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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缺乏想象力不仅体现在技术进步上，还体现于对商业潜力的预测上，而将人类的创新力解放出来的重要因素是合作。 文 / 韩蕊阳、中信出版集团 博弈，对大多数人来说早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它是世界上冲突的反映，是一个古老的概念。由冯·诺依曼率先发明的“博弈论”目的就是寻找博弈的答案——合理的结果。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把博弈论看作是“为两个馋嘴的孩子分一块蛋糕的最佳方法”。不管你怎样小心翼翼地切分，其中一个孩子总觉得自己那块小一些。最佳解决方法是让一个孩子切蛋糕，让另一个孩子先选。出于对自己利益的保障，第一个孩子会切得很公平，而且由于是他自己切的，他不会对两块蛋糕是否一样大提出异议；第二个孩子也不可能抱怨，因为他拿的那一块是自己挑的。这个答案并不依赖于孩子的大度或者公平意识，而是由两个孩子各自的利益所驱使的。 但无论解决方法多么合理，最后的结果多么公平，例子中的两个孩子进行的是一场“零和博弈”：蛋糕就那么大，两个孩子怎么做都不会改变蛋糕的可用总量。一个人分得多一些，就意味着另一个人分得少一些。 博弈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商业世界更是明显。很多时候，商业世界里的竞争体现出的都是零和博弈的残酷。无论是各种购物节的疯狂打折促销，还是为争抢市场份额做的烧钱补贴，看起来都是如此。 但换一种思路，人类社会并非总是在“分蛋糕”，而是在不停地将蛋糕做大。 从古至今，人类常常会认为创新和增长已经接近饱和，但这很可能是由于心理上有某些基本观念暗示我们，此时此刻发展已经达到终点。当然，我们通过历史可以了解到之前曾经出现过无数发明，而且新事物涌现的速度还在不断加快。但是我们依然无法想象这种规律如何持续，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发明的基本特征就是无法事先预测。 基督诞生前不久的罗马时代，杰出的工程师弗朗提努斯（Sextus Julius Frontinus）曾说：“创造发明很久以前就已达到极限，我对进一步发展不抱任何希望。” “什么？就凭在船甲板下点上篝火，你就能逆风而上，逆流而行？请原谅，我可没有时间听这些废话。”1803年，面对罗伯特·富尔顿提出关于汽船的想法，拿破仑·波拿巴如是说。 1837年，医学教授艾尔弗雷德·维尔波氏说：“消除手术过程中的疼痛就是凭空想象，现在应用这种技术简直是荒谬。”他所指的就是麻醉医学。 1859年，招募石油钻井工人时，没有人能相信竟有人愿意钻到地下去取油。 1920年《纽约时报》报道称，制造火箭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火箭喷出的气体无法产生推力。49年后，在美国人即将登上月球之时，他们发布了幽默的更正语：“现在毫无疑问，火箭不但能在真空中运行，而且能在大气中发挥作用，《纽约时报》为自己的错误深表遗憾。” 类似的论调数不胜数。 人们在谈论自己从事的领域时尤其缺乏想象力。 1995年，英国电信公司的未来学家伊恩·皮尔森（Ian Pearson）在一次演讲中预测，IBM的深蓝计算机，几年内将会击败国际象棋卫冕冠军卡斯帕罗夫（Kasparov）。讲座刚刚结束，就有听众走到他面前，说他确信深蓝的程序永远无法击败卡斯帕罗夫，因为该程序就是由他编写的，他了解其局限性。但仅仅18个月后，事情就发生了。 科学家和工程师逐渐从他们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博弈论的率先提出者、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在发明了电子计算机之后曾这样评论计算机的未来：“目前看来，我们的计算机技术已经达到了极限。不过我还是得对发表这样的言论保持谨慎，因为5年后再听可能就会相当愚蠢”。 我们缺乏想象力不仅体现在技术进步上，还体现于对商业潜力的预测上。 当戴维·萨尔诺夫（David Sarnoff）试图鼓励他的同事们投资新发明的收音机时，同事们回答说：“无线音乐盒没有能想象到的商业价值。谁会为一个没有指定收信人的消息付钱？”的确，如果没有申请的话。 缺乏预见性，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能预见每一个新的核心创新——本身看似都是没有用的，但会激发自己创新设计空间的应用，以后将会带来潮流的转变。 “创新设计空间”是特维德在《创新力社会》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创新就是用全新的方式将现有条件重新组合。如果我们手中的产品数量从2增加至4，产生的可能组合方式就会从3个升至14个。因此，如果手中创新积木的数量呈线性增长，我们就能够得到超指数增长的组合方案。作者将这种存储理念以备组合的方式称为“创新设计空间”。 即便是天才，也无法预测到创新力的未来。人类的思想不同于有限的资源，而是创新设计空间的一部分，可以通过自组织不断扩张，自我革新。除非我们主动将其束缚。 把蛋糕做大，依托的是人类自主产生的创新力。但这种创新力只有在系统同时拥有以下五大要素时才能产生： 1. 个体单元。个体单元最善于产生奇思妙想，在一个网络当中，单元的个体越小，数量越多，越容易产生创新力。 作为群居动物，人类个体之间倾向于相互适应，因此，一旦集体做出决定，他们就对创新望而却步。尤其大型企业或机构当中，人们更愿意规避风险——逆流而上有风险，随波逐流更安全。因此，若想最大限度地提升创新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化整为零，分成独立小组或个体单元。 2. 变革驱动者。发展进步需要自发变化，即使这种变化极具负面影响。远古人类由于气候变化频繁而加速进化，气候可以被称为变革驱动者。城市化的开放社会比处处受限的国家，更利于激发变革。 3. 有效网络。个体单元必须联系起来才能实现交流互动，彼此的联系越紧密，进步的速度越快，取得的成果越明显。互联网就比孤零零的单个系统更加便捷高效。自然界的生物同样也通过不同性别和身体系统联系起来。 4. 共同记忆。我们需要一套标准代码“写入”，并且记住成功的经验，而且这种代码必须能让网络内各个成员相互分享，共同使用。人类依靠文明世界的各种制度，确保共同记忆系统得到尊重。 优秀的商人往往善于编制代码，他们的共同记忆里涵盖了房产契约、专利版权、文学作品、注册商标、会计系统、计量单位等，但是所有这些只有在得到网络所有成员认可之后才会产生价值。 5. 竞争。竞争能够阻止负面趋势的迅速蔓延，促进正能量广泛传播。社会如果没有竞争压力，最终（或很快）会走向衰落，因为其内部改变大多趋于负面。 如果只强调一个因素的话，将人类的创新力解放出来的重要因素是合作。 拉斯·特维德在《创新力社会》一书中提出了革命性观点——人类文明（创新力）与自然资源分布、气候、人种并无关系。起关键作用的，是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自愿开展的双赢贸易。 书中的一个例子是，智人最终击败更加强壮的尼安德特人，贸易是重要因素之一。在贸易出现之前，智人和尼安德特人通常都将陌生人视为自身安全的威胁，他们的反应往往是杀死对方或被对方杀死——换句话说，就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但是，这种状况在他们认识到交换贸易的概念之后发生了改变。 特维德指出，能够自愿与陌生人相互交易是人类最伟大的创举，其重要意义远远大于使用火种或者发明车轮。原因在于贸易是一个可称为“元理念”的概念，它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想法和理念。此外，由于贸易能够超越朋友和家人的小圈子，同时又是完全出于自愿的，因此如果没有特定的阻力，贸易能够以极其惊人的速度产生变异，成为强劲的创新力引擎。 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博弈，博弈论中有一个知名的二难推论故事——囚徒的困境，反映的是个体选择与集体选择之间的冲突。面对类似的难题，也许合作意识的建立是破解的关键。 《囚徒的困境》一书指出，现实中的二难命题是建立在财富对自己和对其他人的价值的主观衡量之上的。有能力把“对手”看作是同伴经常会把名义上的囚徒的困境转变为不那么烦人的博弈。囚徒的困境的唯一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就是避免囚徒的困境。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借助于法律、道德，以及所有其他能促进合作的社会机制。冯·诺依曼也认为，人类是否能长期生存下来，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提出更好的办法，以促进比已经存在合作更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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