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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带相机去扫街 扫街一词，有点像绘画里的写生，旨在发现、捕捉生动有趣的画面或瞬间。而且，不论是对于初学者还是大师而言，扫街和写生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学习和创作手段。特别对于年轻摄影人来说，扫街往往被认为必修课之一。也许正因为如此，扫街又往往为很多人所诟病。在他们看来，很多人把扫街这一形式过于随意、肤浅和功利化了，很多摄影师总是在自觉不自觉地模仿摄影史上的经典，所以总是紧张地睁着一双饥渴的眼睛，满怀希望地期待在下一秒捕捉到一个无比精妙的“决定性瞬间”。 问题的关键在于，今天的摄影师如何理解和定义所谓“决定性瞬间”。当扫街成为一种目的，一种渴望获得上天垂青的成功捷径，摄影师观看世界的视角已然发生了扭曲。还有多少人对农民工茫然疲惫的身影与高级商场的时尚喷绘这样的对比画面恋恋不舍？或者几个僧人在晨曦中鱼贯走过寺庙的庭院？卖水果的年轻夫妇身后独自与小狗玩耍的孩子？垃圾桶旁边被人遗弃的一只玩具熊？又或者仅仅是一幢建筑物上偶然形成的光影或色彩的构成关系？ 越来越多的摄影人醉心于在扫街的过程中发现这些画面，因为它们总是多多少少带有一种半推半就的温情、怀旧、禅思或者哲学意味。它们以一种廉价的方式证明着摄影师的审美素养和人文情怀。说它们廉价，当然是因为易得。不论是在技术上还是情怀上，绝大多数的扫街者都能娴熟地在城市的角角落落捕捉到一个个这样的瞬间。而在现代社会越来越趋同的城市面貌和生活方式的背景下，民族和地区的差异以及历史的印记越来越模糊，这样的瞬间便逐渐呈现出更加类型化、符号化和简约化的面貌。扫街，在很多摄影人那里，俨然变成了高考前的模拟考试，所有的题目都是有套路的，所有的答案都是似曾相识的。 换句话说，很多摄影人扫街时，甚至是计划扫街时，脑海中已然有了很多“范本”，它可能是布列松，也可能是薇薇·安迈尔，或者国内的某个知名纪实摄影师。于是，他们在面对一个个城市元素时，就会自觉不自居地在大脑中自动地快速匹配。这就是为什么在无数的扫街片子中，我们总能或多或少地看到布列松等人的影子。这不是所谓摄影中国化的进步，而只是一种浅层次的模仿。 范本之所以会成为范本，是作品减弱或牺牲个性化、差异化的结果。也就是说，越是广为流传、跨越民族、地域和文化的范本，它的内涵也就越单薄，人们对其的理解和使用也就越肤浅和概念化。当商家把凡高的向日葵印在廉价的购物袋上免费发放给排队买特价鸡蛋的大爷大妈们时，这束耀眼的太阳花其实与艺术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了。 但人们都有追逐大师的冲动，都有学习和模仿范本的需求。为了与大师的“虚妄化”和范本的“去个性化”像抗衡，摄影师就需要认识这其中的悖论关系，并努力穿过大师模糊的“影像”和“概念化”的范本本身，去了解和体味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 这显然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我们很快就会发现，造就大师及其经典作品的，远不是摄影技巧本身。它们与摄影师的人生有关，与信仰有关，与文学有关，与历史有关，还与很多难以言说的、很微妙的东西有关。这就是为什么伊文思镜头里的《教堂里的风琴》笼罩着一种温暖的神圣，而寇德卡的吉普赛人则充满了忧伤的浪漫。 虽然摄影与绘画、文学的表达方式不同，但都应该是基于创作者的学养、经历和个性的产物，而不仅仅是记录和猎奇。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只是把扫街作为期待巧遇和灵感乍现的过程，扫街便失去了意义。 扫街，更多地应该是一个观察和思考的过程，而不应该是特指带着相机（或手机）上街抓拍的行为。恰恰相反，摄影师或许应该尝试一种不带相机去扫街的方式。不带相机，可能意味着会丧失一些捕捉“决定性瞬间”的机会，但或许有助于让摄影人抑制那些第一眼看到某些画面或瞬间时想要立刻抓拍的冲动，学会跳开那些早已被类型化了的一帧帧现实的切片，以一种线性的思维和视角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不能简单地把扫街看成是一种拍摄方式，而应该更多地作为观察生活和阅读人性的过程。只有对生活和人性的本质有更深入的体悟，当摄影师穿梭于每一座城市和乡村时，才能发现和捕捉一个个属于自己的“决定性瞬间”。 11月29日《中国摄影报》“千里随谈”专栏，略有改动 欢迎长按关注：艺术围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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