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禁烟情况

民国时期的禁烟情况

初澜

2016-12-06 12:17:45   编辑： rainbow   信息来源：产业人网原创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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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分为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如果说清朝末年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禁止鸦片的成绩，到了民国时期，将清末这一点点成绩也化为乌有了。民国时期，罂粟重新大面积种植，吸食、贩卖死灰复燃，中国人民再次被拖进了毒品泛滥的深渊。

北洋军阀时期， 各军阀割据称雄，拥兵自重。军阀为了获得军饷，无不采取或鼓励、或强迫的手段迫使农民大量种植罂粟，军阀进行武装护运，以贩运鸦片来收取巨额利润。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鸦片禁令虽然没有明确废止，但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罗运炎在《中国鸦片问题》一书中记载1917年护法战争期间，各地军阀：”苦于筹饷乏术，乃视鸦片为极大利源。于是包庇贩运，抽取烟税，明目张胆行之，甚而至于强迫人民种烟，借收亩捐。”，当时由于清末禁烟法令还在人们头脑记忆中，农民不敢公开种植。各省军阀为了收取特税，采取各种手段鼓励、强迫农民种植罂粟。比如据《拒土会刊》记载，四川重庆县的84个村子必须种植10万亩罂粟，种植区由“军警负责保护”，1925年，万县的保甲长拒绝种植罂粟，结果都被迫交了“懒捐”。在强迫、鼓励农民大面积种植罂粟的同时，军阀还发明了各种苛捐杂税，搜刮人民。其中与鸦片有关的苛捐杂税有“懒捐”、“红灯捐”、“门户捐”、“物产捐”、“起运税”、“落地税”、“过境税”、“内销税”、“外销税”、“护运费”等等。从此，鸦片成为军阀的经济基础。

在北洋军阀的鼓励和强迫下，鸦片泛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穷乡僻壤罂粟遍地，吸食成风，大城市烟馆林立，随处贩卖，中国人民被套上了毒品的枷锁难以挣脱，苦不堪言。汕头一地就有大烟馆数百家，大多为退伍军人经营。福建厦门附近6个县就有烟馆1200多家。上海仅南汇一地就有大烟馆800多家。四川省平均每个县有300余家大烟馆，全省大烟馆数量多达5万多家。在中国鸦片泛滥的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再次用毒品趁虚而入，日本吗啡，欧洲海洛因，印度鸦片等各种毒品蜂拥而至。饥荒连年、卖儿卖女、人不如鬼的悲惨生活再次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曾经制定过一些禁烟规则和条例，宣布“在于四年之内，用专卖之法，收禁绝之效。”在禁止鸦片方面，广州国民政府做了一些努力，但并未收到实际效果。大元帅府时期，由于军费困难，一些人要求允许鸦片公开贸易，孙中山虽然反对，但是为了军饷，还组织了禁烟督办署，实行鸦片专卖，把该署作为筹措军饷的重要机构之一。广州国民政府颁布的禁烟条例的目的，是为了其鸦片专卖而服务的。条例取消了私自种植、制造、加工、贩运的环节，将这个利益链条控制在政府手中。鸦片成了广州国民政府和各地军阀赖以存活的生命线。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从1927年9月《国民政府财政部禁烟暂行章程》到1928年4月《修整禁烟条例》，这些办法都是李鸿章主张的，用加税的办法禁烟，即通常所说的“寓禁于征”。这种向毒品收税的政策，只能促使毒品泛滥。改革开放以后，有些人主张毒品合法化，并用所谓的重税加以控制的方法，是从李鸿章到蒋介石玩剩下的了，还翻出来打着什么市场万能的幌子来残害人民群众。

1928年7月，从《全国禁烟会议组织条例》到1930年12月《各地水陆公安机关考察烟犯办法》，将禁烟运动由主张税收为主，转变到实际禁烟为主的思路上来，这个思路的转变，不是蒋介石突然醒悟的结果，是国民党左翼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努力推动的结果。

在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周恩来就在国民党集团前后奔走，大声疾呼要全面禁止鸦片。引起了国民党左翼爱国进步人士的共鸣。在这些人的推动下，禁烟工作有了进展。此外还有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团结起来的原因，还有国际形式逼迫的缘故。诸多因素，使得南京当局开始部署禁烟工作。虽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烟工作，但是收效并不理想，南京政府的官员贪赃枉法，将任何一条禁令都视为难得的发财机会。甚至不同的执法机构之间为了争夺烟土的执法利益，还公然发生了所谓的“抢烟土风潮”，弄得乌烟瘴气，不得人心。在执法禁烟的过程中，执法部门收取贿赂，释放烟贩，做烟贩的保护伞，暗通消息，诈取金钱，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在腐败官僚的包庇下，偷种罂粟，私自加工和贩卖的利益链条又死灰复燃。禁烟工作又一次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