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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明朝徐光启相必大家都比较了解，他和外国传教士利玛窦关系较好，为了了解西方，加入了天主教，和别人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写出了农学著作《农政全书》，官至内阁次辅。 他生活在明朝末年，经历了明朝版的“朝鲜战争”。由于当时日本对于明朝的威胁比较大，所以他对于日本也有相当深的研究，甚至提出了完全可行的对日策略，为此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叫《海防迂说》。 书中先回顾了一下日本战国时代的一些历史，并着重介绍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在徐看来，信长“为人雄伟，多智略”，胜过秀吉十倍，如果不是因为突然被明智光秀搞死在了本能寺，将来“必为我大患”；而秀吉，虽不如信长，却也是个人物，擅长“以威力智术驾驭人”；至于家康，虽没有像前两者那般费笔墨地写他，但徐光启也明确指出，尽管这人笑到了最后，夺取了信长和秀吉的基业，可他却并不会对中国有什么野心，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通商赚钱，其“志在休息”，即休养生息。 不过，即便是德川家没甚野心，但作者也承认，对于天朝而言，日本确实是一个不得不防的危险存在。 那么该如何处理这个危险？在扯完战国历史后，徐光启便引出了第二个话题——防御日本的办法。 其实就四个字：通商互市。 他认为，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一衣带水，在这种大航海时代里绝对做不到互不相见，躲是肯定躲不掉的，还不如大大方方地开了国门，你来我往地互通有无。其中的好处，还是四个字——靖，知，制，谋。 在徐光启看来，只要中日开通互市，就能做到靖倭、知倭、制倭、谋倭。具体讲来就是：首先，在明朝时，中日两国之间如果搞公开贸易的话，很明显是日本那边的需求更大，因此中国就完全可以利用对方这种需求，制定出一套有利于自己但也不失公平的制度，你日本要想做生意，那就得按照规矩来，而一旦遵守了游戏规则，那自然也就相安无事打不起来了，此乃“靖倭”。 其次，徐光启认为，大明王朝对于日本这个千年近邻几乎全然不知，即便是双方在朝鲜打了七年，明朝方面也依然是“彼中情形未获明了”，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双方互不往来，只要互市，那么你来我往之中，必然也就能获得对方的情报，这便是“知倭”。 再次，互市通商之后，日本较为先进的各种技术比如造刀造洋枪等都能在互相交流中为大明所学到，而大明的国力物力又远远在对方之上，那么自然也就能生产出数倍于日本但质量完全不相上下的利刃和枪炮，如此一来，“制倭”也就不在话下了。 最后，徐光启指出，日本虽然为丰臣氏统一，但这种统一极不彻底，即使相邻的各藩国也互不相信，同时老百姓的生活也因常年战乱而苦不堪言，因此大明只要在做到“靖倭”，“知倭”和“制倭”这三步之后，派出精锐三四万，自萨摩登陆直插京都，则“必取敌酋之首”。 《海防迂说》是在朝鲜七年战争结束后不久写的，事实上后来德川家康正是利用了诸大名之间的相互猜忌与丰家政权内部的隐藏矛盾，才先后挑起了关原合战与大阪之战，彻底拿下了整个日本。 说句良心话，这份《海防迂说》，堪称是甲午战争前中国说日本说得最明白最透彻的著作，甚至放到现在都算一部神作，而那靖，知，制，谋的四字真言，可以说时至今日仍未有失去其价值。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一句，在中日两国两千年的交往史里，第一个提出“知日”这个概念并同时也是当之无愧知日第一人的，不是别人，正是明朝人徐光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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