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唾骂声中，出使西洋 1875年2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窜至腾冲地区时，因受当地群众阻挠，开枪打死多名中国居民。当地百姓奋起抵抗，打死马嘉理，把侵略军赶出云南。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大怒，坚称此事乃由清廷幕后指使，屡以下旗绝交、增派军舰来华、联合俄国进攻北京，对清廷进行威胁恫吓。历经两次鸦片战争之败的清廷已被吓破了胆，慌乱之中不但答应英国“抚恤”“赔款”“惩凶”等苛刻要求，按英方要求派钦差大臣到英国去“道歉”，并开馆设使，长驻英国。 选派使臣出洋，不仅要懂洋务，而且更要愿意出洋，这在当时困难至极。满腹经纶的大臣们去向洋人“道歉”，本身就是一件屈辱使命，“道歉”后还要长住下来“做人质”，众人更唯恐避之不及。清廷为此反复遴选，大费周章，后来李鸿章推荐曾任广东巡抚的湖南人郭嵩焘，说他“系正途之士，通外情，知洋务”，慈禧立即采纳。 郭嵩焘是著名的饱学之士，久经历练，担任过巡抚、侍郎等职，“诏赏二品顶戴”。太平军兴起时，他赞助曾国藩办团练，建立湘軍，人称“湘军财神”。击败太平军后，又致力洋务，对西方的器物制度有一定了解。后来他一直倾心西学，注意搜求研究，逐渐形成了关于洋务的卓越见解，成为洋务派要员。当时主持总理衙门的重要人物恭亲王奕和文祥，都佩服郭嵩焘“洋务精透”。而他本人也对办理洋务满腔自信，甚至说，方今天下，能了解推究西洋事务并且“知其所长以施控御之宜”的，独我一人而已！但他的建议很少被采纳，更无权放手去办，反而屡遭同僚大臣误解攻击。他一直认为内政修明，方有外交。而大清官员，不是盲目仇外、排外，便是可怜地惧外、媚外，以致进退失据，误国害民。他深信假如僧格林沁当年听从他的苦劝，不妄杀英使，则咸丰年间的英法联军之祸完全可以避免。还有一次，郭嵩焘亲眼看见总督瑞澄见到洋人，倒地便拜，居然以总督之尊在洋人面前执属员之礼，令人作呕。郭嵩焘更耻于和这帮人为伍，从此不愿轻涉洋务。 大清将派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开，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士论大哗。千百年来，中国人都认为华夏民族是最先进的民族，中华文明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现在遣使出洋，在士大夫们的眼里，仍无异于屈辱求和，示弱于蛮邦，“天朝上国”的颜面何存？一时间朝野上下，捶胸顿足，无不认为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 外有英人的催逼威胁，内有国人的毁谤痛诋，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身心俱疲，意绪全无，他三次上奏朝廷，全力告病，求免出洋，但都未获准。李鸿章等少数开明洋务派大加鼓励支持，劝他不要被议论所左右。慈禧、慈安两太后也亲自出马，苦口婆心地劝驾。在这种情况下，郭嵩焘反复权衡后毅然决心出使。由是，郭嵩焘成为清廷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位公使。 1876年12月2日傍晚，年近六旬的郭嵩焘一行登上了英国邮船特拉万科尔号，在朝野的唾骂声中踏上了艰难的出洋之路。 天朝内外，毁誉迥异 历经51天的海上航行，当郭嵩焘率领的中国使节团出现在伦敦街头时，这群长袍长辫、奇装异服的人们引发了英国人的一片好奇和笑声。英国著名的政治幽默杂志《喷奇》在一整页的漫画中，将郭嵩焘画成一只带辫子的猴子，与英国狮子怒眼相视。郭氏的小妾梁氏的三寸金莲，也成为伦敦街谈巷议的笑料。 然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很快让英国人改变了对这群神秘中国人的态度。 1877年2月1日，中国使馆正式在伦敦开馆后不久，伦敦人对中国人的好奇还未散去。这一天中国使馆的随员张斯栒的家人张锡九，与另一仆人阎喜一起上街购物。正走在路上，突然被人用手杖击打头部。转身一看，是一个摇摇晃晃的英国醉汉。两人不敢计较，只得埋头加快脚步匆匆逃离。谁知这醉汉不依不饶，跟在后面一边笑骂一边继续敲打。有四位路过的英国人实在看不下去了，挺身而出，一举将攻击者擒下。这才知道此人叫布里，是个粗鲁的爱尔兰铁匠。四位英国人将布里扭送到警察局。布里酒醒后供称，他不喜欢中国的异教徒在英国的大街上晃荡，用手杖敲击他们，只是酒后的一个玩笑。英国法院以伤害罪判处布里两个月劳役。郭嵩焘知道后，立即致信英国有关部门，为布里讲情，请求英国方面不要追究其责任。此事很快公诸伦敦各大报纸。郭嵩焘的宽宏大度，赢得了许多英国人的尊敬，认为中国人极有风度。从此每当在路上遇到中国人，英国人都同声欢呼致意，以表衷心欢迎之意。 郭嵩焘驻使英伦刚刚旗开得胜，却在国内惹出了一个不小的麻烦。 临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郭嵩焘非常赞同此举，他早就有意将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他从出国时起，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记中，他用心记述沿途所见所闻，对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宗教信仰，无不尽书其详，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独到的评价。 到达伦敦后，郭嵩焘把51天的途中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寄给总理衙门。哪料到这份日记在总署刊行之后，大大触动了保守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们的敏感神经，引来朝野守旧派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有人痛斥他极意夸饰，美化外国，“用夷变夏”，声称“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有人连出版此书者的动机也加以怀疑，“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李鸿藻等守旧派的鼓动下，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上奏章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强烈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查办，否则遗毒海外，惑乱人心，后果不堪设想。郭嵩焘深陷孤立无援之境。后来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才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禁其流传。 下车伊始，即遭此不白之冤。好在郭嵩焘早有心理准备，独自在夹缝中开始了外交生涯。一边是昧于外情盲目自负的本国政府，另一边是如旭日初升的大英帝国，他必须在其间折衷周旋，困难之大可想而知。 “英国之强，始自国朝” 1878年2月22日，清廷又任命郭嵩焘兼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往来于伦敦和巴黎这两大西方文明的中枢，郭嵩焘切身领略到西方的繁盛强大。他感叹西洋的物质文明，早已远胜中国。这使他对西学的认识了解，远远超越了洋务运动的健将李鸿章等人。 身为驻英法公使，郭嵩焘抓紧一切机会近距离考察西方的宪政、商业、军事、科技、教育和风俗人情。他在伦敦参观了雄伟巨丽的水晶宫，观看火焰熊熊的焰火表演，在日记中写道：“（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阛阓之盛，宫室之美至是殆无复加矣。”他以头等公使身份，与法国总统同座，参加巴黎的万国博览会，饱览西方科技文明之盛。他对英国教育和文化制度进行考察，深入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天文台访问。在名校牛津，他了解到学生考试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而博士在他眼里就相当于中国的“翰林”。他认识到西洋学制的完备精当，教育发达，乃是西洋人才辈出、学术昌明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士子“习以虚文，以取科名富贵”，中国应当学习英国的教育制度，开办西式学堂，“求为征实致用之学”。这为他后来力主筹办近代新式学堂打下了思想基础。 像当时许多有识之士一样，在西洋文明中，最吸引郭嵩焘的还是武器军备。郭嵩焘抵达英国后，一直与挚友李鸿章保持密切联系。李鸿章曾给郭嵩焘写来长信，嘱托他代为订购铁甲船、水雷、马提尼枪支等，以备大清海防之需。受李之托，郭嵩焘重点考察这方面的事务。他经常访问炮厂、船厂，参观洋枪博览会，并亲自升炮以及试演鱼雷大炮，考求西洋兵器及水雷样式。而给他震撼最大的，还是跟随维多利亚女王检阅英国海军，以及陪同法国总统阅兵。这两次阅兵使他目睹当时世界上最精壮强大的海军与陆军，器械之完备、军容之盛大、规模之宏伟，使他心中翻天激浪，久久难以平静。他在日记里详细记述了所见的一切。 郭嵩焘开始思索天朝的出路。他认为李鸿章积极购买兵器，派学生留洋学习西方利器，“徒能考求西洋末务而忘其本也”。他深感国内的洋务派领袖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犹如瞎子摸象，各得一偏，与实际相去甚远。经过一系列实地考察和潜心研究，他在日记中深思熟虑地写道：“英国之强，始自国朝……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他从根本上认识到，西洋强大的军队与火器背后，更深层的倚靠乃是制度、法律和学术的全面进步。 他认识到西洋之所以能享国长久，是因为君民兼主国政，使用法治。他不禁感慨之，“西洋能以一隅之地”为“天地精英所聚”，是“良有由然”，中国朝野人士若不幡然醒悟，急起直追，革故鼎新，除残去害，势必西洋日强，中国日蹙。 1878年春，英国《泰晤士报》抨击政府近年授波斯国王勋章一事，认为“半文明国家不足以授勋”。郭嵩焘感慨地说：西洋人将国家分为文明的、半文明的、野蛮的，而中国被称为半文明的。但汉代以前，只有中国乃教化之邦，其余地方都被中国人称为“夷狄”。现在看来是翻了个儿，如按文明发展程度区分文野，现在轮到欧洲人视中国为“夷狄”了。中国士大夫到现在还沉浸在“华夏中心”的迷梦中，怎不令人悲伤啊！ 一个年逾花甲的人，读了大半辈子儒学经典，头脑里塞满了“用夏变夷”等“天朝”旧观念，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而且承认得这样彻底，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勇气。 同侪倾轧，憾然卸任 郭嵩焘惊世骇俗的言行，不但与“天朝上国”里保守落伍的士大夫们大相径庭，而且与他先前的洋务派战友们也分道扬镳。洋务派领袖们忙于造船制器，他却主张正本清源；朝野清流一致主战，他却认为在敌国环集的危局面前，“无可战之机，无可战之势，直亦无可战之理”，只可随机应付，切忌不顾后果的浪战；洋务派领袖们认为当务之急先要强国，他却认为先要富民；朝野清流一致认为列强亡我之心不死，他却认为洋人以通商为制国之本，意在求利，我们不妨因势利导。他对这些关键问题的看法与他人大相抵牾，失去了朝野各派系的支持，很快就四面受敌。 终于有一个人看准时机，落井下石，给郭嵩焘制造了巨大的麻烦。这个人就来自他身边，驻英副使刘锡鸿。 郭与刘原本是故交，相识多年。刘得以出使英国，还源于郭的大力举荐。他们之间的矛盾之始，源于大清国书的一处失误。刚到英国，英国外交部发现大清国书中并未署明副使刘锡鸿之名，因此不让刘一同觐见女王。后来虽经协商，刘得以随郭一同觐见，但“孤僻自大，不近人情”的刘锡鸿却滋生出对郭的猜疑和不满，因为郭在京时曾审看过国书，刘认为这是郭故意知而不言，给他难堪。同时，刘锡鸿原以为当副使可以左右控制郭嵩焘，谁知到了英国才知道，西洋人的规矩只认正使，副使不过听命于正使，事事无从商榷，自己只不过白拿一份薪俸而已。 而更深层次的矛盾来自两人思想认识上的不同。刘出身于标准的儒学之家，保守观念根深蒂固，认定“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于中国”。出使英国后，由于得到清廷中一些大员的支持，刘暗中监视郭的一举一动，从一开始就不断向清廷打小报告，列出郭的种种“罪状”。比如有一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位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身上。刘竟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巴西国王访英时，郭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中国使馆人员参加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举行的音乐会时，郭嵩焘曾翻阅音乐單，刘也认为这是效仿洋人所为，大不应该。 事实是，郭嵩焘身处近代国际外交的新环境，开始承认西方国家与中国皆为平等之国，主张用对等的方式与之交往。郭嵩焘在外交活动中，目睹西方国家的外交礼仪，如英国海军船舰升旗、鸣炮、奏乐、停航等礼节，威武雄壮，军威昭著，不禁赞叹：“彬彬焉见礼之行焉，中国之不能及，远矣！”他感叹自命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与西洋各国隔绝太久，与近代文明南辕北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郭嵩焘才主动在异邦广交朋友，留心风俗人情，并逐渐接受一些国际通行的交往礼仪和规范。到英国后，郭呈递国书，对女王行鞠躬礼，女王亦鞠躬还礼。郭积极仿效西方外交礼俗，邀宴外国使节，举行大型茶会，招待各国来宾，布置与招待全是西式的。郭嵩焘举止大方，颇得人缘，连为人苛刻的英国自由派政治家格兰斯敦亦誉他为“所见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英国人还评价郭嵩焘“树立一高雅适度榜样”。 外国人敬重正使郭大人的仪态举止，却瞧不起言行粗鄙的副使刘大人。在上海赴伦敦的长途航行中，刘锡鸿在吃晚饭时大声咳嗽吐痰，并命他的仆人拿来痰盂，当着客人的面大吐特吐。刘之吃相也极难看，狼吞虎咽，旁若无人。到香港时，刘的动作又招致港督的讨厌，竟扭头过去不与之交谈一语。使团到达伦敦后，他们一起去走访船政留学生监督李凤苞。跟班郭斌无意间走到了刘锡鸿前面，刘竟因此大怒，令人把郭斌大大教训申斥一番。 由于思想认识上大相径庭，刘锡鸿为迎合国内保守派大员如李鸿藻、沈桂芬，故而敢于大肆攻击郭嵩焘。清廷担心这种内斗会影响外事工作，意欲改派刘锡鸿为驻德公使。最终让郭嵩焘忍无可忍的是，他得知刘锡鸿编造日记，寄给总理衙门。他想不到自己一手举荐的刘氏如此蓄意倾轧，阴毒至此，遂致函总署，力陈刘氏性情乖戾，欺凌暴虐，不适合出使德国。 使团此时从国内来信得知，呈送总署的《使西纪程》被销毁。刘锡鸿乘机跟进，附会京师议论，在使馆内部四处宣扬，激浪扬波。1877年7月15日，在正式得知自己被任命为驻德公使后，久已不甘心居郭之下的刘锡鸿，气焰更加嚣张，事事要与郭平起平坐，甚至对郭“厉色相向”。至7月底，两人争吵已成公开局面，刘用语已“狂悖不可名状”，公开威胁郭道，就是你的区区小命，也操在我手里！ 至此，两人已形同仇敌。郭在激愤中连续上奏朝廷，自请销差，决心求去，以示与刘势不两立。同时向总署参劾刘鸿锡任性妄为、矜张自大、滥支经费等种种谬行，坚持推荐德才兼备的李凤苞取代刘锡鸿出使德国。 谁知清廷很快发来上谕，不但未撤刘锡鸿之任命，反而指责郭嵩焘心胸偏狭，动辄愤激上陈。郭嵩焘认为朝廷是非不明，大失所望。而此时已任德国公使的刘锡鸿，闻知郭嵩焘对自己的参劾，也不善罢甘休，于1878年5月6日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告状信，全面列举了郭嵩焘在使馆的“十大罪状”。今天看来，这些“罪状”不但子虚乌有，而且显得十分可笑。比如“崇效洋人，用伞不用扇，穿洋服”，“令小妾学英语，败坏中国闺教”，“效洋人尚右”等，列举郭之“用夷变夏”的种种“罪行”。 面对郭、刘的一再互参，相互攻击，总理衙门的态度至为重要。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总理衙门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郭势力。一些思想保守的清流健将也伺机而出，煽风点火。在此情形下，1878年6月7日，清廷发来一道语气十分严厉的谕旨，以皇帝的名义对郭、刘二人严加训诫，各打五十大板，表示朝廷暂时宽免两人“怀私攻讦，不顾大体”的过失，倘若仍然不知悔改，致误大局，必将以国法严惩，绝不宽恕。 收到这封训诫上谕，刘锡鸿顿时慌了神，生怕丢了乌纱帽，赶忙复奏朝廷，上折谢罪。而郭嵩焘则不为所动，他完全心灰意冷，打定主意销差回国了。他誓与刘锡鸿不共戴天，决意以去求争，绝无妥协。将所有关防印信移交参赞摄理，随时准备挂冠而去，启程归国。 此时，在保守势力占优势的总理衙门，风向已呈一边倒的趋势。他们责怪郭嵩焘参奏太多，情绪过重。不但意欲只召回郭嵩焘，而刘锡鸿仍任驻德公使，还有人指控郭嵩焘不经朝廷同意，就擅自将公使之权交由参赞代行，因此要加罪于郭。郭嵩焘眼见就要陷入一场灭顶之灾。 危急时刻，李鸿章挺身而出，将郭嵩焘从悬崖边拉了回来。李鸿章与郭嵩焘一直是志同道合的好友，洋务思想方面的远见卓识使两人同声相应。当郭嵩焘深陷泥潭，无力自拔时，李鸿章慨然出手相助，一再为郭嵩焘辩护。权倾一时，并且老于权谋的李鸿章经过一番斗争，把反郭势力压制下去。清廷同意将郭、刘同时撤回，并不再治郭之罪。 1879年1月，郭嵩焘正式卸任。按国际外交礼仪，郭嵩焘偕如夫人梁氏正式到英王宫向女王辞行。英国首相迪士累利亲自签名赠送一张自己的照片给郭嵩焘，希望郭“长勿相忘”。两人握手深情告别。许多英国官员和新闻工作者也纷纷前来告别，大家对这位“东方绅士”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拳拳情谊，令郭嵩焘感动难忘。这是出使两年，英国人对他最后的高度评价。 百代千龄后，定识有此人 在唾骂声中出使的郭嵩焘，一回国又受到举国的哗笑诟骂。 1879年5月5日，落寞的郭嵩焘乘船抵达故乡长沙。当时湖南正发生守旧排外风潮，郭嵩焘突然归来，犹如火上浇油。大骂郭嵩焘“汉奸卖国贼”“勾通洋人”的标语揭帖贴满大街小巷。众多百姓在岸边对郭侮辱唾骂，阻止其船上岸。作为二品大员，他的船抵达故乡，竟连七品知县也不来拜见。 对于家乡官民对自己的指责和怠慢，郭嵩焘蔑然视之。他对时代的认识颇具自信，毫不因举世诟骂而动摇，自信地作诗言志：“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郭嵩焘蛰居长沙后，仍然关心国事。经常就时事外交上疏朝廷，积极提出许多有益的看法和建议。正是在郭嵩焘的奔走呼吁下，大清开始创办新式学堂，为近代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翻译、外交、科技人才，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举国昏昏、天朝至上的自我麻醉中，郭嵩焘首先以惊世骇俗的声音震荡了国人。他本人的脚步虽已走向世界，但这个古老国家却不能跟随他一道前进。郭嵩焘看到日本明治维新求知识于世界，全面革新，国力日益强大，对这个虎视眈眈的近邻忧心忡忡，称中国再不决心改革，后果将不堪设想。15年后，他的预言应验了。 1895年，日本打败大清，中国陷入空前的屈辱与危机之中。 1891年7月18日，郭嵩燾怀着凄凉辛酸的心境告别世界。郭去世不久，李鸿章上奏朝廷，力陈其学行政绩，特别提到他为平定太平天国立下的汗马功劳，援例请史馆为其立传，礼部为其赐谥。可得到的却是朝廷冷冰冰的答复：“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1896年，李鸿章成为第一位出访外国的中国首脑级人物。李鸿章站在纽约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上，极目望远，亲眼看见西洋文明的繁盛强大，心中涌起无限苍凉，想起20年前，老友郭嵩焘那句痛心疾首的话：“中国人眼孔小，由未见西洋局面，闭门自尊大。” 此时，郭嵩焘的坟墓上已经长出了凄凄荒草。苍凉的历史帷幕缓缓落下，他再也不用为生前身后的宠辱悲欢而纠缠。但值得欣慰的是，郭嵩焘终于从荆棘蛮荒之地，开辟出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在他身后，无边的暗夜中正逐渐响起后来者的脚步声。 （作者系文史学者） - EN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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