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利国家：濒临破产的神话

政府推行高福利政策会使行政成本变高

       税收高，福利高，随之而来的就是政府需要更多的部门来对此进行管理，再加之欧洲总体经济发展速度不快，GDP增速与政府开销形成一低一高的局面。以瑞典为例，七十年代瑞典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增幅下降了一半以上。但为了保证福利政策的推行和保证税收，瑞典政府的开支越来越高，1995年瑞典政府开支占到GDP的66％；同年政府的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0％。从1970到1988年，连续 18年瑞典政府在赤字下运作。为此不得不举债维持，仅仅是债务的利息，就大到占政府支出的七分之一，是仅次于社会福利开支的第二项支出。无法减少全民福利支出，政府只能自寻出路，瑞典中央政府除首相府外，政府办公用房全部是租用的，租用的原则是经济适用，完全实行市场化运作。

福利不与劳动挂钩，不符合经济规律

      在市场经济主导的社会，福利政策应该更加契合市场规律。富人纳税多，但实际收入仍然令大众望其项背，这样，他们更愿意选择商业保险来为自己谋得福利，社会福利作用于他们，虽然公平但总显得“用钱不当”、效率不高；在这些国家，即便是失业者也能拿到金额不菲的失业金，法国失业救济金按失业前工资计算，平均为这一工资的57%，高福利国家造就了众多不劳而获的懒人，这样一来，本意在于救助的社会福利就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这些高福利国家，由政府主导的福利政策对市场的变化熟视无睹，违反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一连串的负面影响随之而来。

借钱发福利，让很多国家欠债难还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测算，欧洲国家占据全球薪酬最高国家“前三甲”、几乎全覆盖的免费医疗、福利支出平均占政府总支出的50％左右，其中法国高达70％。由于无差别地、不遵循市场规律地推行社会福利制度，很多国家只能依靠借债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来维持。
       希腊的破产危机正是由此产生的，加入欧盟后，由于借款利率较低，希腊一口气借了3000亿欧元，直到金融危机后，世界才突然发现希腊政府预算赤字已经高达GDP的13.6%、政府总债务占到GDP的115%。在人口老龄化和经济衰退下，习惯了优厚福利的欧洲人却不愿勒紧裤腰带度日，借贷就成了欧洲各国维系高福利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当借贷雪球越滚越大，赤字难堪重负时，债务危机便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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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社会危机也应运而生

       劳动者积极性减退：失业救济太宽厚是欧元区国家长期以来对付失业顽症的策略，但他更像是一个很大的败笔。宽厚的失业补助金及其他福利降低了人民的工作热情，在失业保险方面，一些欧洲国家之前也相当慷慨，不上班的收入也能差不多维持生活，为此有人认为这种制度孳生了大批的懒汉。目前德国正在评估是否要对这一政策进行改革：“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社会保障系统，以激励人们接受正常的工作，而不是让人们去懒惰，给人们一些偷懒的刺激性政策。”
       移民涌入加剧社会矛盾：由于欧盟成员国相对美国较为开放的移民政策，哪个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待遇优厚，劳动力就流向哪里。英国骚乱期间，托特纳姆地区的民众主要是非洲移民，其中以索马里移民居多。当地人说：“他们通常会生很多孩子，政府会给他们比较好的福利，比如租房子一段时间后，政府就会买下这户房子的使用权给他们。”金融危机后，这项福利几乎没有了，这在移民中间曾引发不满。而这种由“福利移民”带来的社会危机，在其他高福利国家也多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