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烧是解决垃圾围城的曙光吗作者：本报记者 张蕾 《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01日 09版）文山书院辑录
随着近年来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费持续“走低”，垃圾焚烧被很多人认为是快速解决垃圾围城的曙光。然而，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领衔的课题组用经济学模型对垃圾焚烧的社会成本进行评估，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在近日于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中，宋国君等人通过分析北京正在运营的三座垃圾焚烧厂以及规划中的八座焚烧厂的排放数据，得出结论：焚烧并不便宜，焚烧处置的各类补贴掩盖了焚烧的真正成本；低焚烧处理费误导了公众，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垃圾分类的动力。 分散的补贴掩盖了焚烧的社会成本 来自《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6年至2015年）的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4年，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年清运量从454.6万吨增长至733.8万吨，年焚烧量从7.4万吨增长至156.1万吨，焚烧量年均增长率8.6%。2014年生活垃圾焚烧率达到21.4%，清运量和焚烧量基本同步上涨。 宋国君指出：“现行电价补贴、废物污染处置补贴等降低了垃圾处理费，误导了社会对生活垃圾焚烧成本的认识，误以为生活垃圾焚烧是资源回收利用工程，焚烧的成本低。” 生活垃圾焚烧的社会成本是指社会因生活垃圾焚烧处置而承担的以市场价为准的全部成本，包括政府通过鼓励政策给焚烧项目的土地划拨、直接资本金划拨、税收减免等，以及公众为焚烧承担的健康损失。 基于此，课题组精心算了一笔账：按照每焚烧1吨生活垃圾，从垃圾运入焚烧厂算起，其社会成本为1088.49元（在考虑收运环节后，这一成本为2253元）。其中，324.5元为焚烧的补贴（包括163元支付给焚烧厂的处理费、59.56元的额外支出电价、42.6元的底灰补贴、32元的税收优惠、20元的建设费用、4.9元的土地费用和0.4元的渗滤液处理补贴）。而北京市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费为每吨40元至80元，远远低于这一成本，不符合污染者付费原则。 在宋国君看来，即使不考虑垃圾焚烧造成的健康损失，城市管理者也应按照每吨324.5元的全成本向排放者收取焚烧处置费（可以降低税赋作为补偿）。然而，现实情况是这些费用被以电价补贴、底灰填埋优惠、税收减免、土地划拨等方式掩盖了，电价补贴转换成电价的方式，即社会实际上支付了这个成本，焚烧厂只是我们雇佣的垃圾处理商，并非免费公益单位。这样隐蔽和分散的支付造成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减轻、居民和非居民生活处理费低的假象。“近年来，在垃圾焚烧项目确定社会投资人的竞价中，垃圾处理费中标价持续走低，实际是各种补贴表面上降低了垃圾焚烧处理费，也使得城市政府形成了对低价焚烧的过度依赖，需要予以纠正。” 电价补贴可能导致畸形利益驱动 宋国君认为，焚烧电价补贴是引发问题的关键一环。 课题组给出了以下两组情况对比： 在有电价补贴的情况下，由于垃圾处理费、电价补贴是按照入厂重量计算，如果渗滤液处理的成本低于企业承担的垃圾焚烧成本，那么含水率高的垃圾则能带来额外的电价补贴份额；同时，通过辅助燃料超额发电还能获得高于燃煤电厂的利润。 如果没有电价补贴，焚烧厂会相应提出垃圾热值、含水率等限制要求，因为高含水率会增加焚烧处置的成本，使发电量减少、收入降低，甚至还会增加辅助燃料的消耗，继续增加成本。 “280千瓦时以内的高额售电收入可以实现快速回本和赢利，还会刺激焚烧厂焚烧高热值垃圾（例如工业垃圾）以获得发电收入。一些焚烧企业抛开垃圾处理费，将电价补贴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以几十元中标焚烧处理。”在宋国君看来，“高价售电”的补贴政策会导致垃圾分类减量，增加了焚烧量和污染物排放量，是导致源头分类、减量、资源回收推不动的关键一环。 一方面，电价补贴政策导致垃圾焚烧量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二英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成为另一项容易被忽视的社会成本。 2015年环境保护部发布《重点行业二英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提出可以通过源头减量减少二英的产生，具体做法包括减少氯化物添加剂，以及避免含氯的油脂、油漆、涂料、塑料等物质入炉。此外，该文件还提出生活垃圾入炉前应充分混合、排除渗滤液，提高热值。“可见，通过塑料制品回收、厨余垃圾减量，能够降低氯元素含量，提高入炉垃圾的热值，保持焚烧系统连续稳定运行，减少二英等危险空气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宋国君强调。 源头分类回收能显著降低成本 垃圾焚烧会带来财政补贴、健康损失、资源浪费三重浪费，如何才能显著、全面地降低垃圾管理的社会成本？课题组调研后给出的答案是“源头分类、资源回收后再焚烧或填埋”。 课题组核算后发现：源头分类后，由于收运、焚烧成本降低，健康风险降低，资源回收增加，垃圾管理社会成本降低至原来的1/3。“如果人均生活日垃圾清运量从0.949公斤降低至0.287公斤，现有三个焚烧厂的处理能力即可实现北京82.4%人口的生活垃圾全焚烧，以及2020年77.76%人口（按总人口2300万计）的生活垃圾全焚烧。”课题组用一组数字进一步说明。 由于权责分散、投入不足、制度缺失，我国在源头分类及资源回收体系上尚未探索出有效模式，“时至今日，不分类生活垃圾焚烧的高额社会成本和垃圾分类回收的必要性在很多地方依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为此，课题组在报告中提出“终结电价补贴政策，其他补贴显性化”“实施垃圾焚烧全市统筹，遏制‘一区（县）一焚烧厂’格局”等政策建议。 在宋国君看来，对垃圾焚烧的电价补贴帮助维持垃圾不分类的现状，刺激焚烧厂超额发电以获取利润，转移地方政府分类减量责任，所以应尽快终止。此外，对每个焚烧厂的垃圾处理费、土地划拨等各项补贴以及税收减免额度，应实施严格的信息公开。“这可以让政府在核算焚烧成本上有更多的决策信息，使垃圾焚烧的社会成本可核算、可衡量，改变相关部门对垃圾进场量及质量不关心、不过问的现象，以经济激励、信息公开落实监管责任。” 据了解，北京市的垃圾焚烧厂多规划、建立在区（县）边界附近，除东城区、西城区外，多数区（县）均已设立或计划设立焚烧厂。“应实现垃圾焚烧全市统筹，控制焚烧厂数量，避免‘一区（县）一焚烧厂’格局出现。”宋国君强调。 为确保源头分类能够有效实施，课题组还提出了确立权责一致的垃圾分类、减量管理部门，对生活垃圾焚烧厂实施固定源排污许可证制度，建立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管理系统和全面的统计指标体系与信息公开平台，以实现全面和彻底的信息公开等政策建议。 “通过揭示整个社会承担的生活垃圾焚烧成本，我们希望在生活垃圾管理方式的选择上，能够为理性决策提供参考，并促进垃圾分类制度的落实。”谈到发布这份评估报告的初衷，宋国君如是说。 （本报记者 张蕾） 似曾相识“鸥”归来作者：庄电一《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01日 09版）
【自然笔记】 春暖花开之际，红嘴鸥再次飞临银川，营造出一派人鸟和谐的喜庆气氛。在银川市内和市郊的燕鸽湖畔、北塔湖边、鸣翠湖侧、阅海湿地公园内，市民与红嘴鸥像久违的老朋友那样，相见甚欢、亲密无间。大家近距离观赏，或亲手投递食物，或与它们合影留念，或同它们嬉戏、逗趣。 红嘴鸥的体型和毛色与白鸽相似，嘴和脚却是鲜红色的，特别招人喜爱，它们也因此而得名。作为候鸟，红嘴鸥并非银川地区的“常住居民”，只是“匆匆过客”，但比起本地鸟类，银川人对它们还要再多几分偏爱。 每年春秋两季，红嘴鸥都会在南北迁徙途中驻足银川。据说，它们是从云南的昆明飞来，奔向西伯利亚去。在银川这个中转站稍事休息停留二十天左右，补充完能量、缓解好疲劳后，它们会再次踏上征途——春季往北飞，秋季往南飞。年复一年，银川人以老朋友的姿态欢迎它们，各种友好的举动让它们有了回家的感觉。 其实，说红嘴鸥是银川人的老朋友并不确切，因为大多数银川人过去对它们很陌生。 对于红嘴鸥最早何时来到银川，种种说法莫衷一是：有的说2014年才来，有的说2010年就来过，还有的说有十多年了……对于一个季节、一个湖面有多少红嘴鸥驾临，也有多种说法：有说几十只的，有说几百只的，还有说几千只的……据一位生活在燕鸽湖畔的老人介绍，他最初只见到几只红嘴鸥，好像是侦察兵前来探路，也许正是它们及时向同伴传递了信息，所以没过多久就有了更多的红嘴鸥陆续飞来。尽管说法各不相同，但有一点银川市民的感受一致，那就是来银川歇脚的红嘴鸥越来越多，从最初的几只、十几只发展壮大到现在的成百上千只。 今年，空降银川的红嘴鸥比往年更早也更多。早在2月中旬，银川地区的冰面还没有完全解冻，湖内的小鱼还在冬眠，就有一些红嘴鸥捷足先登了。到了3月下旬，规模变为“成群结队”和“比肩接踵”。据市民在3月27日的观察，驻足银川的红嘴鸥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仅燕鸽湖一地就有数千只。 说到红嘴鸥青睐银川的原因，银川市民几乎异口同声地将其归功于银川市对湖泊湿地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周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如今，在已有明显改善的基础上，银川市又开展了“蓝天碧水·绿色城乡”专项行动，通过集中力量整治大气、水、土壤环境，进一步改善人居生态环境。 如约而至的红嘴鸥，就像浑身充满吉祥喜庆气息的天使，给银川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银川市兴庆区就不失时机地利用红嘴鸥到访的优势，办起了燕鸽湖红嘴鸥文化节，吸引了不少本地人与慕名前来的外地人积极参与。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爱鸟、赏鸟、护鸟的银川人希望红嘴鸥驻留的时间越长越好。 踏青莫“踏青” 清明当“清明”作者：杨果平《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01日 09版）
【环保笔谈】 随着清明节的来临，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踏青祭扫。踏青祭扫本应是文雅之事，然而煞风景的事却时有发生：有人在草坪追逐打闹，肆意践踏；有人任意燃放烟花爆竹，搞得乌烟瘴气；有人在观赏湿地风光时追逐戏弄栖息的鸟儿；还有人违规将火源带入山林，野炊、烧烤后不确认火已熄灭就离开……这些把踏青变成“毁青”的种种不文明行为，与眼前美好的春光格格不入，既破坏了自然美景，扰乱了他人游兴，也影响了生态环境，给森林防火带来安全隐患，让清明变得不那么“清明”。 踏青祭扫，既是民族习俗，也是人之常情。但在欣赏美景、享受大自然给予我们无私恩赐的同时，是不是也应当对自然拥有一份敬畏和尊重？以春游踏青为例，很多游客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能愉快地赏花踏青，是很多人、很多年为保护生态环境付出努力的结果。“一枝一叶总关情”，青青小草茁壮成长，盈盈鲜花竞相开放，背后浸透了太多园丁的辛勤和心血；而荒野变绿洲，江山披锦绣，则是退耕还林、植树种草、科学养护、水土保持使然。作为游客，倘若不能为生态环境保护直接出力，不起破坏作用应是最起码的底线。 近些年，不少人一方面在不断抱怨生态环境的恶化，一方面却在经意或不经意间加重着对自然的破坏、掠夺。说到底，自然生态保护意识淡薄，缺乏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问题发生的根本原因。恩格斯说过，我们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进行着报复。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同人与人之间是一致的，那就是首先要学会尊重，在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阳光雨露的同时，也需要热爱、敬畏、保护自然。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思亲莫让烟尘扰，鲜花一束慰英灵。古人认为，“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进入现代社会，清明扫墓祭祖活动的方式更应革新，提倡文明健康、符合时代特点的祭拜方式。如可以在先人坟前送上一束鲜花，以此寄托哀思；可以借培土之机，在坟旁栽上一棵绿树，以此表达怀念；可以在网上擎烛点歌献花留言，以此吐露真情……这些文明之举，既庄重节俭，又绿化环境，有益身心。 “绿色化”，不仅是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更是一种价值取向。对于游客来说，爱护自然很多时候其实也是举手之劳。但愿更多的人都能转变传统观念，恪守生态道德，倡导绿色文明、简朴节约的祭祖新风尚。让我们在尽情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多一点文明、少一些粗俗；多一点自律、少一点放纵，真正把“生态环保”理念实践到生活中来，以自己的绿色文明举止为美丽春光增色，莫让踏青成“踏青”，亦让清明真正“清明”起来。 游离在城乡作者：郭震海《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01日 09版）
身居闹市久了，对季节的感知就会显得迟钝。春天了，乡下的爹娘肯定坐不住，他们似乎和大地同时苏醒，与小草一起舒展筋骨，走向田野，准备着播下新一年的希望。 记得去年春天回家，原本想着到田里做些农活，帮一把已经年迈的爹娘。谁知，这敦厚的土地也会认生，面对她，我竟然茫然失措。手拿锄头无法攥紧，稍一使劲，地未翻深，掌心却磨出燎泡如豆，破掉后钻心地疼。 生于乡村，长于乡村，父辈们至今依然在乡村。作为农家孩子，我本该清楚五谷的秉性，如今却变得陌生；本该懂得节令和农事，现在却这般愚钝。我无法像父辈们那样，手指深入泥土便知墒情，更无法通过晚霞来预知未来天气的阴晴。面对土地，面对乡村，我仿佛是一个不忠的背叛者，选择了逃离，这样的感觉时常让我的心无法安生。无数个深夜里，我会突然从梦中惊醒，担心乡下年迈的爹娘，怀念那泥土的芳香，思念那起伏的山峦，遥想那曾经遗失在沃野里的梦。 城里工作十余载，有时候行走在喧闹的人群中，脸上挂着微笑，内心却空空如也；有时候穿梭于潮水般的车流中，来去匆匆，思绪却飘向了远方。于是，我的梦里，时常出现春天。梦里的春天，我会匍匐在地，耳朵贴近泥土，像个孩子一般，去聆听泥土下传出的声声呐喊。那喊声震耳欲聋，那喊声穿云裂石；那是小草的声音，那是种子的声音，那是生命诞生的律动，那是成群结队的种子或根须在泥土下的呐喊，它们吵着、闹着、嚷着，天震地骇般声振屋瓦……猛然间醒来，看到的是依然是温暖卧室的雪白墙壁，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地迈着均匀的步子。 生在乡村，身在城市，却似乎在哪儿都没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样的尴尬与纠结，时常让我陷入长久的沉思。原本想是自己过于多愁善感，后来问过众多像我一样的人，他们又何尝不是这样？ 乡村留着年迈的双亲令人记挂，城里有妻小需要供养，这样的现实无法逃避。或许从离开乡村那天起，一颗心就注定要在城乡之间游离——这是社会发展必经的过程，无可选择；更是时代赋予的责任，无可推卸。 或许，未来在我们的视野中，将不再有城市和乡村。那时的天会更蓝、水会更清，城市有城市的特色，村落有村落的别致。我们的下一代，无论是城市人和乡村人，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享受着同等的社会资源。那时的我们，或许已慢慢变老。我想，等到那一天，我会坐在某个美丽的花园树荫下，对环绕膝下的儿孙讲：曾经的乡村很落后，我们努力学习就是为了逃离乡村；那时我们以跳出“农门”为荣，心在城乡之间游离、痛苦、徘徊，也在城乡间高高的壁垒上有过深深的迷茫——但那只是曾经、过去。 那时的回忆，言语中虽然流露出淡淡的乡愁，却是一件令人感到幸福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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