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隋禅代 杨坚为什么喜欢招引山东人士

周隋禅代之际，隋文帝杨坚对山东人士多有招引，这应当与其在北周灭齐后，曾一度在旧齐之地任官有关。开皇元年，以高熲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李德林为内史令，韦世康为礼部尚书，元晖为都官尚书，元岩为兵部尚书，长孙毗为工部尚书，杨尚希为度支尚书，杨惠为左卫大将军。三省诸尚书长官中，高熲、李德林、元晖、元岩、长孙毗皆为山东人。其中李德林担任内史令至开皇十年，而高熲担任左仆射至开皇十九年。可见杨坚创业之初对山东人也颇为倚重。

《文馆词林》中所载的《隋文帝令山东卅四州刺史举人敕》亦可佐证这一情况。“敕某官某甲：君临天下，所须者材，苟不求材，何以为化？自周平东夏，每遣搜扬，彼州俊人，多未应起。或以东西旧隔，情犹自疎：或以道路悬远，虑有困乏。假为托辞，不肯入朝。···朕受天命，四海为家，关东关西，本无差异，必有材用，来即铨叙。虚心待之，犹饥思食。···”隋文帝诏敕选用未出仕新朝的山东人士，作为太子的杨勇对山东人物也是倾心招纳。

北周大象二年，杨坚在平定尉迟迥叛乱之后，即于“九月，以世子勇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开皇六年“（闰八月）丁卯，皇太子出镇洛阳”。杨勇两度出镇洛阳，总统旧齐之地，显然便于同山东人士建立联系，对于旧齐之地也颇多护庇。《隋书·房陵王勇传》载“上以山东民多流冗，遣使按检，又欲徙民北实边塞。勇上书谏曰：窃以导俗当渐，非可顿革，恋土怀旧，民之本情，波迸流离，盖不获已。···若假以数岁，沐浴皇风，逃窜之徒，自然归本。虽北夷猖獗，尝犯边烽，今城镇峻峙，所在严固，何待迁配，以致劳扰。臣以庸虚，谬当储贰，寸诚管见，辄以尘闻。”杨坚欲将山东流民迁往北边，杨勇切谏而止，此举或可令山东人士对其倾心。

上引《隋文帝令山东卅四州刺史举人敕》中也提供了一些信息，诏敕中提到要选用山东人士，令诸州刺史访察“凡所举者，分为三番。具录官历家状户属姓名，送尚书吏部曹，第一番。二月廿五日仰身到洛阳，受河南道行台吏部曹进止，第二番。待装备备辨，令向京师受吏部曹处分，并仰正职主簿将典送之，第三番。”据考，此敕应下于开皇二、三年间，此时东京官虽已废，杨勇不再任洛州总管，但此时担任河南道行台尚书令是秦王杨俊，而杨俊则正是太子杨勇一党。据此笔者认为，察举山东人物之事务应当操控在杨勇手中。不仅杨勇主动向山东示好，山东人士对杨勇也颇为暧昧，“刘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也。少以聪敏见称，与信都刘焯闭户读书，十年不出。···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归于家，以教授为务。太子勇闻而召之，既至京师，敕令事蜀王秀，迁延不往。”“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然怀抱不旷，又啬于财，不行束修者，未尝有所教诲，时人以此少之。废太子勇闻而召之，未及进谒，诏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闻而大怒，遣人枷送于蜀，配之军防。”]刘炫、刘焯二人为当日旧齐之地一代儒宗，久不出仕，但一经杨勇召辟，便欣然愿往，可见杨勇同山东人士间算得上情投意合。

此外，杨勇同朝中的山东人士关系也颇为密切。高熲为其子取杨勇之女，“时太子勇失爱于上，潜有废立之意。谓熲曰：晋王妃有神凭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熲长跪曰：长幼有序，其可废乎”。李德林子百药历仕太子通事舍人、太子舍人。其府僚中李纲、陆爽、魏澹、唐令则、元淹等也多是山东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