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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二人转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兼具曲艺和戏曲的特征。它的演变历史经常被人忽略，多年来社会上对其存在很多误解。从艺术发展史的角度来分析，对现今的问题及其未来的发展都不无裨益。早期二人转艺人生活艰难，从“九·一八”事变至今，各个时期的发展都具有鲜明的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历代国家领导人都给予了高度重视。曲目主题不断演变，演出形式更是以“单、双、群、戏”的形式朝多样化发展。当前二人转市场鱼龙混杂，在继承传统基础上改革创新势在必行。 二人转这个名字最早见于伪满洲国康德二年（1934年）四月二十七日《泰东日报》（该报现存于大连图书馆）。第七版“本城三道街某茶馆，迩来未识由某乡邀来演二人转者，一起数人，即乡间蹦蹦，美其名曰‘莲花落’，每日装扮各种角色，表演唱曲”。1952年3月，辽宁省民间艺术会演在安东（今丹东）举行，“蹦蹦”改称“二人转”，随后这一名称在东北推广。1953年4月，第一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在北京举行，东北代表团的节目名称由“蹦蹦”改称“二人转”，首次正式得到全国文艺界的承认，“二人转”这一名称也开始在全国推广。 关于二人转的起源，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王铁夫 、靳蕾 、陈钧、孙红侠[[4]]认为二人转起源于莲花落，任光伟、冯娴（王凤贤）、王木箫 、杨朴认为二人转起源于东北大秧歌，李映、赵凤山、徐杰认为二人转起源于萨满祭祀歌舞，宁业高更是语出惊人：“安徽是二人转的故乡， 二人转根在安徽凤阳，其艺术母本就是名闻天下的艺术奇葩——凤阳花鼓。”。杨朴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二人转进行了原型阐释，认为“二人转的文化之根在5000 多年前的东北女神文明文化模式之中”，“二人转起源于红山文化圣婚仪式的‘二神转’；圣婚仪式的‘二神转’是由萨满装扮表演的原始戏剧；萨满主持的‘二神转’经由东北民族民间舞蹈逐步转换为东北大秧歌；东北大秧歌的‘一副架’转换成二人转。” 然而，二人转的形成和发展是东北文化同中原文化相结合、多种艺术形式相融合的结果，这一点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同。例如：李威提出“二人转在东北大秧歌的基础上，吸收百戏杂艺演化而成。”杜成娴认为，“二人转是十不闲打底,莲花落镶边儿”。吴贡山指出：“东北‘二人转’，是以东北民歌、东北秧歌为基础，在充分吸收东北其它民间艺术形式，以及流传在我国北方的莲花落、十不闲、凤阳歌和京剧、梆子、皮影等音乐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东北人民喜闻乐见的融歌舞、说唱、戏曲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表现形式。” 梅兰芳指出：“京剧和二人转都是艺术之花，各有所长。”1952年梅兰芳在当时的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观看了李泰和胡景岐表演的《姚大娘捉特务》，对二人转艺术给予了这样的高度评价，认为二人转通过载歌载舞的形式将人物演活，并且能够演现代戏，很值得京剧学习。 二人转，史称蹦蹦、小秧歌、春歌戏、半班戏等，主要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表演讲究“说、唱、扮、舞、绝”，唱腔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咳咳”，常用曲牌有【胡胡腔】【喇叭牌子】【文咳咳】【武咳咳】【三节板】【抱板】【四平调】【五字锦】【红柳子】【大悲调】【小翻车】【靠山调】等，伴奏乐器有板胡、唢呐、竹板等。说口包括说白和数板，多用韵白及歇后语，语言风趣幽默。唱词以七言、十言句为主，兼有长短句式。二人转的扮功讲究“二人演一角，一人演多角，人不分神分”，扮演人物以形写神。舞蹈动作别具一格，在大秧歌基础上吸收了武术及民间舞蹈成分，肩功、腰功、步法皆有特色，尤其腕子功，包括平腕、翻腕、甩腕、压腕、绕腕、抖腕等多种，令人称奇。绝活最常见的是手绢功、扇子功、手玉子和大竹板。二人转的四大流派风格不同，有“南靠浪（舞），北靠唱，东讲板头，西耍棒”之说。二人转集秧歌性、鼓书性、滑稽性、杂技性、戏剧性于一身，表演讲究“说、唱、扮、舞、绝”，传统的演出形式包括：“单出头”，即一人且唱且舞，演一角或多角，类似独角戏；“双玩艺”，即一旦一丑时而对唱，时而轮流接唱，时而齐唱，二人演多角，“千军万马，就是咱俩”，叙事兼代言，载歌载舞；“拉场戏”，即演员以各种角色在舞台上唱戏。二人转最初全由男性演员表演，后来旦角由女演员表演，一般作简单化妆。有关二人转的研究，许多学者都发表了意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二人转的属性、起源、发展历程、形式演变进行考察，并提出了一些容易忽略的问题，期望能为学界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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