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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皇帝的多宝格，多设有文房清供，其中砚台是必不可少的。 笔者查阅了一份乾清宫东暖阁的陈设档案，“东暖阁炕宝座上设：紫檀木嵌玉如意一柄、红雕漆痰盒一件、玻璃四方容镜一面、痒挠一把、青玉靶回子刀一把。左边设：紫檀木桌一张。桌上设：御笔青玉片册、附紫檀匣；砚一方、附紫檀匣、铜镀金匣，松花石暖砚一方；青玉出戟四方盖瓶一件、附紫檀商丝座；五彩瓷白地蒜头瓶一件”。其中，松花石暖砚是清宫独制的一种砚台。
从磨刀石到帝王御砚 康熙二十一年（1682），黑龙江雅克萨一带沙俄不断扰边，为了靖边，康熙帝东巡吉林乌拉。他遥祭了满族发祥地——长白山，并泛舟松花江上。他无意中发现当地人用的磨刀石很特别，色绿而莹，一道道刷丝的纹理如滚滚东流的松花江水，波浪起伏。康熙帝认为遇到了一种难得的好砚材，而且，竟然是在祖宗的发祥地。于是，他命清宫内务府采石，由紫禁城武英殿造办处工匠雕琢，制作出了一批松花石砚。康熙帝取墨一试，竟然得心应手，砚台发墨如油，他大喜过望。当时，正值新科取士，康熙帝借题发挥，即兴写下一篇意味深长的《制砚说》，其文曰：“盛京之东，砥石山麓，有石礧礧，质坚而温，色绿而莹，纹理灿然，握之则润液欲滴。有取作砺具者，朕见之以为此良砚材也。” 松花石又名松花玉，属于沉积而成的细晶石灰岩，内含方解石、石英石，刚柔相济。它的成岩结构致密，质地坚硬、细腻，贮水不涸。松花石色调丰富，同矿共生翠绿、绛紫、驼青、紫绿等色。它产于清朝的发祥地长白山区的松花江畔。 这种石材，自明末，已开始被作为砚石。据清初戏剧家孔尚任所著《享金簿》记载，他收藏一方绿石砚，颜色比绿端砚油润，是明代画家王绂传世之物，据当时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做过许多松花石砚的琢砚名匠金殿杨鉴定，这方砚不是绿端，而是产自辽东的松花石砚。 自从被康熙帝钦定为御砚后，松花石砚就作为清帝做“御批”或“朱批”的专用御砚；松花石就被康熙帝当作宫廷砚材，雕琢成砚，作为清宫御品。康熙三十年（1691）后，康熙帝命令内务府造办处在武英殿专设松花石砚作，成立专司衙门，负责长白山下松花石的开采、运输及管理。石料运到宫廷后，由宫中画家设计图样，最后由砚匠琢制成砚。 清代，松花石的产地有如圣地，由皇家派人守护，砚材则由专司衙门用毡包、车拉从关东运到北京紫禁城造办处，专供制砚之用。 雍正帝钟情于松花石砚，他在造办处内新增设了一个松花石砚作坊，并征调3名琢砚高手入宫，使得松花石砚成为内务府的大宗御品。
乾隆帝更是爱之如宝，将松花石砚作为“天赐圣物”。他每次出巡都带有一方松花石葫芦砚。在乾隆帝主持编写的《西清砚谱》里，收录了6方他祖父、父亲及自己所钟爱御题松花石砚，“冠于砚谱之首，用以照耀万古”。 松花石以材知名，以色取胜，是极好的制砚石材，不但发墨如油，而且夏天使用墨不会干，冬天使用墨不结冰，甚至用它研的墨，书写、绘画而成的作品会长久不遭虫蛀。 康熙帝认为松花石砚“寿古而质润，色绿而声清。起墨益毫，故其宝也”。乾隆帝则称赞它，“松花玉，色净绿，细腻温润，可中砚材，发墨与端溪同，品在歙坑之右”，认为松花石砚完全可以与名砚之冠端砚媲美，甚至超过歙砚。 清宫以绿色和黄绿色的石材为上品，多用这两种石材制作松花石砚。制作的砚台，放在乾清宫和养心殿的为皇帝日常所用，放在寿皇殿的是供奉列祖所用。 在砚形上，康熙朝的制品多为长方形，也有椭圆形、葫芦形等，墨池多取瓜形和石榴形，并常在墨池中浮雕异兽，池旁雕饰花卉等纹饰。而在砚面的周围常常雕饰花纹。 雍正朝的松花石砚多沿袭康熙朝的长方形和椭圆形，不规则形除了葫芦形外又增加了如意首形。松花石砚的砚池、池周、砚周雕琢纹饰的较少，即便雕刻，前朝喜欢用的勾云纹或回纹也不常用了，较多出现的是桃、灵芝等具有吉祥寓意的纹饰，而且砚池也出现如意首形、灵芝形等纹饰。 乾隆朝，松花石砚除选用长方形外，不规则形的主要有如意首形、葫芦形等，并出现了横长大于纵长的砚台。在松花石砚的池周、砚周比前两朝装饰要少，但这一时期却出现了一些特殊形式的砚池，有八边形、桃形、叶形、偃月形等。 松花石砚的珍贵，还在每位皇帝都会于砚台上刻上御制铭文或玺印，以示珍爱。 康熙朝的松花石砚常在砚背刻砚铭和款印。砚铭有“寿古而质润，色绿而声清。起墨益毫，故其宝也”，还有“以静为用，是以永年”等。其中“以静为用”的铭文为康熙朝砚铭中最具代表性的，语出北宋《古砚铭存》中关于“笔”因为锐利好动而夭寿，“砚”因为钝拙安静而长生的说法，体现出康熙帝对道家养生哲学的认可。康熙朝的砚题款是篆体的“康熙年制”，刻在松花石砚上的玺印有“体元主人”“万几余暇”“康熙宸翰”等。 雍正朝，松花石砚主要用“以静为用，是以永年”为砚铭，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有一方以“寿古而质润，色绿而声清。起墨益毫，故其宝也”为铭的砚台。这时期，经常出现在松花石砚上的闲章有“为君难”“朝乾夕惕”“敬天尊祖”“崇实政”。 乾隆朝的砚铭有“出天汉，胜玉英，琢为砚，纯粹精，敕几摛藻，屡省成”，并常在此砚铭后加上“乾隆御铭”4个字。笔者查阅乾隆御制文集，得知“天汉”为吉林松阿里乌拉（松花江）的汉语名称，这里既是松花石的产地，也是清朝皇室的故乡，表现出乾隆帝对祖先发祥地的崇敬之情。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如此礼遇推崇松花石砚，将它从磨刀石，破格提升为“御砚”，除了它的品质上乘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在向祖宗们致敬，以示不忘本。 从“天赐圣物”到笼络大臣的“恩物” 清康熙以后的帝王们常以松花石砚为笼络朝中重臣和封疆大吏的“恩物”，臣下蒙赐御制松花石砚后多感激涕零，认为是家族的荣耀。例如，拥立雍正帝有功的年羹尧，于雍正元年（1723）蒙赐一方松花石砚，在其谢恩折中特别予以详细叙述。河南巡抚纳兰常安入京陛见，于端午节第二天蒙赐一方松花石砚，他这样表达了感恩之心：“稽拜之下，感激殊恩。遂珍而藏之，以为子孙世宝。”此外，松花石砚还被赏赐到国外。《清史稿》记载：雍正七年（1729）赐暹罗国王松花石砚两方。乾隆二十二年（1757）暹罗国入贡，特赐其国王两方松花石砚。松花石砚不同于任何一种名砚，它完全由帝王宠爱，皇室垄断的制作过程，由此给它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松花石砚的兴衰，与大清帝国的兴衰是一致的。嘉庆朝以后，朝廷不再采石，也很少制砚，即使偶尔制砚，用的也是当年遗留的松花石材。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御用松花石砚120方，到嘉庆朝时还完好收藏于乾清宫端凝殿。 如今，松花石砚主要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松花石砚，据说不足80方：康熙款10方、雍正款16方、乾隆款13方、嘉庆款9方、道光款1方、光绪款5方，余皆无款。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松花石砚共86方：康熙年制32方、雍正年制19方、乾隆年制35方，皆有御铭。 另据估算，目前流落在民间的宫廷松花石砚不足百方，其中绝大多数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逃出紫禁城时带走的。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提供档案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6年1月8日 总第2860期 第四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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