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明朝初年移民的历史背景

 来兮2017 2017-04-02
                                阊门移民
 在经历元末战乱的环境之下,由于长江的阻隔,扬州府的属县崇明岛并未受到战火侵扰,得以获得保全.崇明岛位于长江出海口,其沙滩面积狭小,且水道时有变化,所以待战火停歇,人口纷纷往外迁移.洪武二十五年(1392),崇明岛上民无田者2千馀户,迁往江北,这些居民越江而居,迁入地点多在扬州府的通州,海门县境.之后,又有500户无田的县民,迁到苏州府昆山县境内.其实从洪武初年以来,崇明岛陆续有对外移民的活动,不同的是所属政区的变化,洪武七年(1374)以前崇明岛隶属江北管辖,洪武二十五年(1392)以后则与昆山县同属一政区.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在苏州建立根据地,自称吴王,与朱元璋抗衡。1367年张士诚兵败被俘,缢死金陵。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建立明朝。洪武帝为巩固政权,下令将苏州城内原来支持和拥戴过张士诚的士绅商贾没收家产,责令全家迁徙到外地垦荒屯田。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洪武迁徙”,亦称“洪武赶散”。“洪武赶散”始于明朝初年,据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冯仁宏撰《新安镇源流》(见《新安镇志》)记载称:“大明洪武登极之初,虑大族相聚为逆,使各道武员,率游骑击散,谓'洪武赶散',子孙相沿,传世为例。传至嘉靖,适奉旨击散,而苏之阊门周姓、常之无锡惠姓,以及刘、管、段、金皆被赶散,来至朐南(原海州以南地区),芦苇荒滩,遂各插草为标,占为民地,以作避兵之计。后人烟渐繁,乃诣州请为州民,州牧载入版图,是为里人。”因为当时这些被“赶散”者,无一出自自愿,而是强制性的,加上是武装押送,事情集中发生在洪武年间,故称为“洪武赶散”。苏北许多县的人口始祖多从苏州迁徙而来,不少旧宗谱均有记载,也有称“红蝇赶散”、“红蜂赶散”或“红巾赶散”、“红军赶散”。
追寻“洪武赶散”的诱因,不能不提张士诚。苏州有个方言词“讲张”,据人考证也是因为明初官方禁止人们议论张士诚,一看到有人交头接耳,就生怕在“讲(谈论)张(士诚)”。那么,苏州人何以如此念念不忘张士诚,官府又是什么原因怕人“讲张”呢?这还得从头说起:据史料记载,张士诚(1329-1367),元末泰州白驹场(今江苏大丰)人。因地属两淮运盐使司而人称“淮张”。当初只是个盐场操舟运盐的角色,偶尔也贩贩私盐。元至正十三年(1353)五月,与弟士义、士德、士信等18人聚众反元,自号诚王,僭号大周,改元天佑五年十二月,“遣弟士德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陷常熟”,次年二月,陷平江(今苏州),改平江路为隆平府,“即承天寺为府第,设学士员,开宏文馆”。十七年八月降元,接受元帝所赐龙衣、御酒,复隆平府为平江路,并“自海道输粮十一万石于大都,岁以为常。”但安定下来后,他就有点忘乎所以了,把权柄交给其弟士信,自己却“令其下颂功德,邀王爵”,企图躺在功劳簿上做一个割据一方的安乐王。在邀功论赏之议被元帝否决后,他就于至正二十三年“自立为吴王,尊其母曹氏为王太妃,置高属,别治府第于城中。”于是上行下效,士信与士诚之婿潘元绍亦“好聚敛,日夜歌舞为乐,将帅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战,辄称疾,邀官爵田宅然后起”,毫无斗志可言,终于在二十七年九月,被徐达、常遇春在围城十个月后率部破城,士诚被俘至应天(今江苏南京),自缢死。
 纵观张士诚割据苏州的12年时间,其势力范围大体为:北逾江淮,直抵济宁,南至绍兴,占有长江下游的富有地区。他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先后实施过减少田赋,奖励蚕桑,兴修水利,疏浚白茆江等措施,使凋敝的农村重萌生机,较之元政府的苛政,苏州百姓已相当知足了。难怪在朱元璋所部大兵压境,将苏州城围困了十个月后才破城,其中少不了全城百姓的支持。据说如今平江路上的三家村,就是当年仰、胡、沈三姓聚族死守娄门殉难后,为纪念他们而得名的。 
 不过,苏州城的久攻不下,惹怒了朱元璋,在进攻苏州之前,他曾命令“毋肆掳掠,毋妄杀戮”,可破城后,却大烧大杀,以致“死者枕藉,积骨如山”。在平定天下后,有一次,朱元璋微服行走在三山街上,看见一老妪坐在木榻中,便同她攀谈起来,问她是什么地方人,答曰苏州人。又问她对张士诚的看法,她说,在大明皇帝起兵时,张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就归附元朝,让苏人免受兵戈之苦,因此,百姓至今感德。在次日早朝时,朱元璋深有感触地说,当初,我认为张士诚对苏州人没有什么深仁厚德,从昨天遇见的老妪身上,我感到了苏民的忠厚,“恐京师百姓千万无此一妇也。”为了防止张士诚原有“臣民”,不服统治,聚众谋反,疑心病很重的朱元璋就想出了把苏州百姓分散的办法,屡屡将苏城富户迁至京师(南京)、凤阳、苏北等地。
在广大的苏北平原流传着许多传说。一说,明初在苏州阊门一带偶生很多红头苍蝇(也有说是“红蜂”),见人就叮,叮了就死,故纷纷逃来海州避难。二说,元末张士诚率盐民起义,义军头裹红巾,后来义军之间互相混战争天下,张士诚的红巾军为了死守苏州,把苏州阊门的老百姓强行驱赶到海州。故称“红军赶散”或“洪武赶散”又称为“阊门赶散”。三说,苏州百姓为了不忘祖籍是苏州,都忍痛把自己的小脚趾剁了一刀,作为标识,将来好回苏州认祖归宗。民间传说,虽然讲得活灵活现,但很难自圆其说。
 昆虫学家对“红蝇”、“红蜂”赶散的说法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世界上从古到今,还没有任何一种昆虫能造成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苍蝇只能传播疾病,根本不可能咬人就死;蜂类一般不主动叮人的;退一步讲,假如是“红蝇”、“红蜂”这类昆虫造成的,他们的家谱为什么没有记载一位亲人被“红蝇”或“红蜂”叮死的呢?由此可见,他们的逃难,根本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屈服于某种人为的因素,被强迫驱赶而来的,只是他们不敢说,史家不敢写罢了。因此,所谓“红蝇”或“红蜂”赶散之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毫无科学依据的,只能说是以讹传讹,子虚乌有。第三种说法是否科学?现在原住苏州人的小脚趾指甲确实是分开的,但是并没被迁徙,难道是回迁的?还是炎黄子孙或汉族人的共同特征?这不是本文讨论范围,暂且搁置一边。
 第二种说法还是有道理的,只不过将“此种好事”硬扣在张士诚名下,有点说不过去。因为元末“红巾军”起义并非张士诚一家,朱元璋的部队同样是头扎红巾的,民间统称之为“红巾军”、“红军”。“洪武赶散”的说法,让我们知道了事情发生时间是“洪武年间”;称为“红巾赶散”或“红军赶散”,使后人知道了干这件事的主体是“红巾军”。在苏州话中“巾”与“军”同音,因此就简称“红军”了。“红蝇赶散”则是“红巾赶散”的讹传,可能是出于对红巾军的不满而将其暗喻为可恶的“红头苍蝇”的缘故。称为“阊门赶散”,则告诉我们“赶散”的集结地是“阊门”。“赶散”两字用得相当贴切,至少让人觉得这个行为并非出自自愿,而且有相当的规模,类似于“赶鸭子上架”的味道。
 洪武三年(1370年),迁苏、松、杭、嘉、湖诸府之民4000余户至临濠垦田。又移江南民14万户于凤阳府。泗州、盱眙为交通要道,经元末大乱,人口锐减,时均属凤阳府,故迁移的14万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安置于泗州和盱眙。此后百余年中,又陆续将江南的人民迁徙到淮安府境。苏北很多现存家谱,都明确记载本户在明代时,由苏州阊门,因“红蝇赶散”迁来的。如沭阳县大竹园洛安堂《孙氏家谱》、东海县张湾紫阳堂《朱氏家谱》、赣榆县沙河无锡堂《孙氏家谱》、灌云东辛洛槐堂《王氏家谱》等。灌云县下车乡《戴氏家谱》记得更为具体,明确记载该户在明初,由苏州阊门五里十甲,迁来海州定居。在灌云、东海、沭阳、灌南、赣榆等老居民中,十有八九皆称自己祖先在明代由苏州一带因“红蝇赶散”、“红军赶散”、“红蜂赶散”而迁来海州定居的。在涟水、洪泽、盐城、阜宁、响水等地也听说过“红蝇赶散”的事,如涟水、淮阴望族朱姓,就是明洪武年间整族整族地“奉旨”迁来的。涟水孙氏、张氏,灌南汤氏,以及金湖等地约70%左右的居民,其先人也多为洪武年间从苏南迁来的。泗阳县的席、唐、吴、朱四姓,即是明初由苏州的东洞庭山、昆山、吴县等地迁入。山东的郯城、沂水、莒南、临沭等地的老百姓也有红蝇赶散的类似说法。可见,其影响范围在苏北、安徽、鲁南一带,地域广、时间跨度长,民间影响大。
元末战乱使淮安及其周围地区人口逃毙殆尽,亟待移民充实。同时,江南地区的富豪有很多依附张士诚。故明朝初年,政治上的一项重要措施,是进行强制性的大规模的移民。除了上文所引灌南县《新安镇志》称,苏州阊门周姓、常州的无锡惠姓及刘、管、段、金等姓被赶散至朐南芦苇荒滩外,民国《泗阳县志》也有类似记载,元末明初,由苏南迁来的有翁、朱、卢、吴等25氏族,其中由苏州迁来的有21族。
据《苏州市志》载: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平江路(即后来苏州府)领县6,人口已达240余万。经元末明初的战乱,到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统计,时苏州府领县6,47万户,190万人口。80年中锐减50多万人。除了战争伤亡,另一个原因就是“洪武迁徙”。《苏州市志》云:洪武初年,为加强国家统治,开发落后地区以及边远地区,实行戍边屯田制,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洪武三年(1370年)迁苏州、松江等地无田农民4000余户至临濠垦田。二十二年,迁苏州阊门一带商户百姓至苏北沿海灶区(盐区),二十四年(1391年),迁苏州富民充实南京。永乐元年(1403年),迁苏州等地富民充实北京
  由此,不难看出,明初的确实行过强制性的迁民政策,且这种政策贯穿于明朝始终,不仅限于苏州,包括江南的杭、嘉、湖、苏、锡、常等广大地区。因此,所谓“红蝇赶散”,当指移民事件,这一民间的咒骂称呼,在明、清文字狱盛行的时代,史家不是不知,而是不敢秉率直书,只好回避这个民怨很深的事件,这就是史书和地方志不见或少见记载的真实原因。
在洪武初年的扬州府,除了复业的当地居民外,其馀皆为流寓人口,根据现存的地方志及族谱资料,在苏北地区一带的民间传说,他们的祖先是由明初从苏州阊门迁移而来.泰兴县居民的祖先,多原为皖赣名族于元末之际迁入,而兴化县则有原籍苏州大姓,于洪武初年陆续迁入兴化.其他如宝应,江都等县望族,都认为祖先是由苏州迁入,这种原籍附会苏州的情形,是苏北移民普遍都有的特殊现象.
从洪武九年至二十六年(1376-1393),扬州府的移民陆续迁入,新增移民总数达14万人,其原籍来自苏南,浙北,江西等地.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扬州府74万人口之中,民籍移民及其后裔约50万人,除了崇明县之外,来自苏州及苏南,浙北地区的移民占总移民人口的一半,而来自江西与徽州的移民则各占四分之一.
淮安府的移民亦有从苏州迁入的说法,如泗阳县的席,唐,吴,朱四姓,即是明初由苏州的东洞庭山(太湖有东,西洞庭山),昆山,句容,吴县等地迁入,因此该县仍存在有关原籍苏州的广泛传闻.然而,明初的苏州移民似乎未到达淮安府北方,因此沐阳,海州等地,则流传另一种“洪武赶散”的说法.“洪武赶散”,是由“红蝇赶散”,“红君赶散”的谐音转化而来.虽然“红蝇”的一种解释是,因元末战乱所引起的疾病流行,而使移民们心中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象;但另外一种解释却是移民祖先受到洪武帝的驱赶,所遗留下的感叹.
此外,来自零星的北方移民,特别是山西洪洞县民有部份迁入淮安府.山东东南地区,原为山西移民迁入的区域之一,而后再辗转南迁进入苏北地区,因此有些苏北地区移民,是为山西移民的后代.这些由山西洪洞移民向外迁徙的移民运动甚为频繁,从前朝开始乃至于整个明朝,多可发现其踪迹.
洪武时期江南向江北的移民,大致以当时的黄河为北界,江南移民渡河北上,是明代中期以后的事.
其实奇特的现象还不止一个。今天的盐城人几乎都会告诉你祖籍是“苏州阊门”的,是“洪武赶散”而从苏南来到苏北的,这种文化现象与山东人所说祖籍是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的相同。据《盐城县志》所载,朱元璋登基后不久,为了报复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一带王府绅民对张士诚的拥戴,遂以移民垦荒为由,将王府40万人丁驱赶到苏北,留下了一段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为什么几十万人都说来自苏州阊门?吴王阖闾大城奠定了今日苏州城的规模,苏州城内有八个门,其中蛇门与盘门都象征征服越国,使越朝吴之意。齐门面对齐国,意在制服齐国。阊门之意取自“天通阊阖风”,位于城之西,阖闾首先要西破强楚。盐城人说自己的祖先是苏州阊门的,这多少反映了洪武赶散的后裔憎恨朱元璋拥戴张士诚的“情结”。此外我们无法解释几十万人都来自苏州阊门这一历史现象
补充说明为什他们么自称阊门的
1.当时迁出时,皆从阊门出去,在阊门登记,故如是说
2.当时朱元璋不满一些在苏北的人想返回原籍,想斩首,然后朱元璋边上的一个大臣想了个办法挽救那些人,他劝朱元璋说自己是苏州阊门的,希望朱元璋对苏州阊门的人法外开恩,然后马上通知在苏北的苏州移民,都说自己是阊门的,可以消灾,故如是说
3.但是这种祖籍多为苏州阊门的看法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怀疑。实际上如果如此众多的祖籍是真,那么一是难以组织如此大规模的移民,二是本地文化并没有呈现因为移民地文化扩散而取而代之或严重影响的现象,三是历史上没有正面的记载移民的记录。这很可能是由于战乱导致宗族关系的不稳定,等稳定后,原先家谱等未能保存,祖籍必定是后人重新编撰的,并不完全可信,再者由于年代久远,因此祖籍地相似可能是源于后人编撰家谱基于一种从众附会的心理而产生当地人多源于同一地的一种文化现象。于此印证的是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人多祖籍洪洞大槐树的传说,西南地区的麻城孝感乡传说,安徽的江西瓦屑坝传说,云南的南京移民传说等等。
祖籍是苏州者,主要分布在扬州、淮阴、盐城三个地区。移民到达的北部边缘,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西部基本上以京杭大运河为界,东部的南通地区基本不见。在这一地域范围内的今扬州、邗江、江都、泰州、姜堰、泰兴、高邮、宝应、淮阴、淮安、灌南、沭阳、宿迁、泗阳、涟水、盐城、响水、滨海、阜宁、射阳、建湖、大丰、东台、新浦、东海、灌云等地皆有分布。从方言的现状和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其中以姜堰、兴化、泰兴最为集中。响水、滨海、射阳、大丰的范公堤以东地区,明初尚未成陆,这里的苏州移民显然是在苏北地区二次或三次迁徙的。在这片地城范围内,自称是苏州移民后裔的至少在80%以上。明洪武年间,苏北地区接纳了如此之多的苏州移民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据语言的现状基本上可以推断,这次移民的人数不可能占苏北当地当时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来自苏州(我们遵照习惯,把苏、松、湖、嘉、杭五府都称为“苏州”)的移民在苏北占绝大多数——这种来自一地,又集中移往一地,远远超过当地土著的板块式移民,新到一地后必然使用原地的方言。这样,苏北大地今天的方言应该是吴语,即使从语言发展变化的角度去考虑,至少也应该是掺有某些官话成分的吴语,而不是现在这样。仅仅是掺有吴语成分的官话。这个道理是十分浅显的,汉语方言的发展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如南京、镇江的方言本来是吴语,演变成今天的江淮话,是永嘉年间大批移民所致。家谱、族谱和一些地方文献提供的资料证明,明初迁人苏北的移民并非都来自“苏州”。如兴化的《师俭堂李氏族谱》清楚地记载着被当地人称为“兴化阁老”的明代宰相李春芳家族明初由句容迁入兴化(有趣的是,李氏的后人也说是由苏州迁入)。民国《泰兴县志.卷二十四》载:“试征诸氏谱谍,大都皖赣各族。于元明之际迁泰。”泰兴的李、汪、尹、洪、施等氏族从安徽迁入。姜堰现在陈姓人口近6万人,有3支,其中2支来源于江西,只有一支来自苏州。此外,前文所引民国《泗阳县志》提及的吴氏也是来自句容,明代的卫所制是“留军屯田”。洪武年间,驻在苏北淮扬二府的军士及家属共约l2万人,这在当时的苏北人口中也占一定的比例。我们把这些情况弄清后,就可以对明初苏北接纳苏州移民的人数进行估算了(统计人口时,在缺乏文献直接记载的情况下,运用各种相关资料进行推算称为估算。“估算”这个概念是梁仲方先生在编写《历代人口田赋表》时首先提出并运用的并得到认可)。明扬州府辖江都、仪征、高邮、泰州、泰兴、宝应、兴化、如皋、通州、海门八县二州(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扬州市和南通市),洪武二十六年有丁口736165。其中仪征、如皋、通州、海门未徙人“苏州”移民,我们按平均数计算,假定移民占徙入县人口总数的50%,扬州府则徙入苏州移民220850人;明淮安府辖山阳、清河、盐城、安东、桃源、沭阳、海州、邳州、宿迁、睢宁、赣榆(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淮安市、盐城市、徐州市和连云港市的一部分),洪武二十六年有丁口632541,其中赣榆、邳州没有移民徙人,宿迁、海州只有部分地区有移民徙入。我们以三个县没有移民徙入估算,仍按上述估算方法推测,淮安府接受移民230000人。这样,明初苏北大约接收了共45万苏州移民,占当时总人口的34%左右。事实上。各县按纳的移民人数绝不可能达到与土著相等的人数,也不可能达到总人口的50%,我们的这种估算是最宽松的。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中的联系方式、诱导购买等信息,谨防诈骗。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一键举报。
    转藏 分享 献花(0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