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杂谈仓修良：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家谱是什么 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等，是一种明血统、序昭穆，记载一个家族繁衍发展历史的一种著作，也就是说，入谱者必须是同宗共祖。因此，即使是同姓未必就是同宗共祖，当然就不能修入一部家谱之中，就如同样是王姓，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分为琅玡王、太原王、晋陵王等许多宗支。因此，民间流传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并不确当。而在当时门第制度森严的社会里，则以琅玡王、太原王为高贵，他们总是以自己的郡望来区别其他郡的王姓，以显示自己的高贵。因此在当时，门第的高下，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因此，对于姓谱记录的重视，则被视为当时的大事。这也就使我联想到在上个世纪，在中国发生过的“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将全体中国人用“红五类”、“黑五类”来区分，自然是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乃至于生命。两者虽然不好直接比拟，但它却可帮助我们理解在门阀制度下，不同人群所处的社会地位是不一样的。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在《陔馀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中就曾举例说：南齐“王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仪同，徐孝嗣谓俭曰：‘今日可谓连璧。’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王俭乃琅玡王氏，而王敬则是晋陵王氏，姓氏虽同，由于郡望不同，门第相去甚远，当然社会地位相差很大，因而王俭愤愤不平，以为这样一来，是在降低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可见在当时，同一个姓氏,由于郡望之不同，社会地位则全然不同。所以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一书中就指出，当时的社会：“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正因如此，所以在当时，这些高门大姓都非常重视家谱的编修，以防备同姓寒门的假冒。 对于家谱、族谱、宗谱这样一种特有的著作形式或文体，当今社会大多数人都是比较陌生的，青年人更加如此。这种家谱、族谱，最初都是由谱（表）与牒两部分所组成，发展到后来则又增加了传、图、艺文、家训等内容。而最基本的则是谱与牒两部分。谱者就是指用列表的方法来记载一家一族的世系发展过程。章学诚在《高邮沈氏家谱叙例》中说：“家谱系表，旁行斜上，乃是周谱旧式，后史所本者也。”因为古代以表来表述家史之书均称之为谱，故将用表记述家史之书亦称之为谱。宋代大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说：“古者纪年别系之书，谓之谱，太史公改而为表。”指的就是司马迁在学周谱的基础上，编修了《史记》中的十表。《史记·太史公自序》曰：“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又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开头便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谱十二诸侯，就是表列十二诸侯，即作《十二诸侯年表》。司马迁多次称谱牒，实际上是指古代记载世系书籍的总称。也许有人会问，家谱这类书籍为什么要用列表的形式？主要是取其能够做到简而明，看起来能够一目了然。关于这点，章学诚在《高邮沈氏家谱叙例》一文中也已指出：“世系设表，惟取其分别支派，使蝉联系属，皎若列眉，但书名讳，占地无多。”当然，单靠列表有些问题还无法得到解决，因此他在叙文中又说：“牒者，表之注也。表仅列名，而人之行次字号，历官生卒，妻妾姓氏，子女所出，茔墓而方，皆当注于名下，如履贯然，表线所不能容，故著牒以详之，盖古法也。” 又在《家谱杂议》中说：“夫旁行斜上，周谱之法，原取便于稽查，使夫昭穆亲疏，一望可晓耳。至其人之字号、历官、生卒年月、妻妾姓氏、子女嫡庶、窀穸方向，不待旁行斜上而始识者，则谱家往往别编为牒。”这些事例都在告诉我们，家谱的基本内容就是这样编写的。后来的发展，内容也不断丰富，如家族中主要人物或称谱主，为其作传，有的是做过官，有的是学术上有过贡献，也有的是为社会作过贡献，如此等等，都应当在家谱中为其立传。章学诚认为“谱传即史传之支流”。不仅如此，章学诚还提出，家谱中同样应为妇女立传，他在《高邮沈氏家谱叙例》中就曾这样说：“史传、方志，并有妇女之篇，所以表内行也。……刘向所录，劝戒并存；范史所标，但取高秀。后世乃专划于贞孝节烈，于义虽曰甚正，而途则隘矣。方志宽于史传，家谱自当宽于方志。内行可称，何必尽出一途？凡安常处顺，而不以贞孝节烈当其变者，有如淑媛相夫，贤母训子，哲妇持家，闺秀文墨之才，婢妾一节之善，岂无可录？则规规于节孝斯存，无乃拘乎！”章氏这番言论，明显是针对宋元以来理学思想而言，因为在理学家看来，妇女一生，只要做到贞孝节烈就行了，也只有做到这些，方能立传，因此，当时就流行着“妇女无才便是德”的说法。章学诚则认为妇女在家庭中只要有过作为、有过贡献、很有才华等，诸如相夫有力（即如今日所称之贤内助）、教子有方等都应为之在家谱中立传。因为既然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这个家族的承传必然要靠全体家族的成员共同努力，其中当然应当包括这个家族的妇女的贡献。若是能按章氏这个主张编写家谱，那么这个家族的子孙后代，不仅会知道自己的曾祖、高祖、祖父等家族成员在这个家族发展过程中各自所作出的贡献，而且也将可以了解到曾祖母、高祖母等为这个家族所作过的贡献。章氏这一主张乃是前无古人，值得提倡和宏扬。除了传记以外，许多家谱都还绘有各种图。谱主或家族中主要成员都还绘有画像、祠堂、茔地也都绘有平面图，注明所在位置和朝向。至于家谱中之艺文，则是著录这个家族所有成员的著作。章学诚还提出，除艺文而外，还应当设立“文征”，他在《高邮沈氏家谱叙例》中说：“谱为家史，前人嘉言懿行，诸传既已载之，文则言之尤雅者也，奏疏尊君，列于首矣，旧谱传状，多删取为新谱列传，取划一于体例，非敢掠前人之美也，原本录于文征，非第存文，且使新谱诸传，详略互见，亦史家旁证之遗愿也；考订论辨之文，有关先世传闻异同，嫌介疑似，尤为谱牒指南，则次列之；诗赋词章，或有所抒发，或中有感遇，古人所贵赋诗以见志也，则又次列之。”以上三方面内容，应为“文征内篇”，所选皆为本族人所写。而对于亲友应酬投赠，亦应选录编为“文征外篇”，以显示本族“当日交谊”之盛。如此一来，这部家谱之内容自然就非常丰富了。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家谱是一个家族或宗族繁衍、承传、发展的历史。对此，历史学家实际上早已下了结论，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州县清立志科议》中就曾这样说：“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 他的好友著名历史学家邵普涵也说：“家之有谱，固与国之有史、州之有志而并重也。” 二、私家之谱起源于何时 作为一个家族的私家之谱究竟产生于何时？就已知研究谱学的文章来看，显然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出在两周时期已经产生了。有的则说在氏族社会已经产生了。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这两种说法是不可信的。现在有的研究者把西周青铜器上所刻的世系表一律称之为私家之谱，这是很难成立的。因为在西周时期，产生后来那种私家之谱的社会条件并不存，而当时能够铸造规模如此宏大的青铜器，显然都是贵族阶层。赵光贤先生在《周化社会辨析》一书中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宗法制度是周人在新的封建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为他服务的一种上层建筑。它是直接以维持大小贵族的土地所有制为目的的，间接以巩固封建秩序为目的的，所以说宗法制度是支持封建社会的主要支柱。战国以前，宗法制度本来是贵族阶级所专有，与庶民无关。”在周代社会中，要么就是宗法制度下的大小贵族，要么就是与宗法制度无关的庶民，这种庶民能有能力铸造为自己祖先歌功颂德的青铜器吗？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所有青铜器大多出自各类诸侯所制造，他们不仅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且还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否则能够兴师动众的铸造吗？因此，这种家族与秦汉以后的“私家”自然不能等同，当然将青铜器上的世系表视作我们今天所讲的私家之谱显然是不妥当的。我们认为谱牒学是起源于西周，而私家之谱的产生则是秦汉以后的事了。关于这点我在《试论谱学的起源》 一文中已经有过论述了。而私家之谱的大量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当时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因素促使着这种私家之谱的大量发展，第一，门阀制度是使私家之谱发展的基础和政治条件。两汉以来，由于地方豪族地主经济的势力不断发展和膨胀，乃形成了累世显荣的门阀制度，这些世家大族，大都聚族而居，多者数千家，少者千余家，方圆数十里，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群体。他们凭借着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只要得到推荐，就很快能够登仕。加之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又是为巩固世家大族利益的用人制度。因为当时的所有政权，都与这些世家大族是休戚相关的。世家大族正是这些政权得以生存的重要支柱，当然每个政权对这些世家大族也就无微不至的关怀。就以东晋政权的建立而言，就是得到北方南下的世家大族的支持而得以重建，其中琅玡王氏拥戴之功居多。因此，王导位至宰相，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当时社会上就流传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民谣。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司马氏所重建的东晋政权是与世家大族共有的天下。根据史料记载，王、谢两家在江浙一带占有了大量的良田。这些世家大族为了巩固其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和特权，维护门第制度，于是又各自标榜自己的郡望，以达到垄断权势的目的。于是便大写家谱、族谱，以显示自己门第的高上，郡望的优越。于是就出现了颍川荀氏、陈氏；平原华氏；山阳郗氏；河东裴氏、卫氏；扶风苏氏；京兆杜氏；琅玡王氏；陈郡谢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等著名的郡望大姓，对这种现象，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史通·邑里》篇中就曾指出：“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这些世家大族，便纷纷编修族谱、宗谱，以防止寒门同姓的假冒，垄断自己固有的特权。 第二，当时社会上的避讳流行，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必须懂得谱学。魏晋南北朝时期避讳之风盛行，因此，无论在官场还是社交活动中，都得熟悉谱学，否则不仅要得罪人，而且还会引发是非，乃至招来大祸。就连当时著名学者颜之推亦深感无可奈何：“今人避讳，更急于古，凡名之者，当为孙地。吾亲识中有讳襄、讳友、讳同、讳清、讳和、讳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无憀赖焉。” 一位学者尚且发出如此感叹，其影响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北齐高祖高欢，其父名树生，据《北齐书·杜弼传》载：“相府法曹辛子炎谘事，云须取署，子炎读‘署’为‘树’。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杖之于前。”杜弼为之辩护几句，高祖又骂杜弼，并“叱令出去”。可见凡是不小心而触犯帝王之避讳，就要遭到如此厄运。因此有些人由于自己的名字触犯了帝王之讳，宁可弃官不干，免得引来大祸。此时不仅帝王的名字需要避讳，就连后妃亦是如此。著名的如郑太妃小名叫阿春，东晋建文帝母亲，晋元帝妃，后追尊为太后。因此春字就得避讳，故当时地名中凡遇春字悉改为阳字，富春改为富阳，宜春该为宜阳，而历史书凡称春秋者，皆改曰阳秋，于是就出现了《晋阳秋》、《汉晋阳秋》等书名。而在日常社交中，凡涉及对方父祖之名时必须回避，否则将会引起对方的痛哭流涕。据《北史·熊安生传》记载，北朝儒生熊安生，会见徐之才、和士开等人，“以徐之才讳‘雄’”，和士开讳‘安’，乃称‘触触生’。”这自然不是笑话，而是真实的历史事实。这就说明，由于避讳之风盛行，家谱就显得更为重要，不了解社会上那些重要的谱系，真是寸步难行。据《南史·王曾孺传》记载，谱学家王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传为佳话，也说明作为一名谱学家确实也不太容易。 至于什么叫“避讳”？如今知道的人恐怕不会很多了，看来也不单是年轻人如此。实际上如果能够知道一些“避讳”的常识，对于阅读古代书记还是大有好处的。著名学者陈垣老先生在其所著《史讳举例》的序文中是这样说的：“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盖讳字各朝不同，不啻为时代之标志，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他又在《通鉴胡注表微》一书的《避讳篇》中说：“避讳为民国以前吾国特有之体制，故史书上之记载有待于以避讳解释者甚众，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之史也。”可见避讳这一不良的风俗，在我国两千年历史发展中，在史书撰写和文献记录中，都曾起过深远的影响。上引两段陈老的论述，既为我们讲述了什么叫避讳及其起源发展情况，又为我们讲清了避讳在古代书籍中特别是史书中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我们今天掌握和利用它的意义何在。正如陈老所言，“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之史也”。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避讳并不是专指对君主而言，对于“所尊之名”同样是要闭会的，如对于自己的师长和长辈，在旧社会里都是要避讳的，对于他（她）们都是不能直呼其名的。我们上面讲的北朝儒生熊安生去拜会两位朋友时避讳的情况就是明证，这并不是笑话，而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在《周书·熊安生传》是有明确记载的。又如我小时侯曾读过私塾，私塾先生就曾这样教我们：“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但这个“丘”字就必须读作“某”，而在书写的时候还必须缺一笔“丘”，表示对孔老夫子是不能直呼其名的。为什么当时要这么读这么做并不知道，恐怕私塾先生本人也未必知道，原来这就叫做避讳。而对于当代的帝王自然更是非避讳不可了，否则还将会引来杀身之祸。因此，不仅是人名、地名必须避讳，即使是姓氏、官名也得要改。就以封建时代中央所实行的三省六部而言，唐初的六部是：史部、民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唐高宗即位后，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遂将民部改为户部。又如对都城的称呼，本称京师，到了西晋，司马师称帝后，避其讳，遂改称京都。总之，古代书籍中，由于避讳而改前人的姓、名、官名、地名、书名、谥号等真是比比皆是，这就给后人阅读和研究这些典籍带来很多麻烦。我们就以清代史学评论家章学诚而言，在他的著作中，许多用于避讳懂得字若不加改正，就很难读懂其原意。如他为了避清高宗（乾隆）爱新觉罗弘历的讳，凡是治历明时，他都改作治宪，不知其讳者，自然就读不通了。相反，如果我们了解并掌握了避讳的常识，则在阅读和研究古书时就可以解决许多疑难问题。事实上从古至今许多学者已经利用避讳识辨了许多疑难历史问题和伪书。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一书中就是用避讳来考辨一些书籍的真伪。清代史家钱大昕也是利用避讳在史事的正误和辨伪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阅读范晔《后汉书》时，利用避讳知识就发现了后人将注文抄入正文的情况。事情是这样的，《后汉书》作者范晔，其父名泰（太），因此，范晔在撰写《后汉书》时，尽量避开泰字，于是对于东汉名士郭泰，他在书中则一律称用其字林宗。（非但本传如此，在其他传中凡涉及者亦称郭林宗。）可是在有些《后汉书》的传本中却出现了这样一段话： 初太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挠之不浊，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闻天下。 钱大昕在《廾二史考异》卷十二，《后汉书》三，《郭太传》条，全文照录这段文字后，发表了如下看法： 予初读此传，至此数行，疑其词句不伦：蔚宗避其父名，篇中前后，皆称“林宗”，即它传亦然。此独书其名，一疑也；且其事已载《黄宪传》，不当重出，二疑也，叔度书字不书名，三疑也；前云“于是名震京师”，此又云“以是名闻天下”，词意重沓，四疑也。后得闽中旧本，乃知此七十四字，本章怀注引谢承书之文，叔度不书姓名者，蒙上“入汝南则交黄叔度”而言也，今本皆儳入正文，惟闽本犹不失其旧。 钱大昕在其议论中，首先一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指出此段文字非常明显地有违于范晔著书的书法，再加上其它三点理由，从而肯定了这段文字并非《后汉书》原文，乃是后人抄书时，将其搀入正文之中。可见懂得一些避讳知识还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避讳这一特殊风俗，一直影响着古代史书乃至所有文献的记载。因此，它在辨别古书的真伪和史料的正误上，都起着其它手段所无法替代的作用，我们不可轻视它。 第三、婚姻门当户对以家谱为据。在门第森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必须门当户对方能通婚，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可逾越之鸿沟，如有违者，必将遭到制裁。所以南宋历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就曾指出：“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要证明确实是门当户对，宗族之谱在此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因为所有宗谱、家谱都必须注明郡望，从而也就可以知道门第之高下。许多出身寒门的大官僚，在得到高官以后，总是千方百计想通过联姻手段，高攀衣冠世族，以改变自己社会低下的地位。拥有大权的侯景向梁武帝请婚于王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梁武帝回答说：“王谢高门，可于朱张以下求之。” 而宠贵一时的赵邕想与范阳卢氏联婚，卢氏不从，逼出人命，“邕坐处死，会赦得免”，还是落得个“除名”的下场。 门阀豪族王源，将女儿下嫁于富阳满氏，氏族出身的历史学家沈约，认为门第不当，专门写了奏疏弹劾王源，并要求把王源“置之明科，黜之流伍”，要把王源从士籍中清除出去 。这些事实都说明，在门第制度下，世族与寒门之间的通婚限制是很严的，而社会上的舆论比法律还要严厉。因为联婚与选官一样，社会都很关注，特别是上层社会，一旦出现“越轨”现象，很快就会有人弹劾，何况一般官吏由于职能关系，必须熟悉各地的谱系关系，当然对于郡望、姓氏和婚姻关系也都比较熟悉，似乎这些内容都是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所以我们说门当户对的婚姻现象同样是促使家谱、族谱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四，社会动乱，家族之间为了联系需要编修家谱、族谱。从东汉末年到隋统一的400年间，除西晋短暂的统一外，我国社会长期处于分裂和动荡不安的状态，地主割据政权之间的斗争、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在西晋灭亡后的120多年间，各族统治者先后在北方建立了许多政权，有所谓“五湖十六国”，其实共有七族二十三国。这些割据政权，旋起旋灭，给广大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中原广大人民避乱南迁者十居六七。为了保持家族之间的联系，因而编修家谱、族谱就成为很重要的手段。尤其是那些名门望族，郡望乃是他们享受特权的重要标志，而家谱、族谱则是他们享受特权的重要凭证，离开故土后维护特权的这个凭证自然就显得更为重要。这也都是促使家谱、族谱编修发达的重要因素。而那些世家大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甚至将自己的郡望也带到江南，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侨置州郡。东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境内设置了第一个侨郡??——南琅玡（为了和北方原由的琅玡郡区别，故加“南”字）。此后又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界侨置了南徐州和南兖州，在广陵（今江苏扬州）界侨置南青州，在芜湖界内侨置南豫州等州一级的地方机构。而在今天江苏常州一带便设置了南兰陵郡、南兰陵县等十五六个郡级和六十多个县级侨置郡县。这都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世家大族南迁后所作所为，因为这些郡望多是他们标榜门第高尚的招牌，而家谱、宗谱则又是保护他们高门望族的护身符。所以他们无论迁到何处，这些家谱、族谱不仅都要带走，而且定居后还必须及时续修。他们就是靠这些才能得到当时政权的百般照顾和关怀。可见谱牒对于这些世家大族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为了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当然就要重视家谱，因为只要有了谱牒，就可以“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 。此外，政府为了严格控制户口以保证户役征收，特别是为了控制广大自耕农民逃避徭役，统治者也就把希望寄托在编修家谱、族谱上面，特别是总谱、统谱，如州、郡谱。综上所述，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之谱所以会如此发达，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虽然这些家谱、族谱如今没有一部流传下来，但是从当年许多书籍的注释中的征引，还是留下了许多家谱、族谱的书名，笔者曾作了粗略统计： 见于《世说新语注》者39种。 见于《三国志注》者13种。 见于《史记注》者5种。 见于《汉书注》者1种。 见于《文选注》者3种。 见于《水经注》者2种。 可见当年许多学者在注释史籍或著书立说时，都将其作为重要的史料来征引，因为当时政府对修谱之事非常重视，严防伪造谱籍的事件发生，凡是伪造谱系者均严加惩处。南齐时著名谱学家贾渊，建武初，迁长水校尉，“荒伧人王泰买袭琅玡谱”，尚书令王晏以启高宗，渊坐被收，当极法，子栖长谢罪，稽颡流血，朝廷哀之，免渊罪”。这也说明，作为谱学家尚且替人作伪，作伪现象在当时社会上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一旦作伪成功，就可以得到享受世家大族同样的特权和利益。所以梁武帝在未作皇帝之前给南朝齐皇帝上书中就已经指出：“且夫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胄袭良家，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 这条材料一方面说明谱牒对于世家大族保持门第上特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那些出身寒门的人总想利用这一工具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就使谱牒出现了讹误、诈伪等混乱现象的发生。 至于家谱、族谱编修真正走入平民之家，还是宋以后的事。当然，其趋势自然是从唐朝后期开始，因为六朝以来的世家大族，经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和唐朝统治者这批新贵们的多次压制和打击，已经逐渐衰落凋零。唐朝后期参加过政治革新运动的政治家诗人刘禹锡的两句话：“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可以视为这种衰落凋零的真实写照。加之唐中叶以后，皇室不再重视谱牒编修，从而谱牒著作出现了混乱不堪的现象。《新唐书·高俭传》云：“风教不薄，谱录都废，公蘼常产之拘，士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讫无考案，冠冕皂棣，混为一区。”这就足以说明，用编修家谱、族谱的手段来维护高门大族特有功能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魏晋南北朝至唐，编修家谱主要是在于维护特权，而进入宋代以后，编修家谱、族谱是出于尊祖、敬宗与收族的作用，要使族人知道本族姓氏受封之由来及始迁之祖何时何地迁来，以及自己祖先长期形成的遗德和祖训，特别是本族祖先做过那些善事和好的传统，所谓收族者就是团结族人。例如欧阳修在《欧阳氏谱图序》 中就讲了他们祖先长期形成了的祖训是：“以忠事君，以孝示亲，以廉为吏，以学立身。”他们的祖先一直就以此精神来教育家族的子弟。在宋代除了欧阳修所修的家谱外，还有苏询所修的苏氏族谱，这两部家谱如今都保存在各自的文集之中。而这两家的修谱理论和方法一直影响着整个封建社会后期的家谱编修，直至清代。当然，欧、苏两家修谱理论和方法还不尽相同，而共同之处，则是都主张修谱应当“断目可见之世”，对此章学诚曾给予高度评价，在《高邮沈氏家谱序》中说：“宋人谱牒，今不甚传，欧、苏文名最盛，谱附文集以传，其以世次荒远，不敢漫为附会，凡所推溯，断自可知之代，最得《春秋》谨严之首，可谓善矣。” 这个评价自然是相当高的，充分肯定欧、苏二家修谱时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搞牵强附会，断自可知之代，这在编写宗谱时最为重要，所以称赞他们是“最得《春秋》谨严之首”。又在《嘉善茜泾浦氏支谱序》中说：“宋人颇鉴前代之失，欧、苏诸君为谱，皆断自可知之代，扩清前人矫诬牵援之习，可谓善矣”。 这种精神今天修谱者尤其值得提倡！
三、谱学研究和旧家谱保存现状 我可以告诉大家，谱学和方志学一样，都是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分支，都是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因此也都必然具备着史学的某种功能、特点和性质。我们上面引了章学诚和邵晋涵等史学家对家谱、族谱所下的定义，而且充分肯定了其作用与价值，认为方志与家谱同样都是重要的地方文献，对于历史研究都具有同样价值。因此历代学者一直都很重视，无论是编修各类史书还是进行学术研究，都常有涉及。而这种谱学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还曾一度居于显学地位，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是家家要讲谱学，人人要懂谱系。否则在社会上就无从交往，地方官若不懂谱系之学，则无从履行其任官职责，因此，统治者也高度重视，并设有专门机构管理，还产生了一大批著名谱学家和谱学著作。而所有家谱可信程度也比较高。自宋以后，不仅私家之谱盛行，又产生了年谱等形式的谱牒著作。特别是年谱，学术价值就更加大了。但是，我们也要指出，家传、家记、世传、家史等并不是家谱，因为家谱编修是要有一定格式的，关于这点，章学诚在多篇文章中都早已作过论述。可是今天还是有人眉毛、胡子不分地在乱讲，有人竟将《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都一律说成是“自叙家谱”。若是这样的话，那自叙家谱和他叙家谱那就实在太多了。众所周知，魏收的《魏书》、沈约的《宋书》也都有自叙传，自然也都成了自叙家谱。按此理论推演下去，那《史记》中的三十世家，除少数外，都可视作家谱。这样一来，以此类推，一部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不就成了千千万万家谱所组成了吗？所以我早就在文章中指出，研究家谱是不是也该有个谱吧！所以章学诚在家谱分类时，只是将家传、家训之类附在家谱之后，而没有直接把它看作家谱，自然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们也要告诉大家，谱学不等于家谱学，谱学的全称应为谱牒学，它是研究和阐述人类宗族和家族世系演变相关问题的一门学问，一切著录和记载宗族、家族世系历史的文献典籍，都属于谱学研究的范畴，诸如家谱、宗谱、世谱、世系录、总谱、统谱、官谱、年谱以及史书中的各类世系表等等，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而家谱只是谱学中的一个分支、一个成员，不能代表整个谱牒学，充其量也只能说是狭义的谱学而已。如《世本》乃是我国谱牒学流传至今最早的一部谱牒著作，但它并不能称为私家之谱；又如宋代开始产生的年谱，它又是谱牒家族中重要的成员，但它并不是家谱。 我们毋庸讳言，新中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门学问的研究，几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因为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家谱这类著作被视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家谱，毫无疑问属于封建糟粕，因而在土改和“文化大革命”中，就曾遭到两次大规模焚烧，数以千计的家谱、宗谱都焚于两次运动之中，还有谁敢再问津呢？然而，在海外，如美国、日本许多图书馆和汉学家却一直在收藏、整理和研究中国家谱，台湾不少学者也一直在研究，他们还经常举行族谱研讨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有些学者也开始着手研究，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并于1988年在山西五台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谱牒研讨会，会上并成立了“中国谱牒学会”。当时我因患眼疾未能参加，由叶建华同志代表我前去参加，并代表我在会上发了言。原来是准备成立“中国家谱学会”，我认为“家谱学”范围太小，应当称为“谱牒学”，因为“谱牒”是古代记载世系书籍的总称，而这个称呼的来源，盖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就这样说：“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于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又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有“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 ，可见“谱牒”一词，在司马迁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而《中国家谱综论》一文中却说：“《七略》有《子云家牒》，而谱牒之名亦于此时出现”。 这样说法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谱牒之名早已出现，况且《子云家牒》，也只是指家谱而已，因而有必要在此附带指出。总之，最早出现的并不是私家之谱，《汉书·艺文志》的“历谱类”就曾著录有《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两书，可惜到唐初已不见著录。而《隋书·经籍志》的《谱系篇》共收《世本》、《汉氏帝王谱》、《后齐宗谱》、《百家谱》、《益州谱》等41部，其中一族一姓之家谱仅有《谢氏谱》、《杨氏谱》、《苏氏谱》等几种。从所列书名来看就足以说明谱学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家谱。尤其是《世本》一书，是早已为学术界所公认的流传下来最早的一部谱学之书，但它决不是私家之谱。还有后来产生的年谱，也是谱学的重要内容，而家谱仅仅是谱学内容中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分支而已，因此，我早已在文章中指出，“谱学不等于家谱学”。正因如此，所以在第一次全国谱学研讨会上，接受了我的建议，将“中国家谱学会”定名为“中国谱牒学会”（全名“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学会建立后，还先后出版过几集《谱牒学研究》。到了1996年8月27日—29日海峡两岸学者在古城扬州举行了“海峡两岸谱学研讨会”，对推动谱学研究起了很大作用。笔者向这次研讨会提交了《对谱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法》一文 ，文章共讲了《谱学不等于家谱学》、《研究谱学起源与发展应当注意时代背景》、《家谱、族谱是否也该有个“谱”》、《家谱记载传说人物为始祖不可信》、《使用家谱资料应当审慎》六个问题。此后，在上海曾两度举行了这一内容的学术研讨会。 至于旧的家谱目前的保存情况如何？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可知，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曾于1984年11月20日专门发文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已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全书收录家谱14719种，162个姓，谱籍覆盖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上海市约15000种，其中上海图书馆约有11700种，近10万册，他们并组织人员编写出版了《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北京约8000余种，其中国家图书馆约有3000种；浙江也于年前出版了《浙江家谱总目提要》，全书著录谱籍浙江的家谱12000种，其中约一半收藏在省内，外省及海外收藏亦占一半，其中浙江图书馆藏有1076种。《提要》共收录浙江家谱姓氏299个，291个单姓，8个复姓。又2001年文化部办公厅又发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并组成编委会。据该《总目》主编介绍，编入存世的中国家谱约4万种，（其中由浙江选送的浙江籍家谱为4743种）而全书收录家谱的姓氏共计608个。上述统计数字，也只能说是大约数而已，因为据我们所知，散在民间未经著录的为数还不少，特别是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山东省，散藏于民间的远比见于著录的为多，这也是无法作出更为准确统计的。台湾收藏家谱情况比较清楚，1974年开始他们曾作过全社会大调查，到1985年，共得各类家谱为10613种，并编成《台湾区族谱目录》。目前国外收藏中国家谱较多的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美国约有2000种，日本约有1700种。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在大量搜集中国家谱，因为原件已经不太容易收集到，他们就搞缩微复制件，已复制了中国家谱17099种，而仅有原家谱300余种。他们还多次举行中国家谱和地方志研讨会。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尽管我们全国各地还保存了四、五万部家谱，但宋元时期保留至今的除欧阳修和苏洵所作两种外，可以肯定地讲，其他一部都没有，而这两部也是在他们文集中保存下来的。所以能够保存至今，我看至少有这样两个原因，一则是他们编修中实事求是，对自己远祖世系不知道的则宁可空缺而不胡编乱造，断自可知之世。再则便是他们都是文章大家，家谱都附文集而得以流传。正因如此，他们所修之家谱，深得后世历史学家好评，如明末清初大学者黄宗羲，在《唐氏家谱序》中，严厉地批评了社会上伪造家谱现象的泛滥，而大大赞扬了欧阳修和苏洵两人在家谱编修中实事求是的做法：“欧阳修文忠曰：‘渤海之后，独见于今，然中间失其世次者再’；苏文公曰：‘自益州长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间世次，再不可纪’。夫欧、苏二氏，其源流历然者，尚有不可纪之世次。而伪谱不问其地之南北，不考其年之上下，一概牵合，某世以至某世，绳联珠贯，至使祖孙倒置，蛇首人身，其有名公墨迹，内府玺书者，尤市儿之狡狯，无识之世宝也。” 又如著名历史学家钱大昕在《吴兴闵氏家乘序》中说：“自宋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而诈冒讹舛，几于不可究诘。独欧阳、苏氏二家之谱义例谨严，为后世矜式。盖谱以义法重，尤以人重，后世重二家之谱，尤以其道德文章，足为谱增重耳。” 这就非常明确的点出，欧、苏二家之谱法所以会对后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成为宋、元、明、清修家谱的楷模，不仅是“义例谨严，为后代矜式”，而更重要的，“尤以人重”，“以其道德文章，足为谱增重耳”！看来这一条尤为重要，首先是道德人品，其次又都是文章大家，他们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这是众所周知的。再看史学评论家章学诚的评论，他在《高邮沈氏家谱序》中说：“宋人谱牒，今不堪传，欧、苏文名最盛，谱附文集以传，其以世次荒远，不敢漫为附会，凡所推溯，断自可知之代，最得《春秋》谨严之首，可谓善矣。” 充分肯定二家修家谱时，都不搞附会，断自可知之代，这在编修家谱中最为重要，所以称赞他们“最得《春秋》谨严之首”。章氏评论向以顶真而著称，而对欧、苏评价竟如此之高，足以说明他们所创立之修谱之法确实比较合理，尤其是欧阳修，修谱理论比苏洵也更为全面。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清朝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已经讲了，“宋人谱牒，今不甚传”，由此可知，宋人流传下来的家谱确实并不多见。即使明代所修亦不多见，大多数都是修于晚清和民国时期，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又修了一批新的家谱，《浙江家谱总目提要》中就收录新修家谱一1300余种。可见编修家谱一事，尽管政府并不提倡，但各地的编修却一直在进行着，这种现象应当值得重视而加以引导。
原载《白云论坛》(第4卷)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编辑：丁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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