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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晚上，北林初见文学社邀请呼延云来讲推理小说，koko有幸参与。 呼延云是谁呢？国内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代表作《黄帝的咒语》《真相推理师：嬗变》等，自称：“中国会写推理小说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我。” 国内原创推理并不被看好，推理杂志只有两家，《最推理》和《推理世界》，而《最推理》已于去年停刊。这次，呼延云和大家梳理了推理小说的历史，并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原创推理能迎来黄金时代吗？
原创推理小说为什么不走运？ 呼延云开篇讲萧乾。 1946年，《大公报》驻英记者萧乾在欧洲游历7年后回到上海，任复旦大学英文系和新闻系教授。他在《上海文化》杂志第十期上发表文章《侦探小说在华不走运论》。 文章写道： “中国尽管有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在中国最近是不会走运的，唯恐写通俗小说的朋友们在这上面下了注。” “正如集中营是法西斯的产物，侦探小说是只有英美那样国家才会风行……在没有捉到真凭实据以前，侦探就得眼睁睁看着这个凶手晃来晃去，而侦探要沐风浴雨伫立在街角，谛听、窥视，企图抓住一滴滴实证。何不先当嫌疑犯抓了去，若不肯招认，打他一顿完了吧！无怪读者认为侦探小说全是矫揉造作，缺乏真实性了。” “每天报上我们看到多少嫌疑犯被捉，有时遇到了重案，捉的人数可多至几百。在这情形下，当然没有侦探活动的余地，硬要写侦探小说，当然是勉强做作了。我奉劝迎上头去想赶上英美侦探小说的朋友们，先逼逼我们的司法行政！” 从1902年《新民丛报》十四号上推介侦探小说算起，侦探小说进入中国44年了，然而侦探小说的地位依然很低，只有胡适一个人表示过关注。张天翼、吕思勉写过，但后来都讳莫如深。 1946年《新侦探》杂志第十六期，程小青写了《侦探小说真会走运吗？》： “侦探小说的基点建筑在人类的好奇心或求知欲上，它提供一个神秘的疑问，用着引人入胜的技巧，逐步分析，逐步推阐，欲擒故纵，盘旋曲折，以达到最后的满意的解释。解释疑问的要求是人类天赋的本能……所以侦探小说在中国也一样应该走运的。” “中国侦探小说之所以不走运，是由于传统的定于一的思想拘束。” 陈小青1893年出生于上海南市淘沙场的贫民窟，很早就辍学，饱尝人间疾苦。坎坷的经历使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知远比长年旅居海外的萧乾深刻，在他看来，侦探小说在中国的不走运并非法制社会不健全，而根本就是文化土壤的问题。国民不善于独立思考，不具备科学精神，是侦探小说不走运的根本原因。 呼延云认为，质疑是推理小说的基本点。
古典侦探小说黄金时期 侦探小说之父——爱伦·坡 爱伦·坡是不世出的天才，其大部分小说都有浓郁的哥特风格。代表作有《毛格街血案》《玛丽罗热疑案》《被窃之信》《金甲虫》等，1849年去世之前，爱伦·坡说，：“我可以花一个世纪等待读者”。 柯南·道尔 柯南·道尔，是福尔摩斯的潜台词。他对侦探小说贡献巨大，其小说的故事结构、推理手法给该类题材的小说树立了范本，《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可谓是开辟了侦探小说历史“黄金时代”的不朽经典、演绎至今。
阿婆 阿加莎·克里斯蒂被读者亲切称为阿婆，在推理小说本身的模式上开创巨大：ABC案件中的混淆动机、无人生还的暴风雪山庄、东方快车的心理悬疑、马普尔小姐的乡间别墅派、尼罗河惨案的逻辑流。
奎因 笔名“奎因”是指表兄弟曼尼·李和弗雷德里克·丹奈。1928年，两人参加侦探小说有奖征文大赛，历时3个月写出了《罗马帽子之谜》。随后作为推理小说家出道。如今，“奎因”已是美国推理小说代名词，他们堪称侦探推理小说史上承前启后的经典作家，开创了合作撰写推理小说成功的先例。此二人，一个是学霸，一个是街霸，写作过程中，一个负责叙述，一个负责设计案情。然而在一次采访中，记者问，两人有没有意见不合过，两人袒露意见从没有一致过。 二战期间，希特勒在集中营屠杀500万犹太人的事情使奎因开始思考人类的悲剧，其作品走向深沉、严肃。 范·达因 范·达因是奎因的对手，成名后，曾发表写侦探小说的“二十法则”，包括：在侦探小说中，不宜恋爱、不宜把侦探设置为凶手、必须有侦探、不能有神秘文化、不得选用仆佣做侦探、不能有秘密组织。推理作家的格局问题。而当时的侦探小说家不断突破“二十法则”，但当挑其他作家毛病时，却会说，“你没有遵守二十法则”。
狄克森·卡尔
集欧美本格之大成的“密室之王”，密室讲义后来被许多作者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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