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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之后,追问正义还有可能吗?

2017-03-24  啵啵老公

前几日,79岁的琼瑶阿姨发文交代身后事,支持子女用安乐死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那么,安乐死是否得到法律许可?一条命是否不如十条命贵重?代孕是否合乎道德?


随着迈克尔·桑德尔在哈佛大学讲授《公正》的公开课火爆全球,对于公正的追问才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并使人们尝试用理性思辨的方式来严肃对待这些与己切近又往往无解的难题。


而今天介绍的这本《追问正义》,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龚群教授探讨正义的最新力作,此书系统梳理了从古希腊直至现代的政治哲学家关于正义问题的考察,为读者建构了正义研究的思想史谱系。


本期微信选摘作者对于桑德尔的正义理论的解读,且看两位追问者如何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桑德尔之后,追问正义还有可能吗?



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 )是中文读书界所熟稔的社群主义者,虽然他自己更愿意承认他是一名共和主义者,社群主义不过是他人送给他的一个标签。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因《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而声名鹊起,《民主的不满》为其沉潜二十多年后的又一部力作。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中,桑德尔从社群主义的立场上对于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批判;然而我们感到,他给予世人从社群主义的立场方面所能正面把握的东西并不多,人们期待着他能够更多地阐明他的社群主义理论。桑德尔的《民主的不满》一书,从共和主义的衰落以及自由主义的兴起的历史,从历史与政治实践的维度,更深入地阐述了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实践对于美国公民共同体的侵蚀。并通过对共和主义的政治观的追述,清晰地表明了桑德尔自己的社群主义理论倾向。


桑德尔在哈佛讲授《公正》课程


《民主的不满》一书不是沿用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中的理论批判的进路,而是追述了美国建国之初以及建国以来二百多年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法律生活从共和主义向自由主义转变的历史,从共和主义的衰落以及自由主义的程序共和国的兴起,全面检讨自由主义公共哲学所形塑的美国政治生活。本书从美国史学、法学(宪政史)、政治学、经济学视域来展开叙述,因而这是一本视域开阔,论域广泛的重要政治哲学著作。本书以美国社会的政治实践、法学宪政实践以及经济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多方面的社会实践告诉人们一个严肃的事实:当代美国的政治生活或公共生活是程序共和国的政治生活或公共生活,然而,由于它远离了共和主义的理想,美国的民主以及美国人的自由都面临着困境。

 

程序共和国(Procedural Republic)是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mdel)的重要著作《民主的不满》的核心概念之一。何为“程序共和国”?程序共和国这一概念为桑德尔用来界定自由主义所塑造的公共领域与公共生活,因此,理解程序共和国这一概念,就必须联系自由主义对于公共生活的理解,尤其是自由主义对国家政治功能的理解。桑德尔指出,自由主义的公共哲学的核心概念是,“对于公民拥有的道德观和宗教观,国家应当持守中立。既然人们在最好的生活方式这个问题上各有不同的主张,政府就不应该在法律上支持任何一种特定的良善生活观。相反,政府应当提供一种权利框架,把人们尊为能够选择自己的价值与目标的自由且独立的自我。”遵从这种理念的公共生活,被桑德尔称之为“程序共和国”。


1787年制宪会议


政治中立性或政府(法院)在公民的宗教与道德判断事务上持守中立性,被认为是程序共和国即自由主义的公共哲学的核心概念所在。而政治中立性概念前提在于个人权利的优先性,即个人权利优先于政府之善或共同体的善观念。个人权利的优先性,是自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基本理念,洛克认为,政府存在的目的在于维护个人权利,因此,个人权利优先于政府而存在。强调个人权利对善观念的优先性,也就意味着政府不应在不同公民所持有的不同善观念之间进行价值判断,从而以政府的强力来支持某种道德价值,政府所应做的是在不同的道德与价值判断之间保持中立。与保护个人权利的中立性概念相适应的是,选择观念,即自由就是自我的自愿选择。桑德尔说:“个人权利的优先性,中立性的理想以及个人作为自由选择的、无负荷的自我的观念,共同构成了程序共和国的公共哲学。”换言之,程序共和国实质上就是指自由主义的自由观。

 

桑德尔指出,在美国建国之初,美国宪法就包含权利优先性的理念,但离程序共和国还有一段距离。这是因为,早期美国对于自由的理解,有着共和主义的自由与自由主义的自由这样两种自由观,并且在早期,是以共和主义的自由观为主导的。那么,什么样的自由观是共和主义的自由观?桑德尔指出,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即指在涉及权利与善的关系上强调共同善,同时这种共同善不是个人偏好的加总,而是良善社会或共同体的善观念,这种共同的善,是公民自治意义上的良善社会之共同善。其次,共和主义强调实现公民自治共同体上质量的重要。在共和主义者看来,某些质量或德性(美德)、归属感和承诺,对于共同体的善以及自治的实现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


美国宪法


共和主义政治把公民的某些道德或美德作为公共关注的对象,而不像自由主义者那样,认为公民的品德是公民个人的事情,在公民的不同道德价值之间持有一种中立的态度。桑德尔指出,依自由主义的观点,“我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我是权利的承受者,这些权利保障我免受多数人决定的强制。而按照共和主义的观点,自由被理解为自治的一个结果。我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我是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并且参与了支配其事务的决策……共和主义者认为自由与自治以及维持自治的公民德性具有内在的关联。”

 

因此,共和主义者也并非不承认公民享有权利,而是认为,权利是在共享的共同体中的权利,把公民德性与政治参与视为自由的内在要素。这样一种共和主义的自由观也就是社群主义的共同体自由观,它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近代以来可追溯到马基雅维里、卢梭以及黑格尔等人。这种自由观的核心是建构一个公民自治的共同体,为了建构或维持这样一个共同体,公民的德性(包括认同感、归属感)是关键性要素。公民德性的败坏也就必然败坏公民自治的共同体。

 

马基雅维利与《君主论》

毋庸置疑,桑德尔对于这样两类自由观的把握是准确的。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强调公民的德性对于公民统治的重要性,马基雅维里也指出,随着罗马人的品行的败坏和腐败日益加深,罗马的自由也就衰败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则要建构一个公民有着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共同体,卢梭不同于洛克,他要自愿结成共同体的人们把在自然状态下拥有的一切权利都交给共同体,而从共同体那里又得到它所给予的一切权利,而这样的契约行为就是要造就一个使得人们有着高度归属感的共同体。并且,人们通过一次性的契约行为以及政治体的运行中的公民投票形成公意,而服从公意也就是服从自由。


同时,卢梭强调,维持这样自治的共同体以及使得人们能够服从公意,最重要的条件也就是人们的德性。即在使得人们成为政治人的同时,也就必须使得人们成为道德人,获得道德自由。道德自由是从个体方面保障人们获得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也是维持共同体的共同善的内在条件。桑德尔追述美国历史上包括杰斐逊在内的先贤们,这些人对于自治的自由也有着同样的看法,并且尤其关注德性或美德。桑德尔说:“处于共和主义理论核心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自由需要自治,自治又有赖于公民的德性。在开国一代人的政治观中,这一观念分外突出。‘公众的德性是共和国的唯一基础,’约翰·亚当斯在独立前夕写道,‘对于共同善、公共利益、荣誉、权力与荣耀,必须有一种真实的激情确立在人民的心中,否则就不可能有共和政府,也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自由。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只有有德性的民族才能获得自由。当国民腐败堕落时,他们更需要主人。’”

 

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国独立战争时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对于共和主义的自由来说,这里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维持德行(德性)?就共和主义者或社群主义者的观点看,德行(德性)只有在一定的共同体中或一定的经济生活条件之中才能得到培育或塑造。桑德尔指出,公民身份不仅仅是一种法律地位,它还要求某些习性和质量倾向,如关心集体、关心共同善,对共同体的认同感等。而这些质量不能被认为是给予的,而应当被认为是培育的,并且需要不断培养。像家庭、邻里、教会、小镇以及地方政府这样的共同体,也就是培育人们的德性的地方。


桑德尔还全面检讨了杰斐逊的共和主义自由观,杰斐逊共和主义观点的中心就在于,农业经济是共和主义德行赖以产生的经济土壤,如果农业经济让位于现代工业经济,城镇生活让位于都市生活,那么,共和主义的德性也就必然衰落,这是因为,以往维持德性的共同体难以为继了。杰斐逊反对制造业和大工业的理由就是担心其滋生“道德堕落、依赖和腐败”。桑德尔以大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史料证明,随着美国经济从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和都市经济转变,随着凯恩斯革命和消费社会的到来,共和主义的自由赖以确立的经济前提不复存在了,以往的家庭、行业和小城镇共同体,不是性质转变就是不再起作用了,与此相应的是,自由主义的程序共和国的必然降临。

《追问正义: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龚群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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