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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江纸:另一种宣纸还是徽宣的姊妹?(二)

 自华居 2017-04-02
远流生活馆2017-03-30阅读原文

奥运开幕式上表演的造纸画面,让人蓦然心动于这一伟大的发明,想到开幕式上徐徐展开的国画画卷,感叹于中国书画与宣纸的密切关系,总觉得宣纸藏着哪些秘密。2007年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到夹江县考察,夹江现存有大量的家庭式手工造纸作坊,过去由于环境污染没能很好解决,濒临关闭。在夹江文化部门的呼吁下,手工造纸技术于2007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幸得存留,我们今天才有幸见到这一珍贵的手工技艺。

夹江马村造纸 刘乾坤

夹江纸是宣纸吗?

在夹江马村,造纸的工序主要有十五个大环节 刘乾坤

从四川到敦煌,再从敦煌到四川,张大千的风格从华丽纤丰到泼彩浓墨,除了莫高窟舒袖飞天和青城峨嵋灵秀气韵的影响外,恐怕与这一时期他大都用夹江书画纸有关。

宣纸的厚薄与是否均匀全靠师傅手上的功夫 冉玉杰

中国国画纸一直以宣纸为中心,宣纸的定义和渊源与产地和原料有关。由于产地属宣州府辖地(主要是泾县),“宣纸”因地名而定名。同时,随着不同历史时期所用的原料、生产工艺、产品性能与使用价值的演变,存在“古宣纸”与“今宣纸”之别。

造纸原料以树皮和竹为主,《天工开物》称:“凡纸质,用楮树(一名毂树)皮与桑穰、芙蓉模诸物者为皮纸,用竹麻者为竹纸”|冉玉杰

唐代,宣纸主要以楮皮等韧皮纤维为原料,生产出的纸表面致密、平滑、拉力较强,但润墨性能较差,使书画艺术的发挥受到限制,只能用于工笔画,称为“古宣纸”。

宋代以后,主要以青檀皮为主要原料,采用日光漂白,自然干燥和浆内施胶等独特工艺,生产出的宣纸表面平匀,拉力适中、润墨性能极佳,使书画艺术得以尽情地发挥,称为“今宣纸”。

宣纸的优异性能中尤其润墨性和耐久性最为突出,纸面接触墨滴,即可表现出水墨的枯湿浓淡之妙味,所谓墨分五彩,将自然世界的缤纷五色幻化为水墨画中的万千层次,骨神皆备,神采飞扬。有人说,加以宣纸的质地柔韧、洁白平滑,应是墨分“六彩”。

彩色宣纸 冉玉杰

唐代著名画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论述说,中国画贵在骨气,“骨气形似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运墨而五色具,是为得意。”张同时指出:“好事者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这是第一次直接对“宣纸”定名,与《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宣州贡纸、笔”不同,画师们的首肯使得宣纸名声大振。

至宋代,宣纸供不应求,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六月,朝廷“诏降宣纸式下杭州,岁选五万番”,可见其珍贵程度,甚至诗人王令写下“有钱莫买金,多买江东纸”的感叹。宋末元初动荡之际,曹姓移民人从北方迁徙至泾县西乡小岭一带以制造宣纸为生,几乎垄断了宣纸生产经营。据清乾隆年间重修的《小岭曹氏族谱》序言:“宋末争攘之际,烽烟四起,避乱忙忙。曹氏钟公八世孙曹大三,由虬川迁泾,来到小岭,分徙十三宅,见此系山陬,田地稀少,无可耕种,因贻蔡伦术为业,以为生计”。

元代以后,黄公望、倪元林、王蒙、吴镇、黄子文等山水画家大力提倡泼墨豪放的技法,宣纸为其提供了广阔发挥的空间,工匠与画师,使得宣纸成为形而上下的艺术载体,大放异彩。

与宣纸相比,夹江纸似乎有些艺术中心的偏远,然而,目前能与宣纸争一席之地的也只有“夹纸”,个中原因是由于一段非常时期和一位非常人物。

把干透的纸一张张挑开检查,还要一张张处理成品纸张上的瑕疵 冉玉杰

抗日战争时期,安徽和许多纸产地沦为敌占区,大后方的重庆、成都则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大批著名画家如徐悲鸿、蓝寿平、傅抱石、张大千等人都来到四川,由于书画和报业需要,夹江纸产量剧增,达到年产8000余吨。但是,当时夹江书画纸的质量未属上乘,只能满足一般要求。抗战爆发后,张大千先生多次作画义卖,为抗日募捐,同时,准备到敦煌写生创作,纸张短缺使他十分着急。当时夹纸按传统用嫩竹为原料,虽然具有受色受墨好,淡画不灰,淡泼浓、浓泼淡的特点,但是,抗拉力不强,抗水性差而且不利于大幅作画,于是,大千先生与化工专家晏济元于1939年和1941年两次来到夹江马村,尝试改进工艺,提高质量。

来到夹江马村乡后,他们找到当地有名的“槽户”石子清、石国良父子和造纸名师余海清,一起研究技术和规格,用适当麻纤维加入制浆,增大拉力和韧性,加入白矾、松香提高抗水性和洁白度,研制成功“揉捏不破,拉力好,受墨受色,宜书宜画,宜碑宜帖”的麻筋纸。同时,将规格提到4尺和5尺,并精心设计出宽纹竹帘,印有云纹和大风堂造的暗纹标记。张大千先生笑谈:“我看乾隆皇帝使用的御纸,也不过如此”,并称之为与宣纸齐名的“国之二宝”。

用刻板印上不同的图案冉玉杰

从四川到敦煌,再从敦煌到四川,张大千的风格从华丽纤丰到泼彩浓墨,除了莫高窟舒袖飞天和青城峨嵋灵秀气韵的影响外,恐怕与这一时期他大都用夹江书画纸有关。夹江纸在张大千先生的艺术生涯中颇具分量,据说大千先生一次性用高于市场价5-6倍的价格订购2万余张,用夹江纸画出了一生中许多重要的作品。

在敦煌,张大千和弟子们历时两年半, 在夹江纸上临摹了南北朝、唐、五代绘画作品276件,展出后引起轰动,在青城、峨嵋,大千创作出大量山水、花卉和人物作品,在国土沦丧之时,川派山水给了他乡土温馨的慰藉,离开大陆后,幽居海外的他思乡之情跃然纸上,1979年,专门用当年的夹江纸绘就《墨荷图》,上端题诗:“露湿波澄夜寂寥,冰肌怯暑未全消;香明水殿冷冷月,翠里殷勤手自摇。”还特在下端题款:“此大风堂五十多年前所制宽纹纸也,大有宋褚风韵,不可多得矣。”可见对夹江国画纸的眷念。先生终生爱荷,被称作“画荷圣手”,晚年的《墨荷图》堪称代表之作,细看这幅摇曳生姿的墨彩,分明是含黛青衣,随先生一纸风行。

三十年代张大千曾经专程前往夹江马村造纸大户石子清家居住,共同研究造纸方案。马村人为了纪念这段佳话,将纸坊命名为“大千纸坊” 冉玉杰

如今的大千纸坊不断有人造访,全然没有艺术的氛围,屋内凌乱摆布造纸的工具,小型作坊的焙纸、切割仍在院里进行,给昔日繁荣后的破旧增添了一份生动,当年与大千切磋技艺的石子清、石国良的后人仍然住在这里,提起往事,他们更关心的是目前纸的价格和一年的收入。

纸是国画的魂,是性灵之物

操制六尺宣纸冉玉杰

兴之所致,秦老师随即提笔写到:“宣纸是性灵之物,它能够精准的表达画家的技法和思想。”确实道出了国画的精髓,东方文化的空灵飘逸与墨色的万千变化不是性灵之物么?

云纹纸 冉玉杰

中国画注重自然之景和人文之胜,对于纸也有不同的偏爱。而自然之景与人文情怀对于画家的影响是直接而外向的,中国水墨山水画的北派之祖荆浩和南派之祖董源,就分别以北方景色和江南景色为蓝本,各自创造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艺术风格。

北派刚劲壮美,南派柔和清丽。但是纸张对画家的影响是内向而无言的,积墨、破墨、泼墨是常用之技法。用墨在干后重复者,谓之积,在湿时重复者,谓之破。积墨由淡而浓,逐渐渍染,层次分明。破墨使墨色浓淡相互渗透掩映,滋润鲜活。泼墨则是墨泼纸素,水墨淋漓,应手随意,气势磅礴。这些技法如果没有画纸纤维排列、纸张厚薄、沁润泅化的速度、抗拉能力为基础,皆不能显现。

作为绘画的载体,纸承载了画家的艺术甚至人生,所以,文房四宝中,画家与纸的感情尤深,特殊的年代使张大千与夹江有挥之不去的情愫,四川画家群体更是如此,由于地域原因,四川画家们的成长多与夹江纸有关。

竹帘之舞冉玉杰

著名画家秦天柱在中国画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他的花鸟与吴作人的牦牛,黄胄的驯驴齐名,早年学画时,由于安徽宣纸较贵,他多用夹纸,作为知青回城工作的几十元工资,都在对艺术酷爱的一张张画纸中散尽。秦天柱说:“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一次买上几十张纸。”

谈到夹纸与宣纸的优劣,他说不能绝对比较,一个好的画家,他能根据纸的特点即兴创作,形成自己的风格。比如水印,浸染太多会使荷叶变得凌乱破碎,但是利用水印的痕迹来当叶脉,这样可成为神来之笔。中国画中的“墨分五彩”,其实是一种形象说法,中国画的境界岂止“五彩”能概括,变幻无穷,意在其中。他不当场挥毫为我们演示墨色的万千变化,并称赞我们带来的夹纸不错,与徽宣有很多近似的地方,说:“有不少进步。”秦老师认为,中国造纸是对中国艺术和世界艺术的杰出贡献,无论是徽州的还是其他地方的,只要工艺相同,质量上乘,都应该称为“宣纸”,不应该有地域之分。

对中国画画家而言,纸是最重要的,超过笔和墨,因为纸的好坏决定画的表达。比如,一笔下去有很多偶然的效果出现,这些效果只能预测但不能完全把握。需要画家来临机改变原初的思路,不同产地的宣纸不同的品性,不同的技术需要与不同的纸来结合。|刘乾坤

兴之所致,秦老师随即提笔写到:“宣纸是性灵之物,它能够精准的表达画家的技法和思想。”确实道出了国画的精髓,东方文化的空灵飘逸与墨色的万千变化不是性灵之物么?

如今的收藏市场,国画的价格一直平稳,秦老师说国画的保值原因之一也与纸有关,因为这种不可控的一些微妙变化,导致中国画很难被仿照,就是同一画家要临摹自己的作品,在墨色与线的微妙变化上也不能达到同一境界,看来,这纸的确催生神来之笔。

如今,面对市场冲击,夹江造纸呈下滑趋势,马村乡房前屋后,随处可见废弃的沤池水槽,造纸工具凌乱散落。一次采访中,我发现一对情侣正将收购回来的美人画报,重新放入沤池浸泡去色,我问他们:“这些画报能产多少纸”?他们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告诉我,原本到城里打工,工作不好找,看到废弃的画报,就突然想起家里的手艺,于是就买了回来。也许,这点纸根本挣不了钱,仅仅是他们心底油然的记忆和一种仍在延续的习惯……再想想马正华导入了很多现代营销理念,比如品牌、不同的包装等,把一个厂办得红红火火,而大多数的厂还停留在家庭作坊式,质量不等,夹江纸的整体品牌该怎样来维护呢?而且,传统的工艺是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被保护起来成为化石呢?

李小波

四川师范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设计院副院长、总规划师,四川师范大学旅游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师从中国人文地理泰斗——侯仁之院士,具有旅游理论研究的深厚功底和实践经验。著有《城镇景观的本土化解读与旅游意义》,《风水:中国传统地学》等专著,在《城市规划》、《北京大学学报》、《旅游学刊》、《孔孟学刊》(台湾)、《中国国家地理》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中国旅游报》、《读城》、《四川画报旅游人文》特约撰稿人,《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十大作者之一。远流文化特约文化顾问。

主持参与国际合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省市旅游规划、城镇规划项目三十发表余项。主要有“中美合作三峡盐业考古与城镇景观变迁”,“北京大学-云南省合作项目:昆明旅游圈旅游规划”,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长江上游古代盐业与城镇景观变迁”等,应邀到美国加州大学落杉矶分校、德国图宾根大学(德国人文科学排名第一)讲学,拥有中国本土的文化底蕴和开阔领先的国际视野。

李小波教授是四川旅游界发表旅游研究成果最多的专家之一,是四川省旅游规划专家中主持国际合作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应邀到世界一流大学讲学、考察的第一人。现任国家教育部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凌云山风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地旅游景观规划院、四川省旅游局、四川省林业厅勘察设计院特聘专家、成都市政府科技顾问以及多家景区开发运营的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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