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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松摄影作品 老人与海 文/严彬 德高望重的周先生突然去世了，大家都来怀念他，报纸上都在说起他从前做过的事情，在数学、经济方面的研究，在文学和语言学方面的开拓性成就，甚至在他漫长的晚年，周先生开始专注于哲学研究，成为一个哲学家。 人们纪念他的成就，怀念他生前的故事。一张他戴着乳白色瓜皮小帽在地里劳动的照片被翻了出来，照片上他开口大笑，露出两排牙齿，让人忍不住也跟着他要笑起来才好，看上去真是开心。 那是在他刚刚进入晚年不久，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半个世纪以前，一个现在看来一半荒唐、一半大多数人又觉得并不难过的时期。那时这个国家举国充满实验性和高涨的热情，人们辛苦劳动，休息时排练几支集体舞，外国的考察团和新闻记者也常常出现在各个角落和各个领域，不少国家的青年人羡慕这种东方生活--当然，这是后来人们才知道的事，当时并不知情。周先生那时已经完成了他在语言学方面最为突出的成就，即将休息数年。 四处是周先生的消息，但氛围并不算凝重，也不悲恸。人们追忆、怀念和重新学习周先生的人生和创造性的成果，一篇篇近万字的长文章流传着。只有一张白发老人被搀扶着在周先生像面前痛哭的照片出现在新闻纸上，才让人感到一丝悲意。那是周先生的一位女婿，而他的几位子女都已相继离世，不在了。周先生几乎是独自过着日子，偶尔有新闻记者和老友去采访他，去看他，有时候听到一点他的信息，“百岁老人周先生又出新书了”，“周老先生要过一百一十岁生日了”——成为百岁老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对于周先生，所有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仿佛都已经习惯了不时听到一些他的新消息。 周先生离开了，可他甚至还没有被哀悼，没有提及比如“伟大”或“大师”之类的话。 我将周先生不在了的消息告诉了钱先生。钱先生微微顿了一下，才又哦哦了两声，“他也不在了啊”。钱先生说。我说，是啊，前些天的事情。和周先生相比，钱先生过着更为安静的日子。他们两人算是朋友，我也都认识，偶尔去拜访他们中的一位。周先生做过很多事情，多个领域中有他的名字，而钱先生一直在做文学。我们又聊了几句关于周先生的话，钱先生声音不大，语速中等，却很清晰。 我们坐在屋里，钱先生坐在他的绿皮白底单人沙发上，他的单人床就摆在屋里，墙的一角。阳光照了进来。我问起钱先生的近况，过得怎么样。钱先生说，我也往生几年啦。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带着一点激动，大概因为听到周先生消息的缘故，却又像在说起一件昨天的、别人的事情。 “您——也不在了——” 很久我才反应过来。我竟不知道钱先生也不在了，也才想起，似乎真的很长时间没有见过他了。 “我的身体一直还好，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只有一点高血压，注意着饮食，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医生还说，我能活到一百二十岁--当然怕是开玩笑了。我没有想过要活那么长久。你也知道，我老伴也在，我们身体都还算可以，互相搀扶着，时常出来转转，大多数时候，我们待在各自的房间里，做自己的事情。你看，我这间老房子啊，一天里有几个钟头能在书桌旁晒带太阳--” 钱先生挪了挪身子，朝着书桌的方向指了指。我正好也借着捏了捏自己的肩膀和腰。下午的时光渐渐过去了，我想已经接近四点了，太阳已经从桌上移动床上，照着钱先生的床和墙壁，发出白色耀眼的光。我忽然想起，聊了很久了，是不是该告辞了。可钱先生似乎谈兴正浓，他接着又说了起来。 “我和淑芝(钱先生妻子的名字)在这里住了几十年，你是知道的嘛。我们身体也好，都还有一点自己的小趣味，不至于去打扰别人。她写她的小说，有时候弄一点花草，我们还自己做饭。我呢，我也没有闲着，小说很多年没有写了，近年在翻译两位法国作家的作品，他们都是我从前的朋友，都已经不在了。我翻译他们的作品，自己当然是喜欢了，我也在想，是不是可以让更多人读到。我年纪大了，年纪很大了，心力又似乎没有淑芝那样好，长篇小说是写不动了。有时候我们一起去外面晒晒太阳，屋里也不冷，你看着墙，旧是旧了些，保暖功能还很好，又能晒到太阳，秋冬之间都很暖和。” 我听着他说，心里觉得很好。钱先生原来早已不在了，我一时没有回忆起来，也没有觉得很久不见。可钱夫人离世的消息我们是知道的。钱夫人不在了的那些天，我回想起来，人们确实说起，她终于是跟着钱先生一起去了。 唉！你瞧我这记性。我拍了拍自己的头，自己笑了起来，又抬头看着坐在那里的钱先生。他当然不知道我在笑什么。恍惚之间，我想起前阵子读过的一篇小说，说起一位流浪汉回到家乡，去寻找他的父亲。他走进村子，一切都如往昔，他碰到的几乎也是认识的人。他问起他的父亲，才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世了。可人们又指出了他父亲的方向，要他沿路走，也许能找到他的父亲。沿路是黑白的树、石头和平原，这位流浪汉的一位同父异母的兄弟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他面前，为他引路。 而他的这位兄弟，据说也早已经死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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