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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秦大牛
多年前，我有幸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接受T. M. 斯坎伦的指导——熟悉他的人都喊他提姆。几天前，他以全职教员的身份上完了哈佛大学哲学系的最后一堂课，他自1984年离开普林斯顿就在这里任教了。尽管他刚刚退休，我仍然期盼他不要停止指导学生，因为斯坎伦的智识贡献既重要又持久。 斯坎伦为人谦逊，他也许不会喜欢我这么说，但他确实是数十年来最重要、也最有洞识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家之一。他的大部头巨著《我们彼此之间负有什么义务》（1998）发展并捍卫了一条独特的阐述人际间道德的进路，这条进路以“契约主义”著称。斯坎伦认为人际间道德——给予他人他们应得的——涉及到正当化你（指向他人）的行为的能力。他人正确行事意味着要以他们无法“合理拒绝”的方式对待他们。近来的研究包括了：对“道德责备”的角色和功能所作的一个精妙的解释（《道德纬度》2008），以及，在2014年的《现实地面对理由》中捍卫了某种道德实在论，这种道德实在论主张，道德真值的存在独立于人们的信念与态度。 斯坎伦在道德哲学领域一直是体系性理论的建构者，他在政治哲学领域的研究则多聚焦于特定的价值。他2003年的著作《宽容之难》在众多主题中除了阐述言论自由之外，还包括了数篇极富洞见的论述宽容、人权和惩罚的论文。 目前斯坎伦正在着手另一本书的写作，这本书的主题萦绕了他很长一段时间，却在近五年内成为了政治争论的核心：不平等。 斯坎伦有关平等的理论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同样也能指引我们如何推进日常的政治。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回溯学界一个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有关平等的价值以及平等主义的意义的争论。在我跃过大西洋之前，我在牛津读书，20世纪90年代的牛津，两位政治哲学界的大牛科恩（G. A. Cohen）和德沃金（Ronald Dworkin）酣战不已，他们争辩的焦点正是平等主义的性质与内涵。 在科恩与德沃金的争论中，无论哪一方怎样叙述平等主义的观点，一个异常明显的共识是：平等要求着对某些东西的平等分配。这类平等主义的这一核心命题是在经济学家也是哲学家阿马蒂亚·森1979年的一篇文章《什么的平等？》中被极其清晰地阐述出来的。 德沃金对此的回答是资源的平等。他主张一个平等的国家不应当对个人的主观福祉水准抱持任何关切（那是个体自行担责的部分），相反，应当确保个体对他们所需的资源拥有平等主张的权利，这些资源使得他们能够形成并追求自己的规划和旨趣。 与此相反，哲学家理查德·阿内森坚持的是福祉机会的平等。他的观点——日后被标记为“运气平等主义”——个人的福祉水准也应当为平等主义者所关注，但个体并不需要被分配到某个特定的福祉水准上。相反，个体需要在追求他们福祉的过程中拥有平等的践行抉择与责任的机会。森自己支持能力的平等，将此界定为获得特定的、有价值的个体性功能或状态的机会。 科恩与阿内森一样是某类运气平等主义的捍卫者，他认同某种混合的目标或说平等物（equilisandum）——“获取优势”，这个主张结合了其他一些观点的要素。 对我而言，谁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显而易见的是，所有这些作者都正确地概念化了这些议题：一个平等的社会对所有的成员平等地分配某些利好。 但是我的这些也广为我所从属的学术背景与训练中的政治哲学家所共享的确信，在斯坎伦对牛津派观点的抵制面前搁浅了。他坚称，对不平等的关切并不是对某类分配形式的抽象爱好（他也指出，这种视角给了反平等主义者以及政治右翼过于轻易的有利素材）。按照斯坎伦的观点，研究平等的规范性意义要重要得多。我们不只是希望看到平等得分配某些东西。我们希望共同生活在一起，这种共同生活有着平等的认可，避免人际之间的宰制，阻止出现对不同身份的污名，允许人们保持伴随着视他们自己与其他人平等而来的自我尊重，以及平等保护能够构成政治和经济领域公平竞争之前提的此类背景（preserve the kind of background equality that can be a precondition for fair competition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omains）。 斯坎伦对平等的阐释并不简单，它难以用一句话概括。某些人可能会说，他的这一理论是令人沮丧地复杂的。这完全是正确的也是妥当的，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的规范性实在（normative reality）就是令人沮丧地复杂的。我们对于政治价值的哲学思考应当尽可能的简洁，但不是更简单。 倘若民主政府采纳斯坎伦的理论并将平等的价值理解为嵌入社会关系的性质会怎么样？我们的政府将会以一个新的方式处理政策议题。举例来说，假想你需要在两种政策间择一选择促进收入平等。第一种政策提升工会的比率，借此抬高工人议价的能力和工资。第二种政策维持工会的低比率，也不增加工人的议价能力，但是以政府转移支付的方式发放工资补贴，这会补偿劳工市场上的不利结果。 立基于我们讨论过的牛津派的分配模型，我们也许会对在这两种政策之间进行选择漠不关心。抉择归根结底将取决于经验事实，即哪种政策将带来更平等的利好总量，无论这种利好是资源还是整体福祉。 所以，填充进一些经验假定，我们可以进一步想象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维持低比率的工会化的第二种政策在经济上更有效率，但是也在工作岗位的创造中带入了某种人际宰制，伤害着工人的自尊。只关心某类最重要的利好——如福祉或资源——的平等主义者可能会说，对于这些在工作中承受着福祉减损的工人来说，适当地提高他们的工资补贴就可以了，重要的是之外的民众在整体上可以有多富足。 与此相比，类似于斯坎伦的观点则会强调人们的身份、自尊以及对免于社会宰制的保护所具有的不可化约的平等意义，因此倾向于拒绝将所有的要素都计入整体经济产出的计算。一个更加有礼貌的工作环境哪怕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看会增加一些成本，也将是平等的要求。 分配式进路的平等观与那种本质上是补偿性的平等主义公共政策相契合。它也许将以下的场景视为残酷的事实：在经济领域，很多人缺少机遇，或者忍受着歧视，承受着对身份和自尊的伤害。关切提升公平的国家也许只是在接受这个事实的基础上，对那些在经济生活中失败的人们提供商品和福利的再分配。 但是根据斯坎伦倡导的社会平等主义理论，事后的补偿是远远不够的。相反，一个关切平等的国家，必须确保从一开始人们就能够追求健康的、在经济领域个体自主行动的、拥有作为群体中平等一员的确信的生活。与仅关注于再分配不同，平等主义的公共政策应当倾向于预分配，预分配致力于重塑经济体制以培育更加平等的社会关系，以及更加公平的经济产出分布。 在政治领域，有趣的是可以发现，很多地方的社会民主政党最近开始认真思考可能奏效的注重预分配的经济议程。这一转变还未带来某些人可能希望看到的选举上的胜利，比如说，触到我痛处的，英国工党的遭遇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但是我认为这些政党重新开启社会民主的诸类计划是对的，能够支撑朝着预分配转向的分析也是正确的。 政治哲学能够在促进这种转向以及打开政治想象的空间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左翼、中左翼政党需要仔细思考如何转变资本运作的方式，而不只是考虑国家如何补偿那些因市场缺乏有效规制而造成伤害的人们。这也许意味着要更深层次地审视法人治理、财政政策以及劳工市场的规制。 结合上面举出的例子的话，还需要思考为21世纪的工会与工人运动设置怎样的条件才能够帮助劳工更好的控制日常劳作中的体验。 政治哲学家需要思考清楚现实生活中发生在公民同胞身上的规范性难题。我们的责任之一是不要试图过分地简化这些难题。我们需要呈现和理解政治中的规范性难题令人沮丧的复杂性，而不是绕开它们。拙劣思考——或者不够严谨以致无法拒绝过于简化的图景的诱惑——的代价是我们可能正当化了恶的政策 ，以及不能兑现我们作为公民与哲学家所能作出的贡献。 当不平等的现实以未曾有过的方式搅拌着全世界人们的政治意识的时候，在这个议题上所倾泻的墨汁与有质量的对这一议题的规范性把握之间往往是失衡的。我相信斯坎伦正在写作的《不平等何以成为问题？》（Why Does Inequality Matter?）一书将加强对这一主题的规范性把握，恰如他以往的著作一样。斯坎伦的这本书自他的经典论文《不平等的反对的多样性》（The Diversity of Objections to Inequality）发布时起就开启了进程，那篇论文追溯了身份的平等与机会的平等交织的意义，以及平等与自由、民主、公平、非宰制等价值之间的联结。 有了对什么是不平等的真正困扰的更好理解，我们能够达致一个更好的思考应当如何对不平等作出政治回应的方式。 斯坎伦对不平等的哲学探索直面了现实所具有的顽固的复杂性。我们确实有幸拥有他作为标杆所带来的激励：无论是对哲学家还是积极践行政治的公民而言。 Ps 1: 非常感谢一位id叫做“晴空”的朋友，谢谢您一直以来默默支持大牛的公众号，大牛没有权限主动联系您表达谢意，但一直感念在心，祝您平安喜乐。 Ps 2：记得刚回国的那段时间，大概有一年半的样子，内心极其苦闷，生活也诸多不如意，身体在一个痛苦与另一个痛苦间切换，唯有在课堂上才能找到片刻的自主性和生活的意义。那段时间特别不喜欢应酬，拒绝喝酒（虽然每次都拒绝不掉），内心渴望热闹和温存，但是热闹不起来，温存也无法持续。记得那段时光里，一次又一次问过自己，以质疑的口吻去逼迫、追问和怀疑，奇怪，每次都以“我相信爱情，我相信友谊”告终。我知道我性情中的一部分是喜热闹的，但是热闹的可贵就在于，它是彼此相识、相知、认可之间自然而然生发的氛围。于是，较开心的事，就是三两好友，温一壶酒，虽不胜酒力，但你我共饮几杯，说尽天下事。讲这么多，最终只是想推荐一则公众号而已，它那里有自酿的好酒，漂亮的文字和美丽的故事。欢迎诸位前往：“書釀臺”，ID：SiniongWin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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