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政用于命学，从文字考看，目前看到的资料。可以确定唐时即有。而战争和动乱历来是破坏文化的一个重大因素。但从史看，唐后的五代十国，并无所谓大规模的“烧书”之举。而到宋时，加上“秘库”机构，并相对容许民间的收藏。是以包括命理文化在内的发展，都相当的平稳。此时命理文化，上至公贵，下至平民，无不乐在其中。特别是士大夫之家。记得，文天祥写了一首诗，就说到他家对此类书的收藏，那是满满的，其本身对此亦有研究。 但到了明初时，则连着基本的书籍都只能从民间编写的入手。而且其实质量一般，对比清时修四库，显得无限可怜。是以某种意义的第一次灾难，即是蒙元一族为代表主政中原时。一则是大量文籍的失去。二是，蒙元与回的交织，使回回历影响七政，从天文的进步言，回回历的渗入可能是某种进步。但对七政言，则西法的加入，争端立起。如果说宫度两用之说，或从唐宋即有，而到元时，则又将化曜无限提高，而最重者，是加了偏正垣。想从中调和。变得两不象。。这还是次的，最重的是文化杀笔，假如果老问对，在传的过程中，面对国威，那特意在文后将年号也起个假的，就显得正常，而且很带幽默，虽然总让人感觉是更自嘲性质的无奈对抗的幽默。 本来历乱之后，治世应于文化传承大有益。实际也是，最少因明一朝的关系，得留下了果老星宗和星学大成等编会。但七政的发展，还是在明时造成了第二次的灾难。即明禁民间天文，这样一来，七政用的星历就只能全靠皇朝提供了.这个打击很大，因如此的话，民间的观星技术会越来越弱化，至后期基本只能靠口决传承星历，而不能实际去作出调正。特别是明一代的管理制度己趋于完整。这还没什么，最大的问题是，明后期，历法上西法进入。造成历法上的著名争议，上面打架，下面就更无法适从了。如用小说语言则是，西法学者给中国上的第一节课是，画出黄道来，钦天监的人眼呆了，这东西我们也有啊，只是我们只用来表达太阳而己。如最经典的罗计之争，上面将罗改成计，但民间不习惯，后又只能改回来。这一改一改间，罗计变得混乱，这一乱。。乱到现在。从天文进步讲，西法观天的渗入也是一种进步，但于七政，则又是一次创伤。从这点意义讲，第二次七政灾难，连带着清一朝，因西法在清时，才是大量渗入。量天尺的坐标系己变。到清中期用度用宫之争己没必要了，因用度己很难有多验。只能将就着用宫，成一边倒之势。如能见的是星命说证。但纯用宫会面临卯立命，而太阳只一日一度的问题，是以类乾元秘旨只能在化曜上大量发挥了。最少在明时，琴堂能验我朝，到乾元则“仅合此理十之一”。可叹。但最少第二次的灾难，根本的东西仍没放弃。 第三次从最初的引发点来讲，还是历法。但更多的是，是西法占星的渗入。如果说，单历法的改变，术数的本身有其术占性。还是可以发挥的，如民国星度指南就能在历法和回归当中找到一个调和，虽然没到回复太多。但第三次的灾难则是差点连根本也失去，是致命性的灾难了。即到清后开始到现在，因星政的资料少，直接引渡西占之法加入到七政里。像《禄命实验》。将中国术数上的根本，五行生克制化弱化，更多的是挂羊头卖狗肉或直接失去。则对七政言，这是第三次灾难，也是最伤的灾难。此伤到现在仍没平复。还在加深中。未来还可能会形成这样的断语，宫度没所谓了，你命建井度，火星刑冲，与金木形成大十字。 如果说当初的西天聿斯经等只是一种引入，然后为了能适应中国的文化于是形成耶律，最少基本还是五行文化。如说当初明译天文书，是一种介绍，而最少在明一代的研习者并未直接引用，还是能恪守五行。然而，气势稍长，到天步真原后就不纯是介绍了。再至现代，古文与现代文的关口等因素又加进了进来，己能看到一堆所谓的七政己不再是七政。。第三次的对五行的离弃是直接将根本弃了。从发展讲，未尝不可。但己不是中国的七政。 利好的一面，则是网络发展，排盘问题开始解决，能开始慢慢的回归。命例的积累亦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比的，可以讲，古代的“大师”，一生中所见的命例，未必有现在一个年轻人十年所见多。要是能穿越，相当部分人，穿越回去直接进钦天监未尝不可，只是那时代没电，排盘是个问题。 （周易文摘博客，作者：九紫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