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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三缄其口” 文／喻清录 春秋时期，孔子问礼于洛阳，到周太祖后稷庙观览。庙堂前立有一座铜人像，嘴巴被黄布封了三层，背后刻有铭文，大意是这样的“这是古代说话谨慎的人。警惕啊！不要多言，多言多败；不要多事，多事多患。不要以为话多不会有什么伤害，祸患将是很大的；不要以为别人听不到，神在监视着你。如能谨慎，是福的根源。口能造成什么伤害？是祸的大门。”孔子对弟子们说：“要记住啊！这些话实在而中肯，合情而可信。”这就是“三缄（jiān，封闭）其口”的故事。 这个故事告诫人们，说话信口开河就会带来祸患。《资治通鉴》记载了大量这方面的教训，以证明说话不慎的危害，尤其是四种话万万不可出口—— 忤逆之言不可出口。封建皇权至高无上，任何不敬之言都可能招致祸患。唐中宗李显要提拔岳丈韦玄贞为侍中（皇帝身边亲信权臣），宰相裴炎不同意，李显怒曰：“我以天下与韦玄贞有何不可，而惜侍中邪！”裴炎向武则天禀报，武则天集百官于乾元殿，裴炎宣太后旨，废中宗为庐陵王。中宗问：“我何罪？”武则天斥责道：“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改立第四子李旦为帝。武则天废立皇帝易如反掌，是因为御林军听命于她，但她未及时行赏。一日，十多个军士饮酒于坊间，一人醉言：“早知无重赏，不如拥立庐陵王。”一人起身入宫告密，武则天当即发兵拘捕，顷刻间将这些军士尽数捕得，下旨：“口出反言者，斩；听反言不告者，绞；告者，授官五品。”平心而论，中宗说的不过是一句气话，却因此丢了皇位；军士说的也不过是一句气话，却因此丢了性命。 怨恨之言不可出口。怨恨之言往往夹杂着对朝廷的不满，在“家天下”的时代，是犯大忌的。这方面最令人警醒的是贺若敦、贺若弼父子的悲剧。贺若敦，西魏洛阳人，任中州刺史，镇守函谷关。他居功自傲，想当大将军而“未得”，于是“每出怨言”，朝廷“逼令自杀”。临刑之际，他告诫其子贺若弼：“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用铁锥刺其舌出血，让他“诫以慎口”。但贺若弼并未吸取教训，隋文帝时，以平定江南有功而未当宰相，侮辱宰相高颎、杨素“此二人只会吃饭”，受到文帝痛斥；到隋炀帝时，贺若弼因“诽谤朝政”，终被杀。 诡辩之言不可出口。唐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十月，左丞相许圉（yǔ）师之子许自然游猎践踏农田，并箭射田主。田主告到司宪衙门，司宪大夫杨德裔不理会，西台舍人袁公瑜以他人名义密告高宗。高宗指责许圉师：“你身为宰相，怂恿儿子欺压百姓，隐瞒不报，岂非作威作福！”许圉师诡辩道：“只有手握强兵的将帅才会作威作福，我身为文官，何敢作威作福！”高宗大怒道：“你怨恨没有兵权吗？”贬许圉师为虔州刺史，其二子许文思、许自然皆被免官；杨德裔流放庭州。许自然欺压百姓，依仗的是许圉师的权势，不是作威作福是什么？许圉师认错就是了，而他竟巧言诡辩，毫无宰相气度，丢官免职，咎由自取。 机密之言不可出口。唐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六月，禁卫军将领王毛仲与龙武将军葛福顺结为儿女亲家，王毛仲（原为玄宗家奴）很受玄宗信任，因此御林军将领大多依附于他。吏部侍郎齐浣（huàn）密告玄宗：“葛福顺主管禁军，王毛仲是个小人，过分宠爱就会心生邪念；如不及早防范，恐生后患。”玄宗说：“朕知道你很忠诚，这个事情会慢慢考虑处置的。”齐浣说：“希望陛下保密。”适逢大理丞麻察被降职为兴州别驾，齐浣为麻察饯行，顺便说起在宫中向玄宗劝谏之事，不料麻察很快把此事奏报玄宗。玄宗召见齐浣斥责道：“你怀疑我不能保密，你却告诉麻察，这是保密吗？麻察向来没有德行，你不知道吗？”齐浣磕头请罪。没过几天，玄宗诏令：“齐浣、麻察合谋诬陷将相，齐浣降为高州良德县丞，麻察降为浔州皇化县尉。”齐浣真是不知深浅，事涉将相大臣生杀予夺这等机密大事，怎能随意泄露呢！ 以上四种话，言出祸随，敢不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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