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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电影《萧红》引出了对这位女作家短暂与传奇一生的重新注目。她的两段婚姻也被热议。 毁或者誉，要建立在史料真实的基础上。牵扯进这段公案的骆宾基后人已经指出了这部影片的几处硬伤。 我曾经采访过萧红第二任丈夫端木蕻良，当时写成的稿件仅供海外。现在重新翻出当时的笔记，希望为还原历史、研究萧红多提供一个方面的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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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资料图) 一、 那是23年前的一次专访。 应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的邀请，端木蕻良先生将于1990年1月10日到香港访问，有关方面已安排好了在港期间的全部活动日程。而端木先生也办好了护照、机票。不料1989年底一场肺炎击倒了这位78岁的老人，访港计划不得不推迟。 我对他的采访是在中日友好医院康复病区VIP病房里进行的。 端木先生坐在一只沙发上，清瘦儒雅，气色还好。几年前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使他讲话有些吃力，不过吐字清楚，带着几分东北乡音。 他抬手张开五指强调：这已经是香港方面的第五次邀请了。我也四十年没有旧地重游了。 他说：我多年的愿望就是回香港看看老朋友，看看我过去住过的地方，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紧接着，话题就直奔着端木老人最牵挂的事情去了：我看到香港有些材料说法不准确，比如说我和萧红刚到香港时就住在九龙乐道八号，其实我们先住在金巴利道诺士佛台街，后来才搬到乐道八号二楼。这些地方我都想再去看看，不知老房无恙否?听说乐道那一带已经成为港九最繁华的地区了!” 端木蕻良先生上个世纪40年代曾经两度赴港，与香港文学界自有一段“不了情”：他主编的《时代文学》被公认为香港当代最重要的纯文学杂志之一;他个人的主要作品《江南风景》、《新都花絮》都是在香港居住期间完成的。 至于1940年1月17日至1942年1月22日，他和萧红在香港的共同生活，更是留着一些已解与未解之谜。端木先生告诉我：他已经准备好赴港讲学的一个题目：《我和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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