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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才说，英语这种语言反复无常且令人费解，很容易造成混乱，出错也难免。然而，对于错误使用语言、打破语言规则的现象，许多人总是投以恶狠狠的蔑视。 1712年，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on Swift）发表了《矫正改进英语的提议》，此后两个世纪，罗伯特·洛斯（Robert Lowth）、H.W.弗勒（H.W Fowler）、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金斯利·埃米斯（Kingsley Amis）、西蒙·赫弗（Simon Heffer）、林恩·特拉斯（Lynne Truss）、内维尔·格温（Nevilla Gwynne）等一众卫道士们都谴责了我们语言的堕落状态，并投身于指导人们正确使用语言的奋战中。而他们又取得了哪些成就呢？ 他们促使大众达成一致，坚信英语必须有一个标准版本，然而却没有明确指出这个标准的确切细节。他们甚至都没有指出长词和短词究竟哪个更好（哪怕已有许多言辞激烈的声明就此事发表过观点）。18和19世纪的语法修正者们做了许多糟糕的尝试，现在看来既过时又怪异：现在，没有人会拼成“snatcht”、“chekt”、“snapt”：也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在句中使用冒号。尽管如此，英语的大河还是继续奔腾向前，片刻不息。 语言绝不会一成不变。它不断地进化，有时难免与卫道士的意志不和，而他们提出的改进也经历了失败与挫折。出于对固有语言规则的反对，他们又制定了一套新规则，如不定式不能拆分使用；句子不能以介词结尾、不能以连词开头。为奉行这些新规则，书本大举宣扬，学校全力教导，作者们也纷纷追随，遵守这些规则一度成了文化水平高的体现。然而，它们还是继续被人打破，一部分人频频犯错（许多优秀作家也不例外），另一部分人马马虎虎，总得来说，大多数人都使用有误。 20世纪末，权威专家最终宣布这些规则无效，然而社会上那一小撮好斗挑剔人士还是极力推行它们，但凡有人违背，他们就要口诛笔伐，没完没了。另一方面，英语忠实捍卫者们强烈反对的许多词语也轻快地流行开来：“bureaucracy”（官僚主义）、“racial”（种族的）、“electrocute”（触电身亡）、“telegram”（电报）、“antagonise”（引起敌对）、“pants”（短裤）、“jeopardise”（危及）、“donate”（捐赠）等等。 其实，英语改进派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他们改变了大众对英语使用的看法。一代又一代，他们不断告知英语母语者——“糟糕的英语” 是智慧和道德的双重失败所致。想一想，当你用了他们反对的词后，他们会用哪些形容词来谴责你呢？ 1712年，乔纳森·斯威夫特说这些词是“变体”（Corruptions）、是“放荡”（Licentiousness）、是“无比贫瘠”（Barren）；1799年，罗伯特·洛思用诸如“不正当的”（perverted）、“野蛮的”（barbarous）这样的词来形容打破规则者；1872年，理查德·格兰特·怀特（Richard Grant White）则称这种行为“无比恶劣”（utterly abominable）、“愚蠢而无法忍受”（foolish and intolerable），并称使用这些词就是“教育缺乏、智力低下”的体现（这也是对 “donate”、“jeopardise”、“preventative”等词的抗议）。1908年，H.W.弗勒也将其抨击为“十分野蛮”（barbaric），还说有着“混合来源”（mongrel origin）的词“特别丑”（special ugliness），并劝告读者，“引用俚语时打双引号只不过是把心智不足转变成了道德缺陷”。1946年，乔治·奥维尔痛批，用这些词就是“散漫”（slovenliness）、“完全无能”（sheer incompetence）的体现。 语言不安全感 近年来，作家们仍会在某些已存的选词规则和写作习惯上犯错，金斯利·埃米斯说这是“懒散”（slovenly）；西蒙·赫弗痛批他们“糟糕”、是“半文盲”（abominable and semi-literates）；内维尔·格温则直接地说他们是“文盲”（illiterate）；林恩·特拉斯更是无情谴责他们为“道德弱者”（moral weaklings）。而这些词原本是用于形容战犯和冷血动物的。 公平来讲，这些愤怒的语法学家并未在语言使用上带有歧视。无论何时何地，同一种语言都有不同变体，它们与宗教和社会环境紧密联系。你说话的方式会透露出你属于哪一个群体，人们也会根据这个来决定对待你的态度。英语语言中的这些评判准则带来的结果便是，人们的蔑视开始基于语言本身的细节，而非外部的社会差异。 这当中也存在着阶级歧视，但他们心中的典范却也并非贵族（因为他们也经常批评有权有势的上层阶级演讲中的错误）。他们理想中的人物必须具备谨慎而有力的思想、高尚的道德礼仪、男性的直率和正确的教育，这些品质都能从避免庸俗和野蛮的不倦尝试中体现出来。他们鄙视愚蠢和卑劣的品格，但他们的眼睛所聚焦的衡量标准并非说话的内容，而是那些简单的形式法则——这就如同一长串充斥着蔑视的手榴弹。 持有这些武器的人经常凶猛地使用它们。语言学家阿蒙·谢伊（Ammon Shea）在他最新的著作《糟糕的英语》中便给出了一些显著的案例。乔治·奎恩（George Quinn）曾于2004年致信《普罗维登斯杂志》，称用连词作为句子开头的作者都应该“被语法界狠狠鞭笞”；诗人菲利斯·麦克金尼（Phyllis Mcginley）说“hopefully”这个副词“是一个令人深恶痛绝的表述，它的拥护者都应该被施以私刑处死”；加拿大《乔治王子城市民》的专栏作家杰克·诺克斯（Jack Knox）认为，凡是把“gift”一词当成动词使用的人都应该被拉去凌迟；同样，西联汇款公司的一位总裁也曾写道，凡是把“contact”当成动词使用的人“在幼年时代就该夭折”。 那些恶毒地攻击语言错误使用现象的人自然有他们的一套说辞，谢伊写道：“我经常听到人直截了当地说自己'十分关心语言'，而在我看来，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我就爱纠正别人的语言错误'。所有人都关心语言，论关心的程度，许多人都不比他们少。但是如此恶毒地羞辱和谴责他人，远不能说明他们有多关心语言。” 再者，在核心语法使用上的错误并不能彰显说话者的无知无能，比如“I are come”或“Do like this speak not”，经常有受过良好教育、口语流利的人有意使用这些措辞，甚至连一些写作能力超群的人也不例外。这便招致了那些卫道士们的责骂，使用者们也被无情地划分到了语法能力低下的群体中。正如丽贝卡·高尔（Rebecxa Gower）在其著作《可怕的词语》中说的那样：“卫道士们越是讨厌某个词，就越会坚称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词，甚至都算不上是个词，以此来故作不同，哗众取宠。” 人们往往也会很容易被他们洗脑。英语是一种无比令人费解的语言。由于历史原因，它的拼写混乱多变，反复无常。英语文学历经几个世纪的演变已经逐渐成熟，变化形式也开始清晰起来。多亏了那些致力于“纠正并改善”英语的人的努力，我们才能知道许多大众极少遵循、却应当被遵循的规则。作为一名英语母语者，我们或多或少会带有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口中的“语言不安全感”。英语水平距理想状态越远的人，不安全感越甚。这种唯恐自己犯错的焦躁会在他们说话时流露出来。毕竟，哪怕是最严谨的语法达人时不时也会犯错。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想好好地整肃英语，这早已不足为奇。但这些尝试至今尚未取得具体的成就，至少，卫道士们批判他人时的恶劣语气就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更糟的是，我们说话时总有表述不清或是前后矛盾的问题。而在凶狠的英语语法和词汇武器的攻击下，我们张口时便更加担心，自己是否会被别人视作堕落而野蛮的傻瓜。 作者：詹姆斯·哈贝克 编译：王璐瑶 审校：黄洁梅 编辑：钦君 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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