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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管理学院的文化中存在两种核心价值观：高水平杂志上的发表记录代表学者的学术水平（价值观1）；教学实质上（而非名义上）是教师的次要工作（价值观2）。韩巍在本文中分析指出，价值观1在针对学者个人学术水平的评价上并不可靠，管理学院应该采用“回归常识”的学术评价方法，引导学者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贡献；价值观2已在客观上严重削弱教师对教学工作的重视和投入，使学院逐步远离社会期望，我们需要引入博耶的“教学型学术”理念加以矫正。多数管理学院（包括那些高水平大学）的教师，应该把高质量的教学（学术型教学）作为努力的主要方向，而不是热衷于那些自娱自乐的所谓科研工作。 原文发表于《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5月（第34卷第3期，总125期）p.8-17。原文16000多字，不适合在微信公众号上阅读，所以，分成上、下两部分发表，并且把原文的正标题和副标题分别当做了微信文章的标题。敬请了解。 三、进一步的分析及对策思考
（一）离开“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该如何评价学者个体的学术水平？ 笔者并非一味反对价值观1，将其作为评价学者群体表现的指标，应该有较高的可靠性，可以作为参考依据。但对于个体学者学术水平的评价，其意义则比较有限（除非有足够数量的发表记录，而不是几次而已）。人们通常认为当下的评价机制（数数）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关系社会，会比较“客观-公正”。但笔者的观察和感受是现行评价机制不仅不可能排除人为干扰，还会因其易成为“拼（指标）凑（数量）”学术的土壤，让低水平的学者得到公开的认可，甚至让某些不学有“术”，善于“运作”指标的学者被学术共同体欣然接纳。 历史地看，现有的评价机制在体现所谓“公平性”的同时，有可能会严重抑制学术创新，甚至沦为“逆淘汰”的帮凶。具体到中国管理学界，由于其特殊的发展轨迹，不仅视野狭窄，而且充斥着各种歧视[13]。因为“文化冲突”，它可以成为“理工科”排斥“人文社科”，“理工科/社会科学”排斥“人文学科”的工具；因为“范式冲突”，它可以成为“管理科学与工程”排斥“管理研究（经验研究为主）”，“主流管理研究（所谓实证研究）”排斥“非实证研究”的工具；因为“是否接受、服从现有的学术管理制度”，它可以成为“申请课题”排斥“不申请课题”，“按期刊等级发表文章”排斥“不按期刊等级发表文章”，“申报成果”排斥“不申报成果”的工具。管理当局是否该扪心自问：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学术贡献？必须是纵向课题吗？必须是政府奖项和荣誉吗？必须是高水平期刊发表的论文吗？必须“数数”吗？当“操作性”、“客观性”、所谓的“公平性”有可能已成为一种学界谎言时，那些热衷于“数数”的学术看门人和管理当局，是否应重温一下爱因斯坦的箴言：“每一件可以被计量的东西并非都是有价值的，而且，并非每一件有价值的东西都是可以被计量的” [18]。
本文就学术评价提出以下两点思考，期望对管理学术评价有所启发： 1.改良的方法。考虑到现行学术评价制度（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纵向课题+政府奖励）的历史成因和惯性，学院（大学）管理当局即使坚持以之作为评价学者学术水平的标准，也应该有所改良。比如在论文评价方面参考引用记录、H指数，重视学术同行的引用和引用的类型（观点、论证、结论；认同还是批评；学者引用，还是博士、硕士论文引用；涉及基础问题，还是跟踪前沿热点）。同时也可以借鉴西方学者从学界内部与外部两类影响力来审视管理学者贡献的经验[40]。这些指标尽管也存在知名学者-高水平杂志形成的“马太效应”，靠圈子效应提升他引比率（师生、同门、小团体间），综述类文章、热点问题引用率高等现象。但比之仅据几篇，甚至1-2篇事实上可能无人问津（他引很少）的所谓高水平杂志论文来判定作者的学术水平还是具有显著改善。在课题方面应该明确成功申请不过是研究的“起点”，课题实施后尚需及时跟踪，如果非要以课题评判学者的学术贡献，也应该以成果为主并加强投入-产出的审计[4]。至于在我们这个行政权力深入影响学术的国家，至少在今天的管理学界，最好淡化政府奖励在“学术鉴定”方面的价值。
2.根本的变革。如果说“大的机构和较低声望的机构，更倾向于借助正式的杂志清单去评价学者”[27]，那么，那些有完整的学科建制、公认的领导型学者、称职的学术看门人的学院就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评价标准。因为鉴别学者的学术水平本来就是一个学术共同体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一个研究型大学或顶尖大学，从其学术共同体所选择的学者的学术水平更容易反映其学术追求和评价标准。 已有学者提出了非常中肯的看法，学术评价应该“针对个人研究成果进行专门评价”，即通过阅读学者的文章，在“理论基础、严谨性、实用性、普适性等”方面做出判断[27]。应该更加关注学者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启发性，及是否正确（严谨）”[18]。麦加恩 (Mcgahan) 提出的5种判定学者是否成功转化其研究成果的标准也是一种重要的参考，即该研究 (1) 形成了反直觉的洞见， (2) 解释了商业实践变革的内在机理， (3) 揭示了管理实践中重要的原则性偏误，(4) 提出了解释特殊现象的理论，(5) 识别出一些关键问题、重要现象，而且为学术研究和管理实践开拓了一个新领域[41]。 本文在此尝试提出一组“判断”有人参与的管理领域的——经验/理论研究的参考标准（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笔者的认识论偏见[42]），即该学者的相关研究：（1）是否发现了有趣且重要的新现象（提出新问题）；（2）是否发展了解释有趣且重要现象（问题）的理论要素、基本形态（一组命题/关键构念）及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论证；（3）是否基于可靠的经验证据，即以长期的实地调查、访谈、问卷等多种资料来源，进行了高度情境介入（跨情境比较）的机制探索（命题发展）；是否基于可靠的测量方法，在长期的数据收集基础上，对相关命题/假设进行了验证；（4）是否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解释框架，帮助人们深刻理解复杂现象背后的重要事件的基本脉络/发生、演化机制；（5）是否提出了促使人们反思其经验、认识和价值观局限性的洞见（概念、视角、框架、系统）；（6）最为重要地，其成果是否“显著”改善了学术共同体，及管理实践者的思想/认识/行为，从而“直接或潜在地”促进组织合作的绩效。 笔者非常确定，这原本就是一种“常识”。 在针对个体基于常识性原则的评价机制中，不是所谓“客观-公平”的“数数”游戏。其核心在于学者对于学术看门人的充分信赖。这一评价机制必须依靠优秀学者的“真诚和责任”——主观地评价同行的学术水平。在提出这种表面上罔顾中国现实国情的幼稚想法之前，笔者当然考虑了中国学者常常会有的一种担心和抱怨，如果没有那些客观标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更容易出现学术评价上更为荒谬的结果。笔者不否认出现这种状况的可能性，甚至也坦诚现行评价机制曾经被笔者当作一种不坏的制度安排。但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当我们执着于这种评价制度的时候，事实上隐含着对于学术看门人（评委）的双重蔑视：他们（1）无能力鉴别同行的学术水平，所以必须“数数”；（2）无道德保障鉴别工作的公正性，所以只能“数数”。果真如此，身处这样的一个所谓学术共同体，我们每个人的尊严何在？ 中国管理学界，无论哪个层次的管理学院，到底有没有“合格”的学术看门人？近20多年对于这个学术共同体的观察和感受，笔者非常肯定有一批这样的学者。问题是学院和大学当局是否愿意给予他们相应的身份和权力。事实上，只要我们从那些优秀学者（真正在学界具有实质影响力）当中，寻找可以做出如下承诺的学者就等于为中国管理学术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有能力且尽己所能地对候选者的学术水平做出鉴定；（2）有能力且尽己所能地保证鉴定工作的公正性。笔者确信，因为这些学者的担当和努力，将会显著改善管理学界的学术面貌，将会显著提升管理学界学术成果的实质价值和社会影响力。而对于这些学者的最好回报，就是一个“全新的学术共同体”的诞生——作为这一群体的“学术守卫者”，这份荣耀成为其德性和学术能力的最好证明。而且，即使其中个别人存在“道德”和“能力”上的欠缺，也可以用配套的措施加以修正，比如针对个体学者的鉴定报告（而不是简单地数数、打钩），评审过程的详细记录，以及必要的申请人申诉制度（允许了解鉴定报告及评审过程）。 在当下，笔者很清楚妄议学术评价改良、变革的“可笑”之处，但作为一个习惯于“幼稚”的边缘学人，还是愿意十分严肃地指出：管理学院主政者，应该关注并反思“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作为评价学者学术水平的局限性，应该尝试改变这种无论在国际、国内已经让管理学术越来越远离现实需要，越来越需要维护职业尊严的制度安排。对于管理学者的评价，首先必须是基于个体的，其次必须是符合学术常识的，最后还必须是那些真诚而有责任感的学术守卫者“主观”而“公开”的评价。
（二）做一名从事学术型教学的合格教师，已经足够！ 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管理学人，比较那些更有学术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优秀学者，普遍地，无论在价值取向、知识视野、社会观察，还是学术洞见上，常常表现得游离而机巧。几代学人不断变换学术姿态追逐风向的代价[13]，或许换来的更像是以“发现新知”为名的学术征程上的“自娱自乐”[9]。我们固然可以无视管理实践的“真实性”，无视各种组织适应环境，改善组织绩效的迫切性，执着于不断借用各种基础学科新奇的理论视角，不断提出无足轻重的“常识性猜想”，提供可有可无的“解释”、“证明”和自以为是的“发现”。的确，以自己的阅读经验，只要管理学者愿意坚持，这种游戏还可以长期持续（学界也必须正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国际管理学界的游戏色彩也同样浓厚，你看的文献越多，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但当我们最“优秀”的学者（教授）远离学生（尤其是本科生）的课堂，当研究生逐渐成为“生产论文的能工巧匠”，当我们只关心自己的研究是否发表在高水平的杂志，自己的研究计划是否获得了几个偏好相近的同行评审人的认同，而几乎从未，甚至试图用自己的“优秀成果”影响、促成社会进步的时候。人们有理由发问：管理学者到底对这个社会做出了哪些贡献？ 那么，我们何妨多一些“真诚与责任”，当我们视野狭窄、见识短浅、思想贫乏，无力建构新知，从而无法留名管理学术史的时候，我们可否不要冒充科学工作者、（著名）学者[17]，坦诚地把精力放在力所能及的事情上——做一名称职的教师，以我们的努力影响学生的信念、心智和行为。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才是一个组织、这个社会、我们国家不断向好的希望。 笔者无意比较“一般性教学（照本宣科）”与“一般性研究（炮制论文）”的难易程度，但倾向认为，在博耶所定义的其他三种学术，即“知识的传授-学习、应用和整合”上所需要的能力应该与“发现新知”的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倡导对教学（学术）的重视，也并不是让当下的日常教学“自动”获得某种学术合法性地位。但作为一批受到系统的专业训练（尽管专业训练的弊端事实上业已十分明显）、具有学习、反思、探索习惯的当代管理学人，还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与同行分享，与学生碰撞，显著提升我们作为教师的工作绩效的。正是响应博耶的号召，教学必须改进，教学应该重新获得尊严，而这种努力一定会更加符合社会的期待。 笔者结合管理学科的特点，将博耶的“整合-应用-教学型学术”放进一种新的提法——管理学的“学术型教学（teaching of scholarship,）”，具体而言，它应该具备三个重要的维度，即对现实的批判性（critical）-认识的系统性（systematic）-解决问题的创造性（creative）。（1）无论是从直面复杂的管理现实还是主流理论固有的边界性，管理学领域的许多知识必然面临“静止-动态”、“设计-演化”、“局部-系统”、“本土-普适”、“艺术-科学”、“理论-实践”的挑战，教师必须引导学生批判性地学习相关理论的预设、适用条件、核心内容、演化以及争论和反思，这个工作必须经由教师既联系实际，又根植于对学术进展的关注，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2）管理知识的传授以学科分类为基础，但现实问题往往表现出“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如何让学生在纷乱的现象中寻找问题的症结，形成一种较为清晰的判断，需要教师在思维的系统性方面加以引导（这非常接近临床医生-会诊制希望达到的效果）。尽管，我们大多数教师所受到的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训练在这一方面也存在“先天不足”，但毕竟我们的学习能力、知识整合能力比之学生还是具有明显的优势，况且，不同学科之间的教师也可以围绕问题展开积极的合作。（3）管理知识的学习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对伟大-成功企业/组织的临摹上，如何在复杂、多变、不确定的内外情境中寻找问题的解决之道，需要的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冲动、承担和行动力”，这与循规蹈矩/墨守陈规，顺应各种大行其道的“明暗规则”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管理从业者比较其他领域的受教育者更能影响组织的合作，更能影响这个社会和国家的未来，我们教师有责任让学生意识到——只有前所未有的行动才能产生这种变化。 结合中国管理学界的现状[9-13]，学院（大学）的管理当局应该通过创新的制度安排把越来越多的教师引导到“学术型教学”上来。提供给这些教师比较所谓“研究型”教师更加相近，或稍微公正、合理的评价和待遇，使其安心教学、专心教学，而不是忙于满足指标，或用权力和制度督促学生忙于“论文生产”。学术型教学的评价固然有一定难度，但远谈不上复杂：它取决于学生在“批判性-系统性-创造性”三方面能力的提升，也取决于同行、社会对于教师努力的认同（同样可以有杂志，有论坛）。如此以来，或许管理学院会少了些所谓研究型的教授、副教授，博导、硕导，尤其会少了些指标体系下的论文、项目数量，但至少多数教师和绝大多数学生都会清楚——我们各自的本分。
四、结论及反思
本文质疑了管理学院两种被学术评价和业绩管理制度充分彰显的价值观，通过分析指出：（1）“高水平杂志上的发表记录代表学者的学术水平”针对个体学者的评价并不可靠，学院管理当局应该采用“回归常识”的学术评价方法，引导学者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贡献；（2）“教学实质上（而非名义上）是教师的次要工作”已严重削弱教师对教学工作的重视和投入，需要引入博耶的“教学型学术”理念加以矫正。笔者认为多数管理学院的教师应该把高质量的教学（学术型教学）作为努力的主要方向而不是热衷于那些自娱自乐（创造学院GDP）的所谓科研工作。 当下中国，包括我们身在其中的管理学院和大学，常常发生着一些十分荒谬的事情。我们处在这股潮流中难以自拔地把本应承担的责任推给环境、制度以及他人，仿佛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建构”毫无影响，甚至毫无尝试改变的必要——这难道不是一种阿伦特意义上的“平庸之恶”吗？ 学术有其常识，关键是要有学术的守卫者为学术共同体发现人才、挑选同道而不是利益输送、不是提携恩赐；教学有其常识，关键是要有教书育人的信奉者在“传道、授业、解惑”而不是敷衍塞责、误人子弟。追求“真诚”，坚守“责任”，首先做一名管理学院称职的教师：通过“整合-应用-教与学”那些真正优秀的学术成果，让我们的学生“怀抱信念、追求卓越”；如果我们确有足够的智慧和努力，可以作为一名管理学院真正的学者，通过“发现新知”为这个社会、组织、实践者“拨开迷雾、开创未来”！ 最后，让我们再次揣摩这个叩问：“What is our scholarship actually contributing?” [18]——它关乎管理学院，也包括每一个管理学人的尊严；不可避免地，无论我们做过什么，正在或将要做些什么，这一切注定会被写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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