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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道山的高峰 爱默生说：“亚里士多德及柏拉图被公认是两学派可敬的领袖。聪明人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已柏拉图化……可是我们永远不能退的这么远，而妨碍另一种更高的见解产生。”人们可以说我在前面已把孔子柏拉图化，表示儒家不是全然没有一种较高的见解。在陆九渊（一一九三年至一一九二年）的新儒学派中，甚至在康德及黑格尔之前七个世纪，也已发展成一个严格的“形而上的理想主义”，“天地可废，礼不可废”。 每次我想写点东西来谈著作《道德经》的老子，我都先读一点爱默生使自己有个适当的心境，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表现方法或风格的相似。老子充满似是而非的隽语；爱默生则只偶然如此。爱默生的金块散布在他亮度不够长的碎石中，老子则把他深奥的智慧挤入光辉密集的五千字里面。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能用这么少的文字来具体表现一种哲学的全貌，且曾对一个民族的思想有这么大的影响。也不是因为他们思想的内容有相似处，虽然在爱默生的《谈循环》及《谈报酬》那些散文中，有许多处谈到道家；倒不如说是因为爱默生像老子一样，能给人类的灵魂一种刺激，每一个在大学里的青年都必然曾经体体验过这种刺激。我常常会记起爱默生那句话：“我是怀疑者及可怀疑者。”有时一个心灵在确实的知识范围以外摸索某些东西，像在月光之下亚热带的珊瑚礁，，热得令人窒息，不知是什么风在吹着。读爱默生有点像站在一个大雕刻家之前，看他在花岗石上凿他的字，溅出火星。读孟达尼则像看一个犁田的人在远处工作，因为他永不会伤到你。但你若太接近爱默生，有时会有一块碎片飞到你的面上，使你尖叫起来——你有一种参与创造程序本身之感。你必须注意他第二次是在哪个地方下凿，你出乎意料之外地觉得自己的心漫游到某一个新方向。约翰、查普曼有某些同样性质的东西。爱默生令人激动，却不令人恬静，这是所以不能长读爱默生的理由。因为读书是想被激动又想得到抚慰。我宁愿读桑塔亚那的《英国的独白》。 以上提的是想说明读老子会有怎样的感觉。这是老子曾给我的那种 震击，尤其是道家思想伟大的代表者庄子的震击。我们在这里所有的是一个思想系统，而这种思想系统把我们击出正当的思想及观念。孔子曾是很正当的，关心人类的一切责任，要人做一个好父亲及一个好孩子，而用道德来网罗一个成为一个好公民。我们承认一切都是出于良知。但有一种危险，我们老实的公民可能是太老实了，以致对一切的思想，一切奇怪的幻想，一切对真理的概念都无缘了。难道要在人身上注入一个这么死板的灵魂，使他除了想做好一个好父亲或好儿子之外，永远不会想去做其他的事吗？一个人还清了债务，把儿女送入室内最好的学校之后，永远不会问我是谁及我已成为什么吗？人是真的满意，还是在他内心的深处某些人所不知的地方起了疑心呢？我是怀疑者及被怀疑者。我是谁？这个世界怎样开始？世界之外还有什么？真的，尽管人对责任有诚实的良心，但有时也有一种潜伏的欲望想探索世界之外，大胆地跳进黑暗的空虚中，问一两个关于上帝本身的问题。孔子让自己的心灵和上帝本身保持距离。孔子凭着良知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自己是这样做，他常本着良知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些话是无法令一个仍然被逼着要跳出这种“可知”的知识范围，而宁冒痛苦或失败的危险去追求未知的人满意的。 老子的影响是大的，因为他充实了孔子学说及常识所留下的空虚。以心灵及才智而论，老子比孔子要有深度。如果中国只产生过一个孔子，而没有他灵性上的对手老子，我将为中国的思想感到惭愧；正如我为雅典不但产生一个亚里士多德而同时有一个柏拉图而感到欣慰。以一个哲学家而论，柏拉图较危险，较投机；而亚里士多德稳健及合理。但一个国家二者都能用，事实上也二者都需要。一个家庭里面必须有一个马太也必须有一个玛利亚，虽然我知道玛利亚是一个较差的厨师而且衣服不大整洁。 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而且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虽然是好三人，但他们永远不是一个小国。什么使中国人成为哲学家的？不是孔子，而是老子。谁制作广传在中国民间思想中最好的格言？不是孔子，而是老子。我知道中国人素以具有哲学味儿著名，因为他们把生活看得很轻松，无忧无虑。孔子永没有教人把生活看的轻松，倒不如说他教人用一种德国人道德极端严肃和恳切的决心来生活。但在中国人的灵魂中场有来自老子的深思，及可怕的，沉默的忍耐力，对权威的箴口顺服，定意忍受一切痛苦，枯坐以待任何暴君自毙的伟大的无抵抗，无论这些暴君的势力使多么大。因为老子使世界上第一个深藏不露的哲学家，教人用至柔如水的力量。外国人谈到“中国佬”，常想起一副真正哲学家深思熟虑的面容，半开阖的眼，冷淡的沉默的表情，他们并没有错。所有这些都是来自道家，虽然我必须指出那种和“中国佬”的名称联结在一起的冷淡的懒散面容，不一定是真正哲学家的面容。有时人看见一些没精打采的人站在中国区的街角上，让人有时间突然静止的印象，而且相信自己已看见一个哲学家的国家正在坚韧的注视着这个忙忙碌碌世界的进行。但实际上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那种面容可能只不过是一张营养不足的面容。单是身或心的呆滞，不能使人成为一个哲学家。 正如我曾说的，道家于儒家，不过使中国人灵魂的两面。一种是属于活动的、有为的、相信的一面；一种是属于静观的、怀疑的、惊异的，使生活笼罩着一种如梦性质的一面。这样使很好的。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但惊异之心，也的确使人皆有之。人除了思想的权利之外，还有惊异的权利；虽然可说没有事情值得惊异，或人可能不能了解在世界以外的事情。但这种惊异心的运用已经是一种解放。甚至一只小狗对主人的举动也会很明显地表示惊讶，难道人没有对蓝色天空以外的惊异心？没有得到任何结论，总比完全没有惊异心好。。道家适应人们这种惊异的需要，用庄子的话来说，使人的心有自由地“游于无何有之乡”地权利。奥利弗·克林威尔说过一句名言：“当一个人不知道他往哪里去地时候，是他升得最高的时候。”克林威尔那句话颇有庄子味。 道家和儒家不过是在民族的灵魂中交替的情调。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的时候，是一个好儒家，当他为艰难失败所围困的时候，是一个道家。人的失败多过成功，甚至那些表面成功的人，午夜自思，也有他们自己秘密的疑虑；因此道家的影响，比儒家更长发生作用。那些被踢出办公室的官员，立即来到一个温泉，和他的儿女共同游戏，且对自己所：“我又是一个自由的人了！多么奇妙！这才是上帝所为人安排的生活。”这位官员，当他是一个重要的内政部长的时候，可能常常忍受失眠之苦，现在他睡得很好，因为他是谁在道家的天地里面。我曾在别的地方说过：“官员像孔子，而作家及诗人像老子及庄子，而当那些作家及诗人成为官员时，他们表面上像孔子，骨子里则仍是老子及庄子。” （节选自 林语堂《国学拾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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