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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基督教，是当之无愧世界第一大宗教。而其中，天主教又是基督教旗下第一大教派，广义教徒总数超十亿，占全球总人口17%。 与东正教、新教等其他教派不同，天主教在组织架构上有一个独有之处：即由罗马教宗这个大活人直接领导。 这的确是非常特别的。纵观基督教其他教派，虽然大多也都有大祭司之类的职设，但其权限都相对有限。无论是东正教还是新教，这些宗教体系内，都没有哪个大活人，能够获得像罗马教宗这样的至尊地位，更不用说被捧到类似神明的高度。 但天主教教宗却是卓尔不群。在中世纪，教宗的冠冕分三层，分别象征着着其之三大权力：代表神权、管理神权、统治王权。“教皇上谕”能够跟圣经权威平等；天主教徒必须无条件服从。虽说近代以降，教皇的世俗权力遭到严重虚弱，但起码在意识形态层面，其之权威仍不容置疑。1870年时，梵蒂冈甚至直接宣称“教宗无错误”。此外，教皇还有赦罪之权。 这简直就是半神了！尤其是中世纪，教宗非但象征道统、控制意识形态，甚至能够干预世俗政治——他不仅有一个教廷掌控的教皇国，更有干涉各国王权的法理资格。欧洲天主教世界各国王必须经过教皇册封，才能算合法。而如果世俗国王遭教皇开除教籍。那至少在理论上，他也同时失去了对国家的合法统治权。这种政教合一的高度集权，在中世纪之后的人类主流文明体系中算得上是绝无仅有。 今日欧洲宗教分布 教宗为何这般厉害？这与欧洲中世纪时的特殊时代环境，以及天主教世界地缘结构有着密切关联： 第一，中世纪的欧洲世界，面对十分巨大的外部压力。它们不仅要跟东南欧的拜占庭帝国——东正教系统展开地缘及教派博弈，还要与新兴的伊斯兰势力拼死搏杀。此外，在东北欧，以匈人、蒙古人为代表的草原游牧势力，还经常挥师西进，隔三差五的挥师西向，让欧洲文明经常陷入覆亡的恐惧中。而除了保国卫教，谋求土地、财富，控制商路，甚至恢复宗教圣地，各种因素的趋势，都让欧洲势力有强烈的东进拓土开疆欲望。 总而言之，不管是自保还是扩张，中世纪的欧洲文明始终处在外战频仍的状态，鉴于欧洲之外地均为强势地缘势力，这些外战也是十分惨烈。 高频率，大规模的外战，这对欧洲文明圈提出了十分高的要求。它们要想获胜——或者至少被被人欺负，那不仅需要相当的物质财富支撑，政治架构上，也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枢，将资源有效整合起来，形成合力，而且在具体的政治军事行动上，大家也需要步调一致，勠力同心。 但就是这个中央集权，正好是欧洲的死结。众所周知，自罗马灭亡后，欧洲政治上就四分五裂，不仅时常并存着大大小小几十个王国，王国以下，还有公国、侯国，乃至最低级的骑士。每一级的封建领主，都有相对应的自主权力，整个欧洲社会在政治上支离破碎。 这种支离破碎的封建制度，使欧洲别说凝聚合力拓土开疆，连齐心以应外侮都十分困难——天主教世界在中世纪外战中的整体拙劣表现，这种撕裂的政治结构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可是，这外战又必须得打——就算你无意弄人，可架不住人家要弄你啊！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只有一个——加强中央集权——换句话说，各地有必要将部分权力上交中枢，集中使用。 可是，交给谁呢？交给国王？可国王之世俗权力，是以其统治的国家为依托的。而国家又是以地缘板块为基础形成。 在《地缘政治：基督教系列》之前章节中，云石君曾多次说过，欧洲内部地缘结构支离破碎，缺乏一个强大到足以压制四方的核心地缘板块，这意味着，欧洲在整体层面天然不能产生一个世俗强权。这种结构下，由某一个国王大权独揽，其他国王肯定不答应，他们有理由担心这种权力上缴，会使得新的“皇帝”享受到超出其本国地缘实力之外的额外力量加乘，进而倒转过来，对自己的生存构成威胁到。 所以，这个中央集权，其驾驭者不可能是某个世俗层面国王，而只能是教会。教会的影响遍及全欧，能够获得各地缘板块的普遍认可；最重要的是，教会归根结底还是个宗教组织，就算得到一部分世俗权力，但也有限度，不至于对各国的世俗权力构成根本性威胁。 其次，欧洲内部政治结构的四分五裂，使得各国之间的冲突非常频繁。而欧洲地缘结构的撕裂，的支离破碎，又决定了没有哪个地缘势力拥有绝对优势。即便偶尔冒出个强势政权，大体实现全欧统一（比如查理曼帝国），但也只是昙花一现，没多久就会由于地缘结构的支离破碎，重新回归分裂，群雄逐鹿呈长期化态势。 可是，战争意味着物质消耗，意味着生产破坏，意味着人口减少。这对中世纪时本就相对贫弱的欧洲来说，实在是难以承受之重。所以在打的同时，欧洲各国也普遍存在着停战的需求——不然这么天天你死我活，大家都受不了。 既然要停战，那谈判就免不了，而对立双方即便都有停战念头，但各自的立场与底线也免不了有较大差距，所以有必要有一个拥有足够权威，且立场公正的势力居中调和。而罗马教会则是最合适的选择。而这种调停人（在某称程度上也是裁决者）的身份，又会加重教会的政治权威（当然，教会也免不了借此身份，为自个儿谋利）。 最后，在前文中，云石君已经说过，中世纪的欧洲内忧外患，这种高频度的战争，对欧洲的整体资源和实力都是一种严重消耗。 当时的欧洲天主教世界，还没有迎来大航海时代和海外殖民，财富主要来源仍旧是农业。但就农业生产潜力而言，鉴于中世纪人类整体发展水平相对有限，欧洲除了临地中海的南欧，像中欧、西欧、北欧，气候相对苦寒，土地开发能力有限，这意味着其财富创造的天花板相对较低。 没资源，还要经常打仗，这种格局下，中世纪欧洲人的生活质量自然十分低下就。由于生存环境恶劣，欧洲普通百姓的生活普遍缺乏希望，更无乐趣，甚至时常笼罩在死亡阴影下。所以欧洲中下层民众的绝望心理与反抗意识也非常强烈。 绝望，随之而来自暴自弃——那谁来劳动和生产？而反抗则更糟糕，会引发社会动荡，秩序解体。 那么，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呢？ 上策是，给他们更多的财富，至少把温饱问题有效解决——可当时的欧洲，没有这个条件。 既然物质层面没法整，那就只能从精神方面想办法了。借天主教的力量，施以精神抚慰与麻醉，至少能让民众更有勇气的，去面对注定惨淡的人生，踏踏实实的卖力干活、不造反，哪怕一生潦倒也心甘情愿（只要安贫乐道，死后即能上天堂享福）——这相当于让天主教为世俗权力承担部分维稳职能。 统筹对外征战、调和内部矛盾，化解阶级冲突，中世纪的特殊时代与地缘环境，使天主教于宗教之外，还承担起这三大世俗功能。这种情况下，天主教会，特别是罗马教廷的世俗影响力，自然大大增加。 而对教会而言，既然它得到了部分世俗权力，那在组织架构方面，也有必要做出一系列相应的调整。首先，世俗权力的严密规范，意味着教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用松散的纯宗教模式来构建自己的组织假设，而必须根据世俗规范，将自己的组织架构更加精细化，实用化。具体而言，即有必要设立有一个最高话事人和裁决者，这样才可以及时高效的解决现实层面的各类问题。这种情况下，昔日的罗马教会大主教，其权威不断上升，最终发展成政教合一的教宗。 而与罗马教宗的政教合一同步，欧洲文明也进入了史上最黑暗时代。终整个中世纪，欧洲不仅贫弱混乱，而且思想也被高度钳制。天主教会强势打压一切“异端”学说，甚至用宗教审判等极端形式，极力扼杀新思潮。当时的天主教世界，其之愚昧封闭不仅远胜于同期的伊斯兰与中国，便是跟古希腊、古罗马相比，都逊色许多。 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干嘛非要把社会氛围弄的这么保守呢？这么做，天主教可得到哪些利益与好处，云石君下一节中继续为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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