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0年，魏帝曹髦在与司马氏的博奕中失势被杀。在混乱的局势中，一个老者站到了漩涡中心。这次博奕，关乎一个王朝的兴衰，关乎一个家族的存亡，是唱挽歌还是唱凯歌，他必须做出选择。 影子人生他是司马孚，生于汉末，是司马懿的三弟。少年的他俊朗多才，随父兄一起奔波，选择人生也被人生选择。最后，他停止了漂泊，和哥哥司马懿一道，留在了曹魏阵营。 司马孚先是辅佐曹植。这个恃才傲物的坦荡君子不懂韬光养晦，好在沉稳的司马孚时时进谏，充当他的镜子，让他能及时看出自己的浮躁和矫情来。后来，司马孚又和哥哥司马懿一道辅佐太子曹丕。曹丕宠信司马懿，爱屋及乌，对司马孚也青眼有加。 曹操去世，朝廷一片混沌。司马懿很快澄清了这池浊水，因为他知道，他的身后站着弟弟司马孚。有弟弟断后，他才能心无旁骛地向前冲。 此后，魏国在鼎立的三国中率先称帝。而司马家族，也随着曹魏帝国的冉冉升起而蒸蒸日上。之后伐蜀、伐吴，司马懿和司马孚联袂，将魏国打造成了坚挺无比、顾盼自雄的帝国。 但在皇帝乃至众人心中，司马懿才是这个家族乃至整个国家的灵魂。他是政治家、军事家，他的决策、他的谋断，成为经典、成为教科书，令人或咬牙切齿，或口齿生香；而司马孚，只是一颗棋子，在司马懿举轻描淡写的手指中，掂起或放下。魏明帝即位后，要提拔司马孚，他考察司马孚的标准就是“有兄风不”？等听到“似兄”的肯定回答，才踏实下来。 对这种普遍的认知，司马孚却处之泰然。不是他超脱，而是他的心中，除了政治评判，还有另一套价值体系：德行操守。正是这种气度和胸襟，将他与乃兄、政治家司马懿区别开来。 公元239年，魏帝曹芳继位，大将军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一开始，两人还齐心协力，但很快权力开始失衡：曹爽锋芒毕露，独断专权；司马懿却不动声色，养精蓄锐以待一招制敌。 司马孚也沉默着，但他的沉默不是为了爆发，而是退守：以自己完美的道德操守为铠甲，抵御四面八方的暗箭，坚守司马氏最后一块道德净土。 十年后，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曹爽一党全盘覆灭。司马孚也是参与者之一。和曹爽的对弈，是两个家族的权力角逐，他别无选择。多少年来，他只是一个黯淡的影子，从未走出过哥哥司马懿的光环，虽然他仅仅比司马懿小一岁。 脱“影”而出剧版司马懿 公元251年，司马懿病死。一个时代结束了，但司马氏代魏的进程却没有停滞，反而愈加迅速——侄子司马昭兄弟正奔跑在通向新时代的康庄大道上。 此时，司马孚已年愈古稀。现在他是司马氏硕果仅存的德高望重的长辈，却依然没有决策权和话语权。他无法中断哥哥多年前启动的这个历史进程，因为他一直都被摒弃在权力中心之外。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为曹魏效力，多一点，再多一点。东吴伐魏，司马孚任督军，诱敌深入，挫敌锐气，找准时机，以精歼疲。蜀将攻魏陇右，也是司马孚坐镇关中，统帅军队，最终指挥部下将其击退。 吊诡的是，司马孚的种种努力没有为曹魏带来福祉，却指向一个他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司马氏家族更荣耀，更坐大，更有资格和能力成为曹魏的掘墓人。 公元260年，魏帝曹髦和大将军司马昭的矛盾进入白热化。曹髦铤而走险，带领数百名卫兵和奴仆，攻打司马昭，结果刚走到宫门就被司马昭的手下杀死。一个皇帝非正常死亡，百官却噤若寒蝉。没有人敢挑战司马氏的淫威和耐心。奔丧的只有陈泰和司马孚。 尚书左仆射陈泰是司马懿的亲信，曾劝降过曹爽，但对曹髦之死，却亮出了自己的亲魏立场，不久即呕血而死。80岁的司马孚则抱着曹髦，痛哭自责：“杀陛下者臣之罪。”他甚至上奏太后，要揪出主谋。 其实他当然知道主谋是谁，也知道太后不会傻到去揪，之所以这样做只是极力保持一种清白的姿态：将自己和侄子们区别开来。哥哥司马懿虽有野心，却隐忍不发，没有超出自己的底线，自己才心甘情愿做他的影子；而侄子司马昭则毫不掩饰这种野心：加九锡，假斧钺，剑履上殿。这超越了司马孚所秉承的忠臣教育。这种人和自己越撇清越好。 只是，他虽然感到了危机，却无法化解危机。在家族与皇权的对峙中，他矛盾重重，如坐针毡：一方是血亲，一方是君父，他不能选择，只能战战兢兢作壁上观。司马氏威慑群臣，他观望；司马氏废立皇帝，他观望。 扯去伦理道德的遮羞布，司马氏家族变得毫无顾忌，裸奔在公元3世纪的旷野上。公元265年，侄孙司马炎终于堂而皇之地称帝。魏帝曹奂被废为陈留王，迁往金墉城（洛阳城西北专门关押被废的皇帝、皇后的小城）。 通往金墉城的大道上，曹奂看到了新朝皇族司马孚。司马孚是来送行的。此刻，他再不能暧昧地作壁上观，他必须表明立场：我是来为谢幕的曹魏送行的，更为自己。握着曹奂的手，他对废帝也对自己发誓：“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 这是司马孚的抉择。他终于摆脱了司马氏的阴影，做了一回真正的自己。不过，这种抉择，使他的处境微妙起来。 皇族遗民西晋以非常手段夺得天下，不好意思以忠治国，孝，便成了治国之本。司马孚德高位尊，是皇族的忠厚长者，也是西晋的功臣。既然晋武帝的爷爷和父亲已逝，硕果仅存的叔爷爷司马孚就当仁不让地成了他秀孝的道具：封为安平王、树为全国道德典范、增其薪俸、允许他坐舆车觐见……除此之外，晋武帝还降阶迎拜，亲手奉茶水伺候。作秀做到这种地步，真难为他。 对皇帝的这种姿态，司马孚没有受宠若惊，反而更加忧患。不是他清高矜持，不想享有这种特权，而是，这种特权会加重负疚感：他是魏之纯臣，却是晋之宗室。他也不能公然背叛晋朝。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身在西晋心在曹魏。因此，他的目光，从未远离过金墉城—那里，一个被幽禁的叫曹奂的青年，是他内心永远的痛。 这种胳膊肘往外拐的做法，使司马炎如刺在喉，却不能形于颜色。于私于公，司马孚都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他只能听之任之。 终于，公元272年，93岁高龄的司马孚去世，一个过渡的时代结束了。 死前，司马孚立下遗嘱，安排自己的身后事，不仅嘱咐子孙如何办理丧事，还对自己的一生盖棺论定：“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典故虽拗口，意思却明晰：曹魏失天下，匹夫有责；但自己尽力了，问心无愧。 金墉城里，26岁的曹奂痛哭失声：魏朝的最后一个遗民作古，魏朝真正寿终正寝了。 晋武帝却松了口气，一块沉重的石头终于落地了。当然他不会忘记榨取司马孚最后的利用价值，又大秀了一把孝心：赐钱赐物，亲临追悼会，做不胜哀痛状。 没有司马孚的日子，晋武帝游戏人生，快意恩仇，再也不用违心地作秀了。司马孚去世后不久，皇帝便恩准其孙继位为安平王。但四年后，其孙病逝而无子，虽然他有诸多兄弟与侄子，但在晋武帝看来，那个叫做安平的诸侯国，实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维稳专家西晋代魏，是司马氏家族几代政治积累的结果，从司马懿、司马昭兄弟到司马炎，无一不在进行家族政治资本的滚动积累，甚至司马孚自己，也曾参与其中：内诛曹爽、外伐吴蜀，资本像雪球滚动，等他意识到可能引起山崩时，已回天乏力了。 东汉末年，士风凌厉，伦理失衡，家族利益有时要高于国家利益。司马孚努力维护家族的既得利益，就是如此。但他同时又将君臣节义视为神明。因此，他为曹髦奔丧，枕尸而哭；为曹奂送行，信誓旦旦，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和家族的感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这种两难选择带来了喜剧性效果。 魏晋交替，乱世风云变幻。群臣虽慑于司马氏的淫威，不敢明确反抗，但暗流涌动，腹诽的不少，尤其是魏的一些宗室姻亲，既然不能赶尽杀绝，就成了西晋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这些宗室姻亲并没有实力，甚至也没有光复曹魏的想法，但他们大都需要一个说法，一个堂而皇之的、让他们心平气和的说法。 这个说法，司马孚为他们讨到了。 他以宗室元老的身份，却力挺前朝，大唱红脸，替他们出了一口鸟气。于是涌动的暗流一泻千里，心有不甘变成了听天由命，为西晋的远航疏通了河道。 对自己家族，司马孚也做到了仁至义尽。司马氏几度废立皇帝，他并没有站在其对立面。他左右不了政局，也左右不了家族的政治走向，但他能左右公众舆论和百姓的口碑，从而为名声扫地的司马氏挽回了些许面子和人望。 在新朝皇室和旧朝遗民两种角色中纠结，司马孚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但这种两难的处境无意中成全了他：在草莽乱世，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维稳着动荡不安的政局，让一场场政治和人性的危机消解在太康盛世的春风花雨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