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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年，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的进程中，卒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营“（此处一般认为是在宁夏海原境内，所谓萨里川哈老徒就是以宫殿所在地地名命名的第二大斡耳朵，是第二皇后也遂夫人的主宫，也是可以移动的帐宫，因成吉思汗出征西夏也遂夫人陪同，所以把成吉思汗去世的寝殿称为“萨里川哈老徒行宫”，从发病到去世仅为8天时间，按当时交通条件，成吉思汗无论如何也回不到几千余里之外的客鲁涟河畔真正的萨里川哈老徒行宫去的），一生的彪炳功业就此谢幕，也将”大蒙古国“这份大大的遗产留给了他的儿子们。 （成吉思汗骑马像） （大蒙古国版图） 无论是蒙古语、汉语还是波斯语的史料，都记载了只有窝阔台才是成吉思汗生前提名的继承者，但窝阔台的大汗之路，仍然并非一帆风顺、无波无澜。 对窝阔台构成最大挑战的，就是他的幼弟、拥有“守灶子”（od-cigin）身份的拖雷。 （拖雷影视形象，黄智贤饰演） （拖雷，1193—1232，成吉思汗第四子，1227年成吉思汗死后，拖雷监国） 拖雷对汗位的权利要求的依据来自于为当时蒙古人所恪守的”幼子守产“的继承法传统，根据这一传统，年幼的儿子通常不需要像其他兄弟那样离开父母、独立门户，而是始终留守在父母的营帐中尽儿子的责任，同时在父母去世后继承其全部的遗产。这是欧亚草原自古以来一个广泛流传的传统，在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吉尔吉斯人、蒙古人乃至后来的哈萨克人、满族人种都有不同程度的存留。 尽管成吉思汗所留下的庞大帝国在规模、形式和复杂程度上，绝非构成普通牧人财产的庐帐和畜群这样的财产所能比拟，但是它同样是可供继承和分配的遗产，在家产国家的大背景下，它也必然受到传统遗产继承习惯法的影响。当大汗的权位等更高层面的政治权利作为遗产交接时，必然与“幼子守产”的继承法传统发生冲突，因为显然它们在此时并不是一致的。 这种冲突和干扰的直接表现，就是历史记录中的拖雷监国。虽然这一段监国的历史从理论上是因为按照蒙古传统窝阔台并不能如汉族封建帝王的继承制度那样仅仅根据先皇遗命直接继承大统，而必须经过忽里台会议（库勒台会议）的推选才能成为大汗，在这个空窗期，拖雷监国，可以理解为所谓“权知军国大事”，但是，拉施特《史集》的记载：
这和汉文史料《圣武亲征录》所谓的：
严丝合缝，若合符契。 拖雷的权利包括在父亲活着的时候留守大帐，在其身后继承其名下的全部人乎、土地和财产，他天然地与成吉思汗的“大营盘”、“大中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同时，此时的拖雷一直和母亲孛儿帖，即成吉思汗的根本大皇后呆在一起，所谓随侍于母侧并不是简单的孝道，而是进一步强调拖雷作为幼子拥有的权利。 （孛儿帖是成吉思汗的结发夫妻，这是2000年蒙古发行的邮票《蒙古帝国五大汗后》） 作为幼子的拖雷及其家族，在继承了其母亲的“份子”的同时，也继承了与大斡耳朵相关联的所有蒙古将领的身份隶属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这些蒙古将领都是他私人的臣仆。 窝阔台继承汗位的最大的合法性的保证是成吉思汗生前要求其兄弟们当面立下的推戴其为大汗的“文书”（khatt），所以当之后在忽里台会议上局面僵持时，支持窝阔台的一方一再宣读这一“文书”。这一文书的内容不详，但根据之后的汉文史料，应该就是诸王“世守藩服”的盟约；这和宣告对未来的大汗及其家族效忠和拥护的口头“誓言”（mucalka）一样，构成了选举大汗仪式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窝阔台在忽里台大会上被推举为大汗，但本次会议疑团密布） 窝阔台的优点是成熟稳重，但这个评价的另一个诠释就是平庸，而在蒙古本土的基本盘都已经在拖雷控制下，他自己只有4个千户和叶密立、霍博之间的领地的时候，成为大汗必须要求拖雷把蒙古本土中央兀鲁思“让给”自己，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最后，窝阔台当上了大汗，这里面确实疑团密布，蒙古文和其他语文关于这次选汗大会的资料少之又少，反而汉文中有一些蛛丝马迹，根据汉文史料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的记载：
撇开其中夸大耶律楚材作用的成分，其中的暗流涌动也昭然若揭，可能随着拖雷的意外死亡（一说为窝阔台毒死），这场危机才真正化解（搁置）。 考虑到伊儿汗国和元朝都是拖雷的儿子建立，所以明朝根据元朝留下的各类实录和《经世大典》编纂的《元史》和旭烈兀王朝时期编纂的《史集》，这一东一西两大“正史”都描绘了一个拖雷为了大局慷慨豪迈“让国”，拖雷自己又为了兄长作为替身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的美谈。 （崖山之战那年的蒙古帝国版图） 这些基于维持合法性的虚构和真实的暗战情形自然相去甚远，但是作为已经成为最后胜利者的拖雷子孙，自然也没有必要特地去抹黑那位对蒙古帝国毕竟没有大的过失的第二代大汗窝阔台。 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故事”，对于大家都是比较可以接受的一个说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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