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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我在厨房操作台上放了一只空玻璃罐，上面贴了一张标签“不准讲粗话”。我打算用这个东西阻止我的女儿们打破语言禁忌：她们要是讲粗话，就得往罐子里投进一美元。 而这个玩意儿对我也是一个约束。最近几个月，政局动荡压力俱增，害得我有时也忍不住说脏话。因此我保证我也要遵守拿美元立誓的规矩，以免女儿们跟我学坏。 这只是一件家常小事吗？也许吧。然而，诚如人类学家们一直认为的那样，不同文化界定“粗话”的方式是社会规范的晴雨表。而说到当今的西方文化，我们到底有（没有）讲粗话？这个问题还揭示出一些有关性别角色转变的有趣事实——以及这些性别角色转变带来的内部冲突。 要理解这点，可以关注一下加州州立大学(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语言人类学家芭芭拉·乐曼思特(Barbara LeMaster)所作的一些有意思的研究。她在2016年11月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的美国人类学协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会议上陈述了这些研究。近期，她考察了过去一个世纪美国男性和女性讲粗话的规律，借鉴了大量调查数据、历史记录和已发表的文献。 首先她注意到，大部分西方人说的脏话可以分成三大类：性、排泄物或宗教。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不足为奇：脏话有语出惊人的效果，就在于它们对规矩置若罔闻，而且百无禁忌。就美国文化而言，人们认为性行为、排泄物和宗教信仰分别是私密的、“肮脏的”和神圣的。因此在公众场合及/或无礼地谈论这些话题，会颠覆人际交往的边界。 但是语言从不会一成不变，脏话也不例外。当乐曼思特回顾一个世纪前男人们以及女人们的说话方式时，她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性别差异：男性发怒时会说那些跟性、排泄物和宗教有关的污言秽语（即跟现代的脏话相似）。然而，乐曼思特说，女人们则“有专用语”。她们在使用那些冒犯宗教的词语时，会用一种比较文雅的表达方式，比如“哦，天呐”或“我的老天爷”，以及另外一些不再被视为冒犯的表达方式，因为宗教已经失去了其在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这种差异出现的原因并不难发现：一个世纪以前，在众多生活领域中，男女分工明确，且理想的“女性特质”被假设为，女人应该是从属的、温顺的、唯命是从的。像男人一样说话——口气强硬、粗鲁——是被忌讳的。 如今，对于“可接受”的女性举止，人们的观念已然改变：女性可以成为政客、商界领袖、科学家以及新闻工作者。但她们仍旧不能享有与男性等同的文化自由；只要看看公众对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大加责难，或是人们形容女强人的惯用语“专横”便能了然。但是，随着女性的角色改变，人们对于女性谈吐的预期也发生了变化——而且仍在不断改变。 在观察当今人们怎么讲粗话时，乐曼思特发现，如今女性说出的脏词在数量上与男性不相上下，甚至可能更多。“女人们开始讲以往只会出自男性之口的粗话，不过男人们却没使用（一个世纪前的）女性用语。”同时，尽管与性、排泄物及宗教相关的词语在比重上有所不同，但这种差异现在既反映性别，也反映宗教和阶层。 这是件好事吗？很多读者也许会高呼“不是！”而因为我也是由自身所处的文化环境和各种偏见塑造出的个体，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也同样感到沮丧：我憎恨一个由“粗鄙”语言堆砌的世界，特别是如果我的女儿们也身处其中。 所以我才想出了脏话玻璃罐的主意。 可话说回来，骂人如今已成为一种机会均等的行为，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可喜的。争取到大骂“**你！”而无需（太多）道歉的权利从来不是女权主义的理想；况且比起当下女性正竭力应对的严肃得多的问题，这根本微不足道。但是，比人人都污言秽语更糟的是在文化上只准男人们口无遮拦。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语言应该是“性别盲”的。 所以，或许是时候让男人们学学以前女人们的谈吐，然后让我们所有人在感叹时只限于说“上帝”或“可恶”。这可能听起来过于温和或拐弯抹角。这甚至可能让我们在当今动荡时代气不打一处来。但是，当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突出的是，多一点文明礼仪、尊重和善意可能大有裨益——对男人和女人皆是如此。这甚至有可能有助于创建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 译者/偲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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