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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是诚实的，他确实只写了自己“懂得的事”。他以尖锐但又不乏同情、冷静但又不乏诗意的方式叙写人物的灵魂——写他们的悲哀和卑微，写他们的愚 和粗俗。 契诃夫：他只写自己“懂得的事” 文 | 李建军 来源 | 《名作欣赏（上旬刊）》2016年第6期 在19世纪的俄罗斯大师中，契诃夫无疑是像托尔斯泰、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伟大的人，不同的是，他的伟大具有亲切、家常的性质，具有亲人一般温暖、朴素的气质。在契诃夫身上，你看不到任何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东西；相反，你感受到的，永远是诚恳而谦虚的态度，是忧郁而善良的情思。 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人总是有对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世界的渴望，总是有对现存的东西的不满的情绪……朝圣是一种很特殊的俄罗斯现象，其程度是西方没见过的。朝圣者在广阔无垠的俄罗斯大地上走，始终不定居，也不对任何东西承担责任。朝圣者追求真理，追求天国，向着远方。”他还准确而骄傲地指出：“宗教问题折磨着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关于生活的意义问题，关于从恶与苦难中拯救人、人民和全人类的问题在艺术创作中是占优势的问题。俄罗斯作家没有停留于文学领域，他们超越了文学界限，他们进行着革新生活的探索。他们怀疑艺术的正当性，怀疑艺术所特有的作品的正当性。19世纪俄罗斯文学带有宗教的性质，作家们希望成为生活的导师，致力于生活的改善。” 显然，契诃夫身上并没有其他俄罗斯作家那种强烈的宗教气质。托尔斯泰认为：“纯粹就艺术而言，契诃夫比他有才气。但契诃夫写作没有宗教精神，不引导人们走上真理之路。”从这一点上看，他甚至是反俄罗斯的。如果说别的俄罗斯大师都抬头仰望星空，更关心如何从宗教信仰的高度叙述灵魂的罪孽与拯救，那么，他则低头望着大地，深情地凝望着大地上的草原、河流，谛听着远处传来的夜鹰和鸫鸟的啼叫。平民的出身和早年的不幸，使他更关心世俗的现实生活，使他对生活中的残缺和苦难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对人性中的庸俗和丑陋，有深入的观察和认识。他多以身边世俗生活中的人生世相为写作材料，却能赋予它们丰富的诗意和人情味。他更感兴趣的是如何通过切实的手段，改变现实生活中那些“小人物”的教养和气质，因此，虽然他不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大师那样站在上帝之国俯视人间的苦难，但他仍然“引导人们走上真理之路”，在精神上仍然具有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俄罗斯作家最根本的特点，即关心“生活的意义”，“进行着革新生活的探索”，“致力于生活的改善”，“希望成为生活的导师”。同样，面对残缺和问题，契诃夫也向人们提出“怎么办”“怎么活下去”一类的问题，只是，他的问题多是此岸的，而不是彼岸的；是世俗意义上的，而不是宗教意义上的——假如想了解这一点，你只需读读他短小精悍的《我们的行乞现象》就够了。从严格意义上讲，契诃夫并不是一个哲学家，他缺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赫尔岑等人的学养和思辨能力。因此，在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那样的著作中，你很难找到契诃夫的名字。当然，这与他过早去世有极大关系。他四十四岁就离开这个世界，确实太早了——对于许多人来讲，那正是思想开始成熟的年纪。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爱伦堡才怀着高度的敬意和沉重的惋惜替他辩解：“安东·巴甫洛维奇总共活了四十四岁，最后几年，在重病中，住在雅尔塔与世隔绝。（四十四岁时托尔斯泰还没有开始写《安娜·卡列尼那》，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没有开始写《罪与罚》，冈察洛夫还不是《奥勃洛莫夫》的作者。如果斯丹达尔四十四岁时便死去，那么他只会留下《阿芒斯》和几篇论战性的文章）。” 没有拯救世人的宗教家的痛苦，没有洞明世事的哲学家的激情，年轻气盛的契诃夫只将“艺术”当作自己的宗教。他毫不含糊地表示必须在“艺术家”和“专家”之间划出一条明晰的界限。他在1888年10月27日写给苏沃林的信中说：“艺术家呢，应当只评断他自己懂得的事；他的圈子跟其他每个专家一样的有限制，这是我一再说过而且永远这样主张的……您要求艺术家对自己的工作要有自觉的态度，这是对的，可是您混淆了两个概念：解决问题和准确地提出问题。只有‘正确地提出问题’才是艺术家必须承担的。” 契诃夫是诚实的，他确实只写了自己“懂得的事”。他以尖锐但又不乏同情、冷静但又不乏诗意的方式叙写人物的灵魂——写他们的悲哀和卑微，写他们的愚 和粗俗。正像伍尔夫所说的那样：“他对于心灵极感兴趣，他是人与人关系的最精巧微妙的分析者……这些小说总是向我们揭示某种虚伪做作、装腔作势、很不真诚的东西。某个妇女陷入了一种不正当的关系，某个男人由于他的不人道的环境条件而堕落了。灵魂得病了；灵魂被治愈了；灵魂没有被治愈。这些就是他的短篇小说的着重点。” 她说：“的确，灵魂就是俄国小说中的主要角色。在契诃夫的作品中，灵魂是细腻微妙的，容易被无穷无尽的幽默和愠怒所左右。” 其实，她还应该指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契诃夫所写的虽然是纯粹现实生活中俄罗斯“小人物”的“灵魂”，虽然比其他俄罗斯大师笔下的“灵魂”具有更多的世俗色彩，但也似乎更贴近大地，更令人觉得熟悉和亲切——就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说，谦逊的契诃夫在另一个向度上改变了俄罗斯文学的精神气质，丰富了俄罗斯文学在心情态度上的内在构成。不仅如此，契诃夫在提高小说的写作技巧和修辞水平方面，为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做出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贡献。英国小说家毛姆说：“今天，没有一个人的小说在最好的评论家心目中占着比契诃夫更高的位置。事实上，他已经把所有的小说家都挤到一边去了。赞赏他，是你有鉴赏力的证明；不喜欢他，就等于承认自己是外行，是庸人俗子。他的小说自然而然成了青年作家的典范。”他说的没错，契诃夫的小说的确是达到完美境界的“正典“（Canon），而包含在这些作品中的经验，则是人们正确地写作的方法和奥秘。 作者简介：李建军，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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