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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有结婚迎亲的吗？
仇英《清明上河图》（辛丑本）长卷第一段，画面上桃花初绽，杨柳泛绿，士人骑马，行客担物，牧童骑牛，妇女结伴携童而行，一派赏春悠游的情景。而这段情景中第一个最热闹、最惹人注意的，就是吹吹打打的迎亲场面。
苏州人兴高采烈过清明 自古以来，清明时节平民百姓的第一等大事，向来都是上坟扫墓，其他活动，如赏春、旅游、访客、宴饮等，多是借上坟扫墓之名而行，是扫墓的附带节目。清明时节似乎不是一个适宜操办婚嫁喜事的日子。 其实，百姓自有百姓的生活逻辑。早在宋代开始，很多地方已利用清明节举办庙会，一边开展民间贸易，一边举办有强身健体的游乐活动，如民间活动荡秋千、蹴踘、拔河、斗鸡、放风筝等等。清明时节是真正的开春了，无论气温、光照、雨水，都有上佳感受，人们心情舒畅，生命毫无禁忌地活跃起来。 上述情况包括苏州，而且苏州更特殊一点。 苏州人对于传统事物的态度，一向是尊重敬仰、利我所用，苏州人总是在方便和有利于自己的情况下接受传统。例如，对于寒食节（清明前一日或二日）。既然是寒食节，当然得断炊火，吃预先准备的熟食。但苏州人就不。《吴郡岁华纪丽》卷三中记载，吴民一方面事先就做了青团子、粽子、熟藕等准备“过节”。但是，又以冷食不合“鬼神享气之义，故复佐以烧笋烹鱼”。苏州人认为：断炊火，不焚烟，“不合鬼神享气”，因此需要烧笋烹鱼，美食一顿。所以尤侗《清明》有“不须乞火邻翁家，吴地从来未禁烟”之句，徐达源《吴门竹枝词》就这样幽默地说：“相传百五禁厨烟，红藕青团各荐先。熟食安能通臭气，家家烧笋又烹鲜。” 对于清明节，苏州人更加开放。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三：吴俗，清明前后出“祭祖先坟墓，俗称上坟。大家男女，炫服靓妆，楼船宴饮，合队而出，笑语喧哗。寻常宅眷，淡妆素服，亦泛舟具馔以往。吴郡墓多在西山（按：此西山指城西众山丘，不是特指太湖中的西山岛），到岸艤舟，坟垅数十里，子孙提壶挈榼，从人担鱼肉而上，轿马后挂飘香绽，粲粲然满道也。”可见苏州人过清明节，即使是上坟也是兴高采烈的。 明代中期起，在江南，特别在苏州，严肃冷酷的“道统”已被民间力量，尤其是借助发达的市民经济兴起的民俗民风冲击得支离破碎。在卫道士眼中，“礼崩乐坏”的市井生活实在太过活跃、嚣张，但在对繁华奢侈趋之若鹜的表象中，体现的正是一种反对与蔑视封建道统的社会进步因子，许多清规戒律或被削弱，或被消弭，在这种近于疯狂的“个性解放”思潮冲击下，享乐主义风行。变本加厉追求奢华喜庆的愿景，标新立异的社会思潮和光怪陆离的市井景象，正是明代社会繁华的特征。因此，在一幅反映清明盛世，多少带有粉饰太平的图画中，还真少不了喜气洋洋的内容。 所以，清明节迎亲”不一定非有不可，“但一定是可以有。 清明节清明日两回事 这里还有一点须澄清。在我国，清明节与清明日是两个概念。清明日，这是指节气清明的“正日”，指正交农历节气的这一天，即上一年冬至后第106天，按公历，通常是在4月4日或5日。而作为清明节的这个时段，却是公历4月4日或5日前后约20天的范围，即使清明日这一天是用于扫墓祭祖，其他日子或当可以毫无忌讳地操办其他事项，包括结婚迎亲等喜事。 退一步讲，旧时许多人做什么，为了顺利，最小心是要翻“皇历”的。皇历即黄历，这是先秦以来把历法与易学、星相、阴阳五行结合起来的“历书”，包含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遵守的一些禁忌。我们现在找不到明代苏州流行的“皇历”，但我们不妨对照一下至今在民间流行的“皇历”，便可了然。笔者手头有2015年、2016年这两年的“老皇历”，苏州玄妙观编制。 2015年即羊年的“老皇历”，公历4月5日（农历乙未年二月十七日）为“清明”，这一天，皇历指明宜做的有“会亲友”等八项，忌做的是“嫁娶、出行”，但第二天，即4月6日（二月十八日），宜做的有“祭祀”等12项，“嫁娶”就在这12项中，五天后，即4月11日（二月廿三日），宜做的项目中又有“嫁娶”。 2016年即猴年的“老皇历”，公历4月4日（即农历丙申年二月廿七日）“清明”，宜做的是“祭祀”，忌做的是“出行、动土”二项，但之前6天即3月30日（二月廿二日），宜做的有“受封”等12项，“结婚”就在其中，清明次日，即4月5日（二月廿八日），宜做的有“祭祀”等12项，“嫁娶”也在其中。之后第十天，即4月14日，宜做的事项中又有“嫁娶”。也就是说，即使严格地按“皇历”做事的话，清明这一时段，也有适宜婚嫁的日子。道教是这样，佛教呢？佛教讲究的是“日日是好日”，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天天都是好日子”。何况，在民间不那么理会“皇历”那种“生活指南”的明代中后期社会，结亲迎娶更当是畅行无阻。 避选秀女子速配慌不择日 如上所述，都是观照明代中期社会特点，从理论上推导。实际上，笔者认为还有一个重大理由，会使我们对“清明”时期结婚迎亲“见怪不怪”，这就是肇始于明代的“选秀”。 明代皇帝在全国范围内挑选年轻美貌未婚女子充实宫闱，这就是所谓“选秀”。朱元璋做皇帝不久，就有“选江南女子”的举动。 史载：“洪武五年，选苏、杭二府妇女愿入宫者四十四人，授内职，蠲其家徭役。”“洪武十四年，敕谕苏、松、嘉、湖及浙江、江西有司：民间女子年十三岁以上、十九岁以下；妇人年三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无夫者，愿入宫备使令，各给钞为道里费，送赴京师。盖女子以备皇宫，而妇人则充六尚也。”（《万历野获编》补遗） 如果这还勉强可以说成是正常“招工”的话，那么到了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年间（1506-1521））——仇英此时正值青少年时期——皇帝就乱来了，据《明史·毛思义传》“：正德十三年，驾幸昌平，民间妇女惊避”，为什么妇女要“惊避”？朱厚照公然要抢女人。以至于当时有个叫刘士元的监察御史，听说朱厚照驾到，急忙命自己负责按察的地方“民间尽嫁其女”，恼得朱厚照把刘捆来，缚去上衣，痛予鞭打，刘士元几乎被活活打死！ 因此一有风吹草动，民间就急于结婚迎亲，哪里还顾得上择日揀吉凶呢？ 明代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一“风变”记载了皇家选“绣（秀）女”引起的民间恐慌： 隆庆二年（1568）戊辰正月元旦，大风，走石飞沙，天地昏暗。至初八、九日，民间讹言朝廷点选绣女，自湖州而来，人家女子七八岁以上，二十岁以下，无不婚嫁。不及择配，东送西迎，街市接踵，势如抄夺。甚者畏官府禁之，黑夜潜行，唯恐失晓，歌笑哭泣之声，喧嚷达旦，千里鼎沸。无问大小、长幼、美恶、贫富，以出门得偶，即为大幸。虽山谷村落之僻，士大夫诗礼之家，亦皆不免。 一富家偶雇一锡工在家造腊器。至半夜，有女不得其配，又不敢出门择人，乃呼锡工曰：“急起！急起！可成亲也。”锡工睡梦中茫然无知，及起而摹搓两眼，则堂前灯烛辉煌，主翁之女已艳妆待聘矣。大出不意。 同样是明人的《崔鸣吾纪事》：“隆庆戊辰春正月，民间相传上遣内官某选浙、直美女入御，无问官吏军民之家，敢有隐匿不赴选者，罪；邻里知而不举首者，同罪。于是有女者急于求售，年资长幼，家世贵贱，皆所不论。自京口（今镇江）至苏、松、嘉、湖诸郡旬日间无分妍媸，婚配殆尽……是举也，受聘之女，不及成礼而婚，在贫者亦称便。至未尝许聘者，往往配匪其伦，终身怨怼，悔靡及焉。” 正如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所指出的：“明祖之制，凡王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弗受，故妃后多采之民间……故每新君登极，有选秀女之谣”。江南是出美女的地方，当然是首选，民间一闻有选秀之事，就天昏地暗，仓皇失措了。 由于害怕被皇家选入不见天日的宫闱，凡有女子未婚的，一有风闻，也不管真假，急急忙忙就找男子婚配了，致使“拉郎配”一度成了非常诡谲的社会现象。明代小说家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中，有生动描写：“嘉靖登基，年方十五岁，妙选良家子女，充实掖庭。朝廷要到各处点秀女，愚民闻讯，一时间嫁女子，讨媳妇，慌慌张张，不成体统。最可笑还传说十个秀女要一个寡妇押送，赶的那七老八十的，都起身嫁人。但见十三四的男儿，讨着二十四五的女子，十二三的女子，嫁得三四十的男儿。”小说《生剪绡》第八回也有一段描写：“天启传旨，遍选宫人，以成大婚盛典。江南一带，部文未到，婚的婚，嫁的嫁，含香豆蔻，一霎时都做了病蕊残花。” 明代选秀虐政导致的民间惊恐状，以今人眼光看，当然有些可笑，但在当时，显然是活生生的社会现状，《拉郎配》、《乔老爷上轿》等，就是把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演绎成了戏曲。 在这种情势下，哪里还顾得上选日择时？即便是清明日，也是“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了，民间肯定是“择日不如撞日”，清明婚嫁也就不足为怪，为“清明”添一喜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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