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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狼洗铭旁鱼鹭图案为堂琅县治所在地米粮坝白鹤滩标志性设计 堂琅县在后汉即东汉时代仍然存在，并发展了灿烂的青铜器文化和农耕文化。方国瑜《西南历史地理考释》说: “堂琅县在今会泽（治从巧家营移东川）、巧家之地，堂琅山出铜，明、清时期开采者，地区甚广，主要分布于汤丹、落雪、因民、茂麓、九龙等地，在会泽之西，巧家之南，沿金沙江东岸，其地多属巧家，原为会泽，分地设治也。不识汉、晋时期产铜者，亦在汤丹、落雪、因民、茂麓、九龙等地否？” 堂琅山是天下名山之一，《管子》说：“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出铁之山，三千六百有九；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铜金；上有绿石者，下有铅锡；上有赭，下有铁”。堂琅山出铜、铅、锡、铁、金，被金沙江、牛栏江、荞麦地河、以礼河、小江切割，藕断丝莲，从药山镇转弯延袤到巧家米粮坝至双河，山势磅礴，被荞麦地河和以礼河交汇切割；延袤至蒙姑、象鼻岭，山势嵯峨，被小江切割；延袤至新塘、九龙、茂麓、因民、落雪、汤丹，山势峥嵘。汉晋时期的产铜者，亦在这些地方。观全国各地出土的铜洗，多数款识铭文均写有“堂狼洗”，是后汉即东汉时代所铸造。例如：文化大革命中在昭通出土的铜洗有“建初元年堂狼造洗”，为东汉章帝刘炟76年制造，现藏于昭通市文化部门。1965年6月2日两位农民在今昭通市东郊诸葛营耕地时发现的铜洗有“永元二年朱提堂狼”款识，重11斤，为东汉和帝刘肇89——90年制造，现藏于昭通市文化馆。 开发铜矿冶炼铸造铜器是堂琅一大文化。政治、经济、商业、文化中心和军事要塞在今巧家城；“堂狼洗”生产厂在今巧家之南，沿金沙江东岸，为后汉即东汉社会基础产物，利用堂琅矿产丰富，大量铸造铜器运营全国各地。后世在全国各地出土而视为古玩收藏，被金石专家所著录者，仅其堂琅千万之一二而已。汪宁生《云南考古》注释说：“朱提堂琅洗在外地常有发现。陕西勉县出士一洗，铭曰：‘元兴元年堂琅造’。这是朱提堂琅洗传布最远的一例”。 “朱提堂琅洗”、“朱提堂琅造”、“朱提堂琅作”、“堂琅朱提洗”、“堂琅洗”等款识铭文怎样解读？当朱提成为郡名，堂琅县属朱提郡时期，铜洗上联写的语法关系是所属关系，即朱提为产洗郡名，堂琅则为产洗县名，可以加“的”字成为“朱提郡的堂琅县洗”、“朱提郡的堂琅县造”、“朱提郡的堂琅县作”；而不是“朱提郡的堂琅山洗”、“朱提郡的堂琅山造”、“朱提郡的堂琅山作。”有的铜洗款识铭文写成“堂琅朱提洗”或弃“朱提”而突出“堂琅洗”怎样解读？郡县制是从春秋、战国到秦代逐渐形成的地方政权组织。春秋前期，楚、秦、晋等国已开始在国内许多地方设县。春秋末期，各国开始在边远地设郡。郡的面积虽然比县大，但因地处偏远，行政建制一般比县低。朱提郡地处偏远，而堂琅县接近古滇国昆明，所以堂琅县的行政建制比朱提郡为高。郡县的守、令均由中央政府任免，领取俸禄，不世袭。铜洗的铸造、管理、营运，主权在堂琅县，所以堂琅县令的级别比朱提郡太守为高。铜洗款识铭文少数写成“堂琅朱提洗”，更多的铜洗铭文直接书为“堂琅洗”。堂琅县所生产的青铜器，在汉、晋时期是闻名全国的大宗产品。例如： 1911年在今昭通市北郊十里鸦姑海梁堆中出土的铜洗，有“永元五年堂琅”，为东汉和帝刘肇95年造，现藏于昭通市文物管理所。 1933年在昭通出土的铜洗有“阳嘉四年堂狼造作牢”，左右有“吉羊”二字，为东汉顺帝刘保132——135年造，张希鲁先生在市场上购得。 大关县出土的铜洗有“汉安元年堂狼造作”，为东汉顺帝刘保142年造，现为大关县张氏所收藏。 今云南省博物馆所珍藏的铜洗，有“元和四年堂狼造洗”，为东汉章帝刘炟87年造；有“建宁元年堂狼造洗”，为东汉灵帝刘宏168——172年造。 方国瑜主编的《朱提堂狼洗概说》指出： “炎汉铜洗见于金石书著录者，已数百器，其铭文之有地名考，则以朱提堂狼（琅）所造为最多。朱提、堂狼（琅）即今云南昭通、会泽（会泽：包括今会泽县、巧家县、东川市和四川会理县、会东县、宁南县的一部分）。近世昭通出土铜洗，其体制、文字与金石书已著录之器同。而昭通、大关等地出土之洗，有不著地名者，有单花纹者，有文字、花纹俱无者，惟有朱提堂狼所造，则可断言”。例如全国各地出土被金石家收藏著录的铜洗有： “建初八年堂狼造洗”，为东汉章帝刘炟76——84年造，见《双王玺斋金石图录》、《贞松堂集古遗文》卷14，《汉金文录》卷5。 (之二·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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