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高福利制度走到尽头了吗

谭丰华

希腊民众反对新一轮全面紧缩法案的大罢工再次激起了世人的复杂情感。虽然希腊国会最终通过了紧缩法案，获得了下一笔国际援助资金，避免了国家破产，但民众对削减薪水和提高税收等措施表达了普遍而强烈的不满。其实何止希腊，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民众，都为反对削减支出和提高退休年龄等财政紧缩措施而爆发了多次规模不等的抗议。在亚洲、非洲等地的人们看来，欧洲人实在是被“惯坏”了，长年的高福利生活，让他们在遭遇了社会经济的挑战时，变得无法忍受。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正是这些欧洲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导致了欧洲债务危机。更有人认为，长期以来过度的福利政策透支了现代国家应有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严重挑战了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制度，甚至让这些国家难以为继。事实似乎支持了这些观点。确实，随着欧洲福利国家的繁荣，公共部门的膨胀使得支出骤增，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更让政府财政越来越不堪重负。

《贝弗里奇报告》主张的社会福利“3U”思想，即普享性原则（Universality）、统一性原则（Unity）、均一性原则（Uniformity），对战后福利社会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肇始于此的体系庞大、名目繁多的各种福利补助给福利国家政府带来了巨大压力。同时，福利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产业空心化、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失业率升高、国家竞争力减弱等势态，似乎与福利制度本身息息相关。

然而，将债务危机归咎于欧洲人的高福利，并非科学逻辑。就以希腊为例，当初发行巨额政府债券，更多是为了加入欧元区。千万不可忽略的是，欧债危机与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密不可分。正是那场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了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大幅降低，同时为拯救经济，各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刺激措施，财政支出飙升，政府赤字进而大增，债务问题浮出水面。或者说，是在经济脱离轨道的情况下，债务问题才成为问题。更进一步说，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欧元区货币、财政两大体系的不兼容，而高负债国家并非必然发生债务危机。因此，追究欧债危机的根源，高福利的社会制度并非理想的答案，如今部分欧洲国家削减高福利，仅仅是为了获取国际援助资金的权宜之计，并非对症下药的治本之策。

因此，欧债危机并不意味着高福利社会制度走到了尽头，或许反而会成为欧洲诸国进一步改进和强化福利制度的转机。从福利国家的起源看，一百多年前工业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社会阶层的矛盾冲突以及民众对经济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担忧，政府为缓和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和社会不满，出台了一系列福利政策。二战后，随着劳工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巩固。特别最近三四十年来，福利制度被视为控制人工成本来展开国际竞争的筹码或者就业补贴而深受雇主的欢迎。未来欧洲福利国家的发展，其核心目标之一仍是协调阶层矛盾，而随着更多国家经济社会治理的日渐成熟，以及民主化进程的加快，福利国家形态代表未来国家形态发展的总体趋势愈加突出。

此外，未来福利国家的发展还有其自身的动力机制。效率工资为公众提供了高于其他国家的一般福利水平，这对公众具有不可估量的激励作用。总体上看，民主化和权力制衡带来了廉洁高效的政府，而在这样的环境下，高税收带来高福利的治理模式，也更易得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而且廉洁高效的政府又带来了富有活力的私营经济部门。高福利提供普遍的社会保障，民众的预防性储蓄会减少而更倾向于消费，而这又是经济活力源泉之一。欧洲的政治家们越来越清楚，执政地位与福利问题关系密切，高福利承诺是争夺选票的最强有力工具，这无疑会强化福利国家的治理。此外，上百年社会福利制度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将对福利国家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因此，福利国家遭遇了严峻挑战，却并不会难以为继，但需要反思和调整。目前许多欧洲福利国家试图从量化宽松政策和国际社会的大规模救援中冲出重围，但那些只能算是短期策略。世人当会看到，希腊的债务偿付能力并不会因国际社会的巨额救助和削减福利、强化紧缩而得到根本性的提升。这些福利国家债务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从经济增长等结构性难题出发，增强经济活力，增加财政收入。毕竟，福利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理应建立在财政可持续的基础之上，而且其制度和政策措施应随经济状况而变，使其随时发挥正面效用。一个成熟的福利制度，要能够有效帮助弱势群体渡过难关，促进社会公平，抵制不劳而获的道德风险，鼓励积极工作与自由竞争，促进技术创新和生产力的提高。

可以预见，凭借其制度传统、政策取向、经济修复与动力机制，欧债危机之后，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或许会增添新的内容，体系会更庞大，但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