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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埃及—西亚—希腊(2):早期两河流域(第一卷)

 金色年华554 2017-03-25
如果说古埃及的发展轨迹大致以统一为主的话,那两河流域的政治道路则显得过于辛酸和曲折。从公元前31世纪左右起两河流域(主要是南部)内便发展起了众多城邦国家,其中并未出现较为强大的一个或两个,而是数个城邦同时强大,谁也无法取得绝对优势,于是两河流域间出现了一种常见的政治平衡,即几个大邦之间进行博弈,共同主宰本地区的小国命运。类似情况在世界各地区历史上都有出现,近者如中国的春秋战国,远者如一战前的欧洲局势。在相互对抗中,一些强大的城邦曾一度组建了南北两个军事同盟相互对峙,但这种状况并没有影响两河流域的发展进程。直到公元前24世纪,一位出身卑贱的外族混血儿篡夺了一个强邦的权力,然后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最后一统了两河流域地区,此人即两河流域的第一位“共主”——萨尔贡一世,他所建立的王国即赫赫有名的阿卡德王国。

  历史上阿卡德王国的威势一度超出了两河流域,阿卡德及其子孙都曾对伊朗高原、小亚细亚和黎巴嫩等地区,降服了这些地区的各种半开化国家、部落、族群,野蛮征服的同时将苏美尔人先进的文化带到了这些地区,间接推动了这些地方的文明发展,进而促进了整个西亚地区的开化。

  但是,阿卡德王国残暴的民族政策和奴隶政策都使得统治阶级与本国民众和被征服民族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萨尔贡一世晚年就一度被起义的平民和奴隶包围在了都城内不能动弹,他去世100年后,新登基的国王纳拉姆·辛曾一度中兴王国,阿卡德势力再次膨胀,但在此时王国已经显现出衰败的端倪了。纳拉姆·辛去世25年后,他的嗣位者死于了一场宫廷政变,从此王国彻底大乱。到公元前2191年,来自东北山区的游牧民族库提人终于灭亡了阿卡德王国,从此两河流域地区再次大乱,曾经被萨尔贡及其后人压制的地方势力再度兴起,城邦制度再次复苏:此时距萨尔贡的统一,仅仅180年时间。

  然而,由于库提人本身来自落后的山区地区,入主两河流域后也没能积极吸收先进文化,于是他们失去了历史赋予其发展的机会,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停留了70年后即被当地人赶走。赶走外敌后,两河流域城邦之间再次开始了新一轮的竞争,最后由乌尔邦的国王乌尔纳木摘得了桂冠,于公元前2113年统一了南部两河流域,建立了本区域的第二个统一王国,即后世所称的乌尔第三王朝(一、二王朝存在于阿卡德王国建立前)。

  乌尔第三王朝的武功似乎不如阿卡德王国强盛,盖因此时的国际环境已大不如之前。萨尔贡时期,整个西亚几乎只有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进入了文明时代,所以他们在面对其他民族时占有绝对的优势。然而,至乌尔第三王朝时,两河流域附近已兴起一系列文明部落,虽然规模不大,但毕竟摆脱了野蛮时代;再加上一些采用了先进武器的游牧民族时常在附近游弋,乌尔第三王朝所面临的外患压力是非常大的,终其灭亡也未能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外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王朝会比阿卡德王国有所退步。恰恰相反,乌尔第三王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对内统治上获得了较大成功,青铜器更加普遍使用,水利网进一步扩大和改善,农业上还出现了带播种器的犁具。除此之外,商业活动更加频繁,商品种类大为增加,公认的一般等价物——白银也已广泛使用。总而言之,全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政治方面,乌尔第三王朝大大加强完善了国家机器,直接将城邦削弱为了地方行政单位,国王大权独揽,地方旧贵族遭到严重打击。除此之外,乌尔第三王朝还剥夺了神庙的宗教地位,规定神职人员必须接受国王任免,接受国家俸禄,并以神庙经济的受益向国家缴纳贡税,这又大大打击了宗教贵族的势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乌尔纳木在位期间颁布了已知的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法典——《乌尔纳木法典》,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自己的政权、教权、军权地位。虽然在今天看来这部法典实在过于简单,但是,以成文法典的形式规定国家权力和社会规范的形式正是从这部幼稚的法典开始,进而不断延续、完善,直到今天。

  然而,对内控制的加强并不能解决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相反,正是由于乌尔第三王朝的暴力手段,王国内的下层人民境遇不断降低,自由民破产而成为奴隶的人数也不断增加。除此外,王朝无力发动对外战争来转移国内阶级矛盾,结果必然是使之膨胀于国内:有限空间内的无限燃烧必将导致爆炸。王朝建立110年不到后,公元前2006年,乌尔第三王朝亡于东面伊朗高原的埃兰王国和西面迁徙而进的阿摩利人(具体为埃兰王国所灭),随后两河流域第三次陷入了分裂状况。

  埃兰人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文明古国,其起源时间疑似与苏美尔文化同时,但遗憾其文化并未能向外拓展,最终灭亡在了其出生的地方,这些我们暂不赘述。埃兰人进入两河流域后并未能停留,随后不久便撤出了平原,但没有过多文明基础的阿摩利人却留了下来。阿摩利人进入两河流域时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但它们牢牢抓住了历史给予的机会,迅速吸收了苏美尔-阿卡德的文化,建立了一系列的阶级国家。至此,苏美尔的文化传承了下来,而苏美尔人却退出了两河流域的政治舞台,以阿摩利人为主体的新一批的城邦国家开始了又一轮的政治军事角逐,这一过程足足持续了200余年,最终在公元前18世纪初时被一个本是小邦的王国夺取了胜利,从而建立了两河流域一个新的统一王国,史称古巴比伦王国,后世亦以其建立者名字将其命名为——汉谟拉比王国。

  尽管汉谟拉比建立的新王朝似乎较阿卡德王国和乌尔第三王朝都要更为强大:对内方面,国内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规模都有了更大的发展,国家机器更为完备,军事力量更为强大。但是从根本上讲,新王国与其前辈之间并无质的区别。尽管新颁布的、达到了公元前16世纪前古代世界法典最高峰的《汉谟拉比法典》已近乎完美(它几乎规定了王国内部的所有公共事项,包括诉讼程序、盗窃、军人份地、租佃、雇佣、商业、高利贷、婚姻、继承、伤害、债务、奴隶等各个方面,总计282条),尽管王国的人民已经被井井有条地限制在了严格的三级等级制度内,尽管古王国的君主们所戴的神权桂冠比阿卡德和乌尔的国王们都更加显赫(汉谟拉比甚至自称为“众神之王”),尽管汉谟拉比手下有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和常备军集团供其驱使,但是,古巴比伦王国终究只是西亚地区一个历史时期内所能达到的最高文明,它虽然较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来得更猛烈、更完善,但它却着实没有超越前面二者所在的界限,而最后在西亚打破这一界限、完成历史性飞跃使命的,将是汉谟拉比王国卧榻之侧的另一个民族——而且,时间不远了。

  公元前1595年,陷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之间的古巴比伦王国终于亡于此民族之手,而随后不久,人类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本章完。

  【附】

  图3.1 早期苏美尔文明

  


  图3.2 阿卡德王国时期的中东局势

  


  图3.3 古巴比伦王国与汉谟拉比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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