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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陈映真这篇文章的标题到底想说什么？什么是鬼影子知识分子？什么又是转向症候群？根据他的解释，鬼影子知识分子的说法来自法国黑人作家、革命家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指的是战后在新殖民主义、全球化依赖结构下，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内部那些“与外国的国际布尔乔亚相勾结的买办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他们里通外合，为西方辨饰，违背与打击本民族的利益。而转向症候群，指的就是那些变节知识分子的集体姿态，从原来的革命者也好，反抗者也罢，摇身一边成为某些国际势力的传声筒与马前卒。这种转变，显得不可思议，但又如此自然而然。这类人在中国我们都很熟悉，因为他们统称叫“公知”。陈映真文中引述的“渔父”究竟是谁，不得而知，也不重要。如果把他换成内陆现在任何一位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政治社会学者也好，也毫无问题。 可以说，陈映真在这篇述评中系统地阐释了他对于全球化时代发展理论的看法，同时也系统批判了“知识人的虚妄”，不能不令人深思。原文过长，故分几段整理推送。 “鬼影子知识分子”和“转向症候群” —— 评渔父的发展理论 渔父的大作中，贯穿着一份出奇的焦虑。这溢乎言表的焦虑之请，使他迫不及待地把小说集《云》中的几篇小说，判定是“显而易见”地为所谓“依赖理论”账目的小说。其实，倘若渔父不那么“用心急切”，他应断乎不至于留下这于他为绝无必要的破绽的。 在《万商帝君》中，我比较用心地写了一个跨国性企业。以它全球性的行销管理活动，如何对地主国的价值和思想进行深刻的改造运动。在现代传播技术和国际范围的管理技术下，即使土著企业的行销活动，对人的行为、思想和价值的强大影响，是生动活泼的台湾生活里每天的真实。我只是因着自己曾经在台湾的跨国企业中负责过中级管理者的工作，参加过几次亚洲级的管理训练会议之体验，更加深刻地注意到，以整个地球为企业管理的基盘的国际性企业，其行销管理对于全球土著文化之令人震惊的改造力量罢了。 批评跨国企业的行销活动，对落后国家文化的解体和改造，只是“依赖理论”中对跨国企业活动之批判的一小部分，更何况由于跨国企业的行为越来越引起世界经济学家和政治学、社会学者的注意，各从各自不同的专业角度研究跨国企业者越来越多。有人搞跨国企业与全球化生态、污染的问题；有人搞跨国企业中个人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问题；有人搞跨国企业行为与各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间的关系，等等。然而，据我所知，“依赖理论”中对跨国企业的批判，似乎更着重在跨国企业倚仗其本身雄大无伦的资本力和超强母国的政治力，对落后地主国购买和施加政治力和军事力，从而以落后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不足”为代价，稳固和扩大企业的超额利润。TTT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共同颠覆智利阿连德政府，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据此以观，即使是拙作《万商帝君》，又和渔父所急于扑灭的“依赖理论”之间，殊无形式内容上的关联了。因此，不能不说，渔父在一开场，就犯了议论所忌的“无的放矢”之过吧。
从历史的展开去理解依赖的形成 首先，渔父似乎错误地把依赖理论中的“依赖”，看成是静止的和外加的东西。 渔父开明宗义地说道： “依赖理论”认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国际分工秩序、来操纵、剥削和控制落后国家，由此形成一种“中心”和“卫星”的经济关系。不仅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有“中心”“卫星”关系，环环相扣，最后连成一条上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心”，下贯落后国家边陲乡村“卫星”的环索。在体系之内，资金和资源的吐纳，所依靠的运作工具就是跨国公司。 渔父和一些现代世界体系的辩护士们，总是先把“依赖”理解成一个既有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国际分工秩序”课予落后各国的锁链，从而加以批评。事实上，依赖理论的主要精神，在于它历史的、开展的性格，认为“依赖”是早在十五、十六世纪就开始的西方殖民主义历史的展开，和近、现代世界史中帝国主义以及新殖民主义历史的展开，在落后国家所造成的一种情境（D.L.Johnson）。正好是在这种制约性的情境中，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行程，和广泛的后进国“发展不足”的历史行程，护为补倚，使广大的后进国经济，受到少数先进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扩张所制约（T.Santos）。依赖，是这四百多年来的新旧殖民主义历史发展所造成的历史情境，决不是渔父所说的富者原富、贫者自贫的贫富天定、天成论。 例如以非洲各族人民今日的悲惨情况的形成来说，就可以追溯到当年的奴隶贸易和殖民帝国主义。欧洲人在1783年到1973年间不但从非洲掠夺了无数的象牙、钻石、香料、黄金、白银和兽皮，并且抢掠了数百万人以上的非洲奴隶。没有人能否认，在两百年内，黑色非洲以她富饶无比的宝藏和数百万奴隶的强迫、无偿劳动，为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展开。同样，有谁能否认，今日雄峙寰宇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形成过程，正是以北美印第安和黑奴的种族灭绝和种族歧视、奴役和压迫做为代价？ 如果中国曾幸而在十七、八世纪中免于西方殖民者的占领和奴役，则对于十九世纪列强帝国主义的侵侮，我们应有太鲜明的悲伤的记忆，几万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在羞辱性的“赔款”项下，流出了中国。几个重要的港口都邑，被强迫开放，成为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资本和商品肆无忌惮地闯过中国毫无准备的关口据点。势力范围的割切，租界的割让，并吞台湾，控制税收和海关，干涉司法和主权的独立性……难道说，中国这一切悲惨的命运，不正是中国受制约于西方列强“发展”和“扩张”的历史过程中，一个相应的崩溃、解体和沦落的、生动的说明吗？ 二次大战以后，亚洲、非洲和拉美一些只取得形式上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情况非但没有根本的改善，而且有些地方、有些情况，远远比过去还糟。总督、警宪和殖民地官僚走了，却换来傀儡政权和一批里通外国主子的买办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一仍透过复杂的国际政经关系，控制和掌握着今日各落后民族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原始原料出口和工业品不等价交换；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落后地区内部资产阶级的勾结下，进行对后进国劳力和原料的榨取和先进国商品大量倾销，更不必提国际产业-政治-军事复合体为了保持和增加跨国企业的利益对落后国家明里、暗里进行的各种干涉、威胁、颠覆和暗杀的罪行了。渔父和同他一般为十六世纪依赖不断扩大的“世界体系”辨饰的人们，例如发展论者和现代化论者，在喋喋不休之余，尽管他们有些相互不同的说辞，却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全都绝口不提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与今日世界“先进”与“落后”的结构之关系；总是要去强调别的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其他因素”，例如“决策人所扮演的角色”，也例如“企业精神”“基督教文明的影响”“成就动机”，等等（Cheddo, McClelland）。 问题不在于关系，而在关系的性质 其次，渔父显然对于依赖理论中“发展不足”的形成论，有错误的理解。试看渔父是怎么说的。 依赖理论有几个主要命题：落后国的发展不足（underdevelopment）,正是由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结果，换句话说，落后国家的贫困，是因为它被纳入了“体系”之中。如果它们能摆脱依赖，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成长一定会加快。 渔父在这短短的叙述中，犯了这几个“显而易见”的认识上错误： 渔父对依赖理论的另一个错误理解，是说“落后国家的贫困，是因为它被纳入了“体系”之中。如果它们能摆脱依赖，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成长一定会加快”。 实际上，依赖理论说的是，落后国家的发展，往往严重地受到世界经济体系或国际市场中支配性经济的制约和限制。依赖理论者绝对承认落后国家，在被“纳入体系”中以后个别的、特殊地、局部地“成长”的可能性。问题在于，这有限的“成长”和“发展”，是作为“先进资本主义国”更为巨大的发展和扩张的一个反映而存在的。依赖理论清楚地理解到，国家不论贫富，没有一个国家能脱离世界市场而“独立自主地发展”，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制定和选择繁杂的发展政策时，能够完全“独立自主”，不受任何因素的拘束。然而，不同的在于，贫困国家的“发展”和“成长”，是“先进资本主义”支配国扩张的一个反射（reflex）时才发生，而且这“发展”和“成长”，是更多地按照支配下的外国经济而不是本国经济的需要所促成的。在一个依赖性的社会里，类如资本和技术等外国的生产因素，一直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从而，因为在这“世界体系”中世界市场上的若干重大决策的决定权都操纵在大国的手中，除了屈从之外别无选择的贫困国家的发展，就不得不受到大国的支配和限制了。 以现实的历史实例来说，帝国主义的资本、技术和商品，有扼杀中国和印度的自发性，土著的萌芽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当然也有介绍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化公共设施、交通、电讯、教育制度、卫生机构和银行体制等的一面。但这一切相对性的“成长”、“进步”和“发展”，是作为英、法、美、俄帝国主义支配经济在中国和印度的扩张与发展的一个组织部分而发生。如果我们不曾忘记当时税收、海关、法律、价格、市场和原料等等全操在列强之手，依赖理论的历史解释，特别是从一个落后国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去理解，就会有极为清晰的认识了。 国家规模上的“贫富天成”论 在国际范围内，渔父和一些其他类似的理论家，是深信着富国自富，与贫国之因窘无关；贫国自贫，与他国的富强无干。很有一些西方种族中心论的学者（例如D.McClelland），认为落后国原就在文化和经济社会上落后，而把西方的“先进”和“发展”看成原就“先进”和“发展”，从而把社会发展阶段分成“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把落后国——例如非洲各国之所以落后，归咎到落后国自己因为本身这样、那样的因素而跳不出“传统社会”阶段，对于西欧对非洲长达五个世纪的殖民地凶残掠夺、榨取和摧残，只字不提。而渔父正好也是这样一个理论家。他说： 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未必是由于“殖民经济”。北欧国家、瑞士、加拿大、澳洲，从未向未开发地区抽取任何资源，甚至毫无经济接触。它们之所以富裕是因为自身的资源丰富，生产力发达，特别是人力资源的丰富。那些与落后地区接触的先进国家，在最初接触时，已经十分富裕。它们的富裕，和落后国家的落后，其实没有因果联系。 这不是典型的、国际规模的“贫富天成论”又是什么呢？ 殖民主义就是殖民主义，是历史的、经验上的真实，我们是绝不再引用时加上括号的。依赖理论所剖析的，如前所言，是十六世纪以来的英法美这些殖民帝国的发展，自然不论“北欧国家”和“瑞士”等。发展的取样上，不成一个典型，在国际经济学上，几乎没有讨论价值之国。关于“北欧国家”和“瑞士”的原始积累如何形成，我惭愧毫无知识，不敢妄论。但今日它们皆以最尖端、精密之工业产品与世界其他地区——应该也包括贫困国家吧——进行不等价交换，也是周知之事。 说到加拿大和澳洲，渔父似乎竟忘记了这两个地方，不折不扣是英国人和法国人所建立的白人殖民地。渔父难道真不知道，这两块白人的大殖民地的发展，明明白白地是由于英国、法国对非洲、拉丁美洲和东亚殖民统治所搜刮之剩余（surplus）去建设的吗（A.K.Bagchi）？再者，加拿大和澳洲的“富裕”，难道不是以这两个地方的原住民族、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和大洋洲上才离开新时期时代不远的土著民等的种族绝灭这个残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血腥的“富裕”吗？渔父似乎刻意漏列了美国。今日美国的形成，和英国从亚洲、非洲搜刮所得去投资经营，和起初是印第安人的灭绝和对于黑人奴隶的强迫性无偿劳动之掠夺，嗣后是无远弗届的“五角大楼-国家企业-CIA”复合体向全世界的扩张，当然有密切的关联。 然后，渔父不惮乎孜孜不倦地告诉我们：富国的双手是绝对神圣而洁净的。渔父说道：“它们之所以富裕是因为自身的资源丰富，生产力发达，特别是人力资源的丰富。” 而倘若说到“资源丰富”“生产力发达”和“人力资源丰富”，今天散列在辽阔的世界南方的落后而又贫困的中国、印度、拉丁美洲和非洲，早在今天“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尚在茹毛饮血的时代，不是都创立国辉煌无比的中国、印度、印尼和衣索比亚、埃及的精神和物质文明吗？从十六世纪开始，正式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的货物、织锦、黄金、白银、工艺、兽皮、香料、宝石……吸引了贪欲的西欧航海探险的殖民主义者。对此，谁也不能说第三世界资源不丰富、生产力不发达、人力资源匮乏。渔夫们这些欧美系社会科学者规避从十六世纪展开的欧洲新旧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世界体系，想来大约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笨拙地为“先进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全球性的支配做掩饰和辨饰，因为如前文所不断地指出，“那些与落后地区接触的国家”，如果没有努力贸易，没有对于东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掠夺，就没有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所不能或缺的原始资本积累和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也就没有今日“十分富裕”的“先进资本主义国”了。说这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和落后国家的落后，完全没有“因果关系”的欧美系社会科学家门，总是认为贫穷国家的贫困与落后，是自生、自有的；是源于这些落后国家自身的“落后”和“传统”性格，与世界体系的发展，“没有因果的关系”，从而认为只要扬弃后进国社会自有的“落后”性与“传统”性，吸收“先进资本主义”各国社会自有的“进步”性与“现代”性，就是后进国家开始文明开化，开始发展和成长之日（W.Moore）。站在西欧“先进资本主义”世界体制的立场，做这样的议论，至少还是比较上可以理解的。但不知也跟着欧美社会科学者学舌的渔父，究竟是什么样的立场而云然呢？ （所以，到底是为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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