单的定义：“（数字人文）它指的是那些惟有借助数字科技方能进行的人文研究。”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新兴学科？美国《纽约时报》2010 年 11 月 17 日刊出的一篇名为《打开人文宝藏的数字钥匙》的报道为我们做了解答：“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研究者所能接触的数据量前所未有，数字技术则提供了处理大量数据的工具。两者汇合，催生了‘数字人文’。”

如果说，一段时期以来数字人文还主要是在高校里流行，而近年来，国外的一些博物馆已开始对数字人文投以关注的目光。

从 2009 年开始，台湾大学数字典藏研究发展中心每年召开“数字典藏与数字人文”国际研讨会，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就包括不少博物馆业务范围内的研究；2016 年美国新媒体联盟的《地平线报告（博物馆版）》中，就在一年内会采用的技术里首次明确提出了数字人文技术（Digital Humanities Technologies）的概念。

数字人文研究目前常采用的技术方法有：历史地理的可视化、采用历史文献的文本挖掘与词频分析及考古学方面的图像解析、色彩还原和数字重建等等。

事实上以上所述还只涉及数字人文的一小部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还可以在以后详加讨论。当然，除了方法、范式之外，还有一个数字平台的问题。

我们所谓的“科研数字平台”，是根据博物馆科研活动的特点，基于网络化管理，以数字资源的整合、共享，科研工具的共有为前提，以数字化研究手段的普遍应用为基础而形成的一个开放式的研究平台。

未来的科研数字平台将集科研、资源、管理于一体。其中，博物馆科研人员无疑是系统运行的主导，通过角色划分或权限分配来规范不同人员的操作内容和范围；以科研人员的研究特点来思考系统功能架构的构成，系统将支持各类数字化的研究手段和策略，同时构建出规范、开放、安全、基于服务的新型网络化科学研究环境，并运用网络技术提供一种崭新的科研协作模式。

首先，它可以打破目前博物馆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学术孤岛现象，为外脑的引入与社会性协作创造条件。网络科研平台中的成员可以运用各种网络以及通讯技术来传递或分享彼此的信息。

由此，基于网络的协作研究也将成为可能。甚至处于不同时空，隶属不同团体、机构的学者，也可以同步参与工作。他们可以因项目或同气相求而产生关系。在研究中，他们可以通过各自的背景、经验从不同角度提出看法，使研究工作取得更好的效果。

特别是对那些跨领域、多学科、大区域间的交叉研究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左：上海博物馆开发的移动应用 ▲右：移动应用中的参观导览（试运行）

其次，是可以发挥网络的互联特点，进行最大限度的数字资源的整合，使不同类型、不同格式、不同结构的藏品数据间建立关联；不同种类的信息如学术信息、保管信息、地理环境信息也能有所联系；文物信息的不同数据形态如文字、二维和三维影像等也将进行不同程度的汇集等，从而使信息可以围绕某一研究主题聚合，把极度分散、高度相关、前后依存的信息碎片经过数据过滤，迅速、及时地整合成完整的、有价值的研究信息，极大地提高研究效率，成为最后研究应用的重要支撑。

第三是能起到弭平博物馆中久存的文理鸿沟的效果。在一些较大型的博物馆中，研究工作实际上被人为分成了两块：以专业部门为主的，从社会科学的角度，运用如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对藏品的社会附加值所进行的研究；以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所获得的实验数据为依据，运用物理、化学、生物等理工科方法所进行的，以藏品保护为目的的分析研究。

这两方面的研究在平时的博物馆工作中虽然偶有沟通，也有相互的支持，但由于学科分野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壁垒是现实存在的。而数字科研平台的建立就为推倒壁垒、填平沟渠提供了契机。同时，通过数据间的互通兼容的实现，可以促成对藏品多元化的解读，并借此完成对藏品多维度的知识体系的构建，也能解决博物馆藏品本身信息的多元性和博物馆研究人员知识的单一性之间的矛盾。

更应该看到的是，这一设想如能实现，它将给博物馆带来一个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改变和增长的契机。同时，这也意味着数字博物馆建设的最重要的一块拼图行将就位。在某种意义上，它的建成将是博物馆数字化行将达成的标志，也是数字化博物馆行将起步的象征之所在。

目前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热点，除了与社交网络相结合的移动导览之外，大概要算数字展示最能抓人眼球了。

所谓“博物馆数字化展示”是指对博物馆数字化资源进行有意义的组合后，采用数字化技术形成另外一种有别于实体展示的信息表现形态，并通过其独特的手段和渠道展现或传播给社会大众。

一般来说，博物馆数字展示的渠道大致分为网络上的和博物馆展馆内的两类（当然还有一些馆曾做过数字化巡展）。

（1）网络上早期基本以网站的形式进行展陈：一般内容为文物展示、虚拟展馆、网上展览（互联网和移动端）等等，现在则大多往移动端方向发展，但内容差别不大。

（2）展厅内的数字展示则又可分为两种：其一为配合实体展示的，主要采用的手段有触摸屏、语音导览、微信、二维码、数字展柜、增强现实技术的运用等等；另一种则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也是我们下面论述的重点——专门的数字展馆，如南京博物院的数字馆、故宫端门的数字展馆，它与配合实体展示的数字展示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所用的数字技术只是辅助设施，而后者，数字资源和技术的展示成为毫无疑问的主角。

如果说，从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到数字化博物馆是代表了两个虽然不能截然分开，但又处于不同层次的发展阶段的话，数字展馆的出现，无疑是代表了在新的层次上，即数字化博物馆在展示功能方面的定位与呈现。总之，这种以数字资源为基础，以数字展馆为传播方式的模式将来是否有可能脱离实体馆而存在，成为另一形态的博物馆，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但在其刚刚起步之时，除了关注之外，我还是觉得有必要提出几点今后在进行此类建设时应该坚持的原则：

其一是内容为王、观点致胜、产品理念。内容为王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数字展示的核心灵魂还是主题演绎的策划与创意。不管数字技术如何变化，作为博物馆的数字展示其形式总是为内容服务的。技术的运用，也都要以最大限度地展现内容为准则，而不能颠倒过来。

但博物馆的数字展示也并不能仅仅满足于“信息提供者”的角色，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好的数字展示还应该体现出观点致胜的特点。

博物馆从来就不缺少内容，很多展览的根本问题也从来不是缺少内容，而是缺乏对内容的细分缕析，对展览主题的精确定位和多视角、多元化的阐释以及与观众之间的联结。所以说，内容不是问题，但有没有好的基于内容之上的观点才是展览制胜的法宝，实物展如此，数字展亦如此，甚至更重要。

其二，数字展示不能仅是单纯的、多角度的外形观赏，而且要深度挖掘、立体演绎文物内在的精气神和背后所衍生出的艺术人文价值。对于文物展示来说，很多馆最愿意做的就是把它还原到当时的社会场景中，追求像世博会上展示的《清明上河图》的效果。但如果博物馆的数字展示仅仅局限于此就会显得浅薄，也是对目前如此众多的数字技术手段的一种浪费。

我以为，好的数字展示，除了社会环境的还原和器物的功能展示外，更重要的是它还必须和当时的人、人的生活、人的文化建立起一定的联系，这也是博物馆学中一直提倡的人和物的联系。

对博物馆而言，人和物的联系有两类：一类是文物和观众或者说现代的人的联系；另一类则常常容易为我们所忽视，就是文物与它真实存在时的人的联系，而这两者恰恰都是可以通过数字技术予以揭示的。

▲左：闸口盘车图三维展示 ▲右：中国绘画三远技法三维解析

上海博物馆所做的那些文物的三维解析视频，如“中国绘画三远技法解析”“青铜陶范制造三维示意”“龙窑制瓷三维演绎”“闸口盘车图三维展示”等，其实质在于用各种数字技术从文物的色、形、美等外在描述向文物内在信息的剖析转化，在形式上也不再是简单的文物三维模型的旋转、推近、拉远这样的手段，虽然文物数据的三维化肯定是一个发展趋势，但如果没有资源的整合，没有内容的创意的配合，就数字展示而言，如果只是一种 360° 旋转的道具式的三维文物展示方式，会不会太单调，是不是会造成审美疲劳？展示效果到底有多大？至少我是有些疑问的。

其三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细处着力。这里的大处我们说的是展览的立意，立意要高；小处着手，是指展览的切入角度，不必很宏大，但必须有新意，有深度；细处则是指设计，设计直接关系到观众的体验，所谓细节决定成败，在展览上也同样适用，尤其是数字展览。

如果要真正做一个好的数字展，那就要求我们把每件数字作品都当做艺术品来完成，是内容、技术和形式的完美融合，而不是相互之间的拼装。

这方面非常佩服德国的新媒体制作公司ART+COM，他们为众多的博物馆做了多媒体互动作品，独特的创意和不断创新的精神为他们赢得了世界声誉。

他们在 2010 年为德国盐业博物馆设计的名为Salt Worldwide（世界各处的盐）的信息交互演示台，装置上共有 34 个触摸感应点，每一个触摸点对应了一个地图上的盐矿聚集地，这个由虚拟盐颗粒组成的世界地图上，数以百万计的盐颗粒沿着盐矿的山脊滑下来，然后在海中扩散和流动。当你触摸晶体感应块时，演示台上的虚拟盐粒开始汇聚，并合成信息窗口，通过盐粒组成的文字、图像和短片介绍盐矿点的信息。

这个装置既富有知识性，也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品，其精致、唯美的表达彰显出了作品的独特魅力。我想这样的效果就应该是博物馆数字展所应该追求的吧。

最后我想说，博物馆的数字展示绝对不是博物馆实体展的翻版，它有自己的应用模式和传播规律，它比其他任何展览都更讲究创新性思维，那种将原来博物馆展览的内容不消化、不创新、不讲规律，只是通过数字化形式搬到展厅或者网站、移动端上的做法，只能说是还处在数字展示的较低层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