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东交民巷使馆群（区）之西班牙使馆

《清史稿·邦交》载：日斯巴尼亚，一名西班牙，即大吕宋也。明嘉靖初，据南洋之蛮里喇，是为小吕宋，樯帆遂达粤东。

及清咸丰八年，见英、法、俄、美立五口通商之约，遂与葡萄牙同请立约，不许。

同治三年五月，西班牙使臣玛斯复来请，并呈所奉全权凭据。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令玛斯在天津候旨。朝廷复命候补京堂薛焕莅津，会同崇厚与玛斯议约。玛斯援丹马、西洋各国进京议约之案。薛焕等以丹马等国虽在京议约，仍赴天津填写定约日期，不得谓之在京立约。玛使始允在津商办。久之，出所拟条款，有为各国条约所无者，而于驻京一节，立意尤坚。久之始议定，共定条约五十二款，专条一款。

六年四月，崇厚与玛斯始公立文凭互换。十年，穆宗亲政，各国请觐见呈递国书，日使与焉。自是岁沿为例。

光绪三年，日国因索伯拉那船遭风案，声称欲派兵船来台湾。福建巡抚丁日昌上奏，言：“西班牙属岛小吕宋之北，即连台湾之南，海中山势，断续相接，较之日本尤为迫近。本年五六月间，用兵苏禄，攻破其城，故有狡焉思逞之意。非亟加整备，速办矿务、垦务、水雷、铁甲船、轮路、电线诸举，无以图自强。”已而兵船不果来。

根据《出洋琐记》（蔡均著）记载：

1881年秋，他随同郑藻如由香港启程，乘船经由日本抵达美国华盛顿就任，并在三个月后，随郑藻如西渡大西洋，经英国首都伦敦与法国首都巴黎，到达了“日斯巴尼亚国都城”即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1882年5月-1884年2月，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中国公使馆“留驻”并“参赞使事”。

蔡钧属于近代中国最早一代的外交官，《出洋琐记》是他有关1881-1884年间先后在美国与西班牙担任外交官并环球旅行的个人记录，是有关1882年-1884年间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几乎唯一的中文记载，而且可能也是整个晚清时期中国人有关西班牙最详细的见闻记录，在晚清中国与西班牙关系史以及晚清中外关系史方面无疑是一部罕见的珍贵史料。

作为清政府驻西班牙公使馆的实际负责人，蔡钧平时除“酬应日国部院官绅”等日常业务之外，还“兼习日之语言文字，留心考究，多方学习”，应该说是一位勤奋而又有心的外交官。然而，由于不服地处南欧地中海沿岸之西班牙的水土环境，他“时患咯血之症”，屡屡“请假养疴”，到1884年初获准回国，遂由西班牙“力疾就道”，经过地中海、红海及印度洋，同年5月经香港“乃抵粤垣”。此时，距他出国已有三年，而他的出国与回国路线正好是一次完整的环球旅行，即其自序中所称“陆行数万里，水行数万里”。在1884年的中国，如此的环球旅行经历无疑十分罕见与难得。 

《出洋琐记》详细记载了蔡均“随使”美国，而后又赴西班牙并“留日都参赞使事两载”，最终因病回国过程中的见闻与经历。根据六个部分海外见闻纪略的记载内容，大体可以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出蔡钧“随使”美、欧两大陆并环球旅行的基本经过如下：1881年秋，随郑藻如由香港乘船启程赴美国，六昼夜后抵达日本横滨，并访问东京。复自横滨出发，经过十六昼夜航行跨越太平洋抵达美国旧金山，乘火车转赴华盛顿，时为1881年12月。三个月后随郑藻如由纽约启程，乘船航行“一万二千三百六十二里”抵达英国利物浦，并乘火车转赴伦敦。复自英国乘船西渡欧洲大陆，转乘火车经由法国巴黎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并奉命“留驻”，时为1882年5月。1882年5月-1884年2月，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中国公使馆“留驻”并“参赞使事”。1884年2月27日，由马德里启程回国。乘火车赴法国马塞港，复乘船经由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锡兰（今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于1884 年4月16日抵达香港，全程“凡三万有八百里”，即转广州回国。 

《出洋琐记》第二部分“日都风俗纪略”是对马德里及西班牙历史与社会风俗的介绍，首先指出西班牙“向与葡萄牙并为一国，号大西洋”，尽管“其势稍衰，然规制犹存，富强足恃，俗尚丰盈，人多豪爽，好奢靡，喜华美，其积习然也”，比较准确地揭示了西班牙历史与社会民情的特点。而后，相继介绍了“欧扒拉”（即opera, 歌剧）及歌剧院、“茶会”（即party）、“加非馆子”（咖啡馆）、“斗牛之戏”、“女子入场多戴面具”的“跳舞会”、“嘉那华会”（即carnival嘉年华）等风俗，还介绍了西班牙政府制度与政党、国会、贵族及君主制度等社会政治情形，其内容之具体与详细远远超过了匆匆过客的猎奇水准，充分反映出蔡钧对西班牙社会各个方面的观察与了解之全面深入。与黎庶昌著《西洋杂志》有关西班牙社会风俗的记载相比较（如“斗牛之戏”等记述），尽管在文字上要略显逊色，却在记录“斗牛之戏”的时间及票价（“每逢礼拜日甲正开演”、“椅位需银一、二圆不等，最下亦须半圆”）等细节方面，仍可以说是不无所长。 

蔡钧与黎庶昌作为一前一后相继驻扎西班牙的中国外交官，他们所留下的《出洋琐记》与《西洋杂志》两书应是近代中国最早一批有关西班牙社会风情的直接见闻记录，其中许多内容可以相互比较与参证。然而，黎庶昌著《西洋杂志》是有关他在英、德、法、西班牙等欧洲各国外交活动与相关见闻的综合记录，其中有关西班牙的内容约为14条，仅占其全部90条记述内容的15%。至于蔡钧著《出洋琐记》，除其欧美旅行部分外几乎全部都是有关西班牙的内容，在记录内容的丰富与详细方面可以说超过了黎庶昌的《西洋杂志》。

至少从目前来看，蔡钧著《出洋琐记》不仅是有关1882-1884年间中国与西班牙早期关系史实唯一与全部的中文记载，甚至可能是整个晚清时期中国人有关西班牙最为详细的直接见闻记录资料。 

【注：蔡钧《出洋琐记》；韩国藏本；〔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3－0154－09】

西班牙国使馆的设立：

1864年10月10日（同治三年），清廷与西班牙国在北京签署了有关建交和通商的条约。

1868年5月21日（同治七年），西班牙首任驻华公使克维度则已经抵达北京就任。

同年，在东江米巷靠近御河中桥（今正义路与东交民巷交界口）的西侧，东江米巷路北（相当于今天东交民巷25号的位置，现已拆除。）西班牙公使馆建立。

西班牙公使馆大门口

 1900年前各国使馆分布图：

其中“6”为西班牙公使馆所在地 

图片下侧坡顶建筑为西班牙使馆旧影像

1900年（光绪二六年）“庚子事变”中，由于西班牙公使馆位于东江米巷中段北侧，处于使馆区域“防御”界内“中心地段”，因此，未受到“庚子”炮火洗礼完整地保存下来。 

1900年“庚子事变”中使馆区防御示意图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国难时期，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组成的侵略联军，于1900年6月向北京进犯。

1900年8月14日凌晨，“联军”攻入北京并于16日“占领北京”。清廷不得不开启了与列强长达近一年之久的合约“谈判”。

西班牙公使馆：《辛丑条约》的签约地

西班牙公使馆是《辛丑条约》见证地

八国联军的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加上西、比、荷三国，由十一国列强公使组成，在共同商讨对中国的议和大纲，这个议和大纲是《辛丑条约》的蓝本。《议和大纲》由十一国公使将交给了奕劻，同时，列强要求清政府迅速答复。这份《议和大纲》共有12款主要内容。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奕劻在得到慈禧批准的情况下，在《议和大纲》上签字画押。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的李鸿章想尽快结束谈判。他代表清政府要求各国早日撤军，但各国的态度是，必须亲眼看到祸首的惩办，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否则决不撤兵。

在慈禧一口气似“砍瓜切菜”一样地杀了自己100多个大臣后，各国关于惩办祸首的风波才逐步平息。接下来，赔款的问题便成了中外议和的关键，这才是列强各国关心的最终核心。经过数月的反复磋商，双方就赔款总额最终被确定了下来：清政府共需向列强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海关税、盐税和常关收入作抵押担保。各国列强说，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

1901年5月26日，百般无奈的慈禧终于回电：各国赔款共四百五十兆，四厘息，着即照准。至此，议和大局已经基本形成。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政府与11国代表正式签订了《议和大纲》的“最后议定书”。因为这一年是中国农历辛丑年，所以该议定书被称为《辛丑各国和约》，简称《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签订后，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西班牙公使馆内：《辛丑条约》签约现场

说

关于《辛丑条约》的最终签约地为何选中西班牙公使馆？有如下几点说法：

1、 攻打北京的“八国联军”没有西班牙军队参与，故选定西班牙公使馆作为谈判之地，以示公平避免刺激清廷；

2、 列国使馆在“庚子战乱”中多少受到一些损毁，而西班牙公使馆几乎未受到任何损坏；

3、 由于经过刚刚结束的“庚子战乱”，列强心有余悸，而西班牙公使馆位于东江米巷使馆区的中心区域比较安全。

以上诸条仅为根据当时的各种因素所做的猜测，关于选定西班牙公使馆作为《辛丑条约》签订地的历史成因，尚有待更多史料的发掘和进一步的考证。

    

       西班牙公使馆内：列强的代表合影

图片：最右侧部分为西班牙公使馆

左为御河中桥（1900年后）

 1903年后，西班牙使馆建筑群落

（左上位置）

右下为西班牙公使馆（明信片） 

1908年11月15日（光绪三十四年）慈禧驾崩后

清廷官员到西班牙使馆报丧（老照片）

《辛丑条约》后，西班牙使馆的馆址并无扩大也未建兵营。使馆因年久失修，现西班牙使馆建筑群落已毁坏无存、全部拆除。

（图片部分来源 网络）

（全文完）

附：葡萄牙驻华公使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葡萄牙欲追随英法分享在华特权。

1862年，清政府的谈判官员对葡方做了全面让步，与之达成了《和好贸易条约》，值得注意的是条约第九条的含义为中国仅仅是向澳门派驻领事，这等于变相放弃中国对澳门的主权。但两年后换文时清政府及时醒悟没有正式批准才使得葡方企图没能得逞。 随后，中葡之间又有几次交涉，葡方均未能如愿。

1864年，中葡通商条约谈判未果后，葡萄牙一直找机会想与中国订立包括澳门地位条款的通商条约。

1868年８月，新任澳督苏沙曾向中方发出照会，建议重开谈判。但清廷主管外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已了解到葡萄牙早已没落多年的事实，根本无意与葡萄牙立约，承认葡萄牙占领澳门的事实，没有理会葡萄牙人的建议。

1886年，中英双方在香港商定对进口鸦片实行税厘并征办法以防走私漏税时，葡方走通英国的路子，由名为中国代表、而实际代表英、葡利益的英国人赫德居中斡旋，参加了这个本与葡方不相干的谈判。赫德不顾中国政府的意见，擅自同意了葡方的全部要求。

同年十一月，赫德派拱北税务司、英国人金登干赴里斯本参加缉私会议，继续谈判。

1887年3月 23日，清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派其助手金登干与葡国代表巴罗果美达在里斯本草签了《中葡会议草约》。

内容包括：“定准由中国坚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及其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定准由葡国坚允若未经中国首肯，则葡国永不得将澳地让与他国。”但草约未经两国正式批准。 同年七月，葡萄牙特命全权大使、前任澳门总督罗莎到达北京与中国政府展开“和好通商条约”的谈判，并坚持要将金登干与巴罗果美在里斯本达成的协议写进条约，以两广总督张之洞为代表的中国洋务派坚决反对，而朝中掌权官僚无视这些意见。

1887年12月1日，清廷与葡方代表签定了五十四款《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并于第二年的四月二十八日换文生效。

条约包括了上述草约的内容。腐败无能的清廷就这样轻易地将澳门“永租”给了葡萄牙。但条约中也有中国内陆与澳门间的边界未定界前维持现状不得改变、将来两国派员会订界址再立专约的约定。

由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葡萄牙殖民者借勘界之机扩大侵略权益，加之1910年葡萄牙国内发生了政治变化，中葡关于澳门的交涉中断，因此，澳门并没有一个条约依据的水陆界限，从这个意义上，《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是一个不完整的条约。

据《中国历史：晚清民国卷》（张岂之主编）记载：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称：“今当统一告成之际，应进一步而遵正当手续，实行重订新约，以副完成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之宗旨。”7月，外交部提出重订新约三原则：（一）届满期者废除，另订新约；（二）未满期者以正当手续解除而重订之；（三）旧约已满期新约未定者，另订临时办法处理一切。同时宣布了改订新约的方法、步骤，此后，改订新约运动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1928年7月10日，当时的中国政府外交部正式通知葡萄牙驻中国公使，条约已于当年4月28日期满失效。

1928年7月，首先订立《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接着签订了《中德条约》，与挪威、荷兰、瑞典、英国、法国订立《关税条约》，与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西班牙订立《友好通商条约》。

1928年12月27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公布了新订立的《中葡友好通商条约》全文，新约中并未提及澳门问题，由此表明双方都同意废除旧约，从此以后，中国有权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随时收回澳门。

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撤废领事裁判权问题照会英、法、美、荷、挪等国驻华公使，上述各国均未明确反对。

1930年，民国政府与日本订立新的关税条约，改订新约运动结束。改订新约运动中的主要问题是关税和领事裁判权，订立新约的国家都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与比、意、丹、葡、西等国订立的《友好通商条约》中均有这样的条款：“此缔约国人民，在彼缔约国领土内，应受彼缔约国法律及法院之管辖”，说明这些国家已同意取消领事裁判权。

1931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但实施日期一再后延。一直到抗日战争期间，不平等条约才得以废除。

葡萄牙使馆：

原葡萄牙使馆位于北京饭店后南河沿东、小帽胡同西侧的霞公府13号院内。

原葡萄牙使馆主楼建于院内的西北角，砖木结构，地上两层，建筑平面约为方形，东西和南北各长约21米。南面是花园。院内一条南北的通道直达主楼东门。

主楼有东、南两个入口，东入口为主，由东入口经前室进入主楼中央大厅并由此分别进入各房屋。大厅北侧正中央为楼梯，南墙有精致的壁炉，中间有双扇大门可由此进入南面的会客大厅，大厅北侧有高大精美的壁炉，南侧有折线形凸门外至前廊，下台阶可至南花园。

主楼内装修繁简有别，门厅内有高达2.7米的深色木墙裙，木楼梯雕刻精细，各室内均有壁炉或壁炉式的装饰。 

原葡萄牙使馆 

据记载：

原葡萄牙使馆主楼外貌端庄雅致。

使馆主楼的南立面为建筑造型重点。中部为凸出约8.5米宽、4米进深的高大门廊，四根大方形的砖柱直贯上下两层，中央开间宽大、两侧开间狭窄，形成明确的楼体中轴线。柱间二层平台栏杆与两侧敞廊栏杆连为一体。中央大前廊两边均为宽5米多的长廊，为仿文艺复兴式帕拉第奥手法设计制作，两侧饰以塔司干式小石柱，角柱顶部立有西洋古典花盆及垂带装饰。

 原葡萄牙使馆平面测绘图 

主楼的坡屋楼顶由托檐木向四周挑出延伸的屋檐，楼顶带有装饰的红砖烟囱高高伸出屋顶。一、二层栏杆均为西式花瓶式样栏杆。

东入口为内凹式门洞，台阶两侧立有塔司干式小石柱，东门上伸出波顶雨罩，门洞两侧墙角饰以隅石。

院内东南角上还有一坡顶红砖呈倒“L”形与主楼同期的建筑，均为原葡萄牙使馆建群落筑。约建成于1915年。

 （图片部分来源 网络）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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