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惕成历史档案 ——1938年，冲破父亲的阻拦，毅然投奔新四军，曾任《淮南日报》社副社长。 ——1945年10月，奔赴东北，历任辽东省特派员，安东市政府实业处处长等职。 ——1948年7月，时任辽东财委驻辽阳特派员率学生撤往鞍钢，后出任鞍钢公司首任计划处处长。 ——1954年11月，出任鞍钢副经理，后挂帅出征西南大三线建设，担任水钢建设工地党委书记兼指挥长
西南大三线建设，毛泽东一锤定音，党中央决定由鞍山、鞍钢包建水钢。 1966年2月11日，冶金工业部的两位副部长夏耘和徐驰，带着一份冶金工业部于1月13日形成的文件，亲赴鞍钢，出席鞍山市委、鞍钢党委会议，宣布中央的重大决定。当月下旬，鞍山市委和鞍钢连续召开了两次大会，一次是5000人参加的鞍钢干部大会，一次是鞍山市干部大会。市委第一书记兼鞍钢党委书记王鹤寿出席会议，宣布市委和鞍钢党委作出的决定：由鞍山市副市长易晓光、鞍钢副经理陶惕成挂帅出征，随行的主要成员有鞍钢党委政治部副主任张子雄、鞍钢炼铁厂厂长刘剑萍、矿山公司副经理尹玉华、三冶公司经理冯坚、三冶公司政治部主任王其舜等。 此时，陶惕成因病正住在鞍山汤岗子疗养院里。 看上去，陶惕成身材魁梧，英姿勃勃，其实一直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折磨着。他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长期靠服用安眠药维持，不断地加量；浑身的关节疼痛，只能弄一个橡皮锤子随时敲打，暂时地应付；加重的视网膜炎症，已经致使右眼完全失明……两个多月前的一天晚上，他在胜利宾馆接待客人，下电梯时突然昏倒，紧急送往铁东医院。医生观察的结果，诊断为冠心病。可他从不把疾病放在心上，仍然精神抖擞，充满乐观，终日忙碌。他用一只左眼读书报、阅文件，还亲自写报告，不用秘书代劳。事儿来得急时，则晚间把秘书请到家，他徘徊室内，时而深思，时而口述，秘书记下来整理后，再逐字、逐句反复修改成稿。他时常会出现心绞痛症状，只见他抚摸左胸，锁起眉头，却绝不轻易吃硝酸甘油片，而是舞笔弄墨，喜画兰，怒画竹，又“画题”，以诗画自娱，调剂神经，排解病痛。
陶惕成，原名陶先良，1920年正月初三出生在安徽合肥官庭镇一个小业主家庭，自幼聪颖好学，饱读经典。父亲一直希望他能够守在自己的身边，以待日后继承苦心经营的一个中药铺和几亩地。此时，抗战的烽火已经在淮南燃起，18岁的先良热血沸腾，一心要投奔抗日前线，却被父亲拦住。“我主意已定！”他毅然决然地表示，父亲恼羞成怒地骂道：“你给我死在外面，你不得好死！” 父子不欢而别。1938年，陶惕成参加了新四军，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部队任过新四军五支队指导员，在地方任过来安县边区区委书记、苏皖边区县委组织部长，后在《淮南日报》社担任副社长。1945年10月奔赴东北，历任辽东省特派员，安东市政府实业处处长，辽东财委西安西丰办事处主任，驻辽阳特派员、办事处副主任。1948年7月中旬，国民党军主力突然进占辽阳，陶惕成带领辽阳纺织技工专科学校的学生，紧急撤往鞍钢。此后，陶惕成留在鞍钢工作，鞍钢公司成立出任第一任计划处长，1954年11月提任鞍钢副经理。 接到组织决定挂帅出征水城后，陶惕成拖着病躯，立即在疗养院里组建起临时指挥部，调兵遣将，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2月13日，由张子雄、刘剑萍率领的先遣人员一行18人出发了，赶赴水城做大会战的前期准备。3月初，各项筹备工作稍有头绪后，陶惕成准备启程前往水城。
行前，妻子杨素（时任鞍钢党校副校长）从大庆参观归来，才听说组织决定陶惕成带队去贵州水城，感到很突然。“你不能去，你每天心区痛，在那么艰苦偏僻的山区，身体能行吗？”杨素又说：“可能组织不了解你的身体情况，我去找王鹤寿和林诚同志反映一下情况。”“不！三线是让毛主席睡不着觉的地方，一定要去，艰苦的地方，不去影响不好，要是派我去好的地方，我可以要求不去，再养养病。”陶惕成坚定地表示，又用恳求的口吻严肃认真地再三叮咛：“你千万不能去找领导同志，你去找，就等于是我的意见。艰苦的地方，领导带头不去，影响很坏呀！” 从鞍山通往水城的一路上，陶惕成风尘仆仆。他与尹玉华先赶往成都，参加西南三线建设的第二次会议，然后又赶到水城，出席贵州省委连续3天召开有关水钢建设的厅局长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根据中共西南局和贵州省委的决定，省委书记陈璞如宣布，成立工地党委和指挥部，由陶惕成任党委书记兼指挥长。 水城地处黔西北。云贵高原上的乌蒙山延伸到贵州的西部，形成了平均海拔近1800米以上的起伏峰峦。在崇山峻岭之中，有一个不大的盆地，地名叫场坝。在盆地边缘的东北侧，林荫茂密，人烟稀少，当地人叫它“青杠林”。为了战备保密的需要，水钢最初的名称就叫“青杠林农场”，工程代号为“603”。此刻，各路人员正在向这个根本不打粮的农场急速进发。到5月份工地上就集结了3000余人，到6月份工地上已聚集了6000余人。
“青杠林”所在的地方，不仅地质结构复杂，而且气候阴冷潮湿，经常大雾弥漫，细雨绵绵，人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在这个小地方，从来没有到过这么多人，到1966年的10月，参加水钢会战的人员已经超过了18000人，一下子吃住都成为了大难题。会战队伍刚进场时，住的是自己亲自动手搭砌的“三棚一垒”，即草棚、席棚、帐篷和干打垒；吃的经常是“上边熟，下边糊，中间还硬”的夹生饭；喝的是溪中、坑中的“自然水”；用的还离不开必备的“三件宝”，即水靴、雨衣、大棉袄。由于水土不服，胀肚、腹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已经适应了的生理反应。 陶惕成和大家一样，住在潮湿的帐篷里，在大食堂就餐。他居住的帐篷唯一的不同就是大了一点儿，因为里面需要有开会的地方，里面需要有跟随的秘书、警卫等人员休息的地方。他住在里面，往往通宵达旦地工作。家里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特意从鞍山捎来蜂蜜、苹果，陶惕成及时回信叮嘱道：“这里的老百姓很穷，职工也很艰苦，这样做影响不好。”到水城不久，冶金工业部拨给会战指挥部5辆伏尔加轿车。陶惕成知道后，立即将承办的负责同志找来，让把车退回去，严肃地说：“这里的老百姓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我们怎能坐着轿车在这里充当中国的洋人呢！我们在这里搞建设，到处需要钱，就是有钱也不能讲排场。”后来，鞍钢给他专门送去了一辆轿车，但他始终坚持坐吉普车。
艰苦的环境里，难免出现思想波动。陶惕成除了在大规模的动员会上鼓劲，还经常走帐篷串工棚，与工人们促膝谈心，鼓舞工人们说，水城真是个好地方，我看这里像个大花园。我们把钢铁厂建在花园里，是给黔西添姿添彩呀！他在这里始终着眼于培养一支能够站得住、展得开、打得响的钢铁建设队伍，并亲自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先进典型。有一次，在露天会场召开的劳模先进事迹报告会上，他亲手给劳模披红戴花后，不顾多病的身体，突然将一位劳模背在身上，绕场走了一圈，使在场的职工们无不为之动容。 5月上旬，水城铁厂总体规划设计拿出来了。但经过勘察后，发现青杠林（原选厂址）的地质属泥质灰岩，滑坡严重，不能建厂。陶惕成将情况上报后，立即着手在水城附近另找厂址。他与大家一道，连续几天翻山越岭，勘察厂址，并发动已到水城的一千多人上山下沟，勘察访问。人们注意到他几次出现心区痛，仍扶着拐棍跋山涉水，披荆斩棘。雨天，遇到坡陡路滑上不去，就让走在前面的人拽着他，让走在后面的人推着他。经过众人参与的广泛勘察后，陶惕成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各抒己见，最后一致同意厂址选在大山里的“三块田”。月末，西南三线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彭德怀和程子华（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亲临实地考察。彭老总拍着陶惕成的肩膀，直说“陶指挥长选了块宝地”。 其间，陶惕成回过一趟鞍山。杨素关切地问他心脏病的状况，他如实地告诉她说：“有次和大家爬山坡，在半山腰，心区痛了，按照大夫所嘱，立即蹲下来，果然一会儿就好了。”“哎呀！我真担心你的身体！”杨素不安地说。“不要紧，只要按照大夫的意见做，没有问题。”他安慰着杨素，忽而又惊悟似地嘱咐道：“我万一出了事，你可不能埋怨组织呀！这影响不好。”他的这句话，顿时让杨素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默默无语地看着他。 正当陶惕成指挥千军万马大展宏图之时，由“文革”引发的一场急风暴雨，很快侵袭西南三线，青杠林农场也未能幸免。1967年2月，陶惕成飞到北京，想找协助国务院领导工作的谷牧（时任国家基建委员会主任）、余秋里（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出面遏制事态发展，可他们也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他顿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决定赶快返回水城。从昆明一下飞机，前来接机的人迫不及待地告诉他：“陶指挥，张子雄让人斗了好几天了。党委让我来先向您汇报，叫您别回水城，那边由他们撑着。”沉思片刻，陶惕成毅然决定回工地。在那一段时间里，他操碎了心，也累坏了身体。面对瘫痪的工地，他痛心疾首，却并未消沉，白天主持工作，晚上接受批斗。
受命前往水城前，冶金工业部部长吕东在东山宾馆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与陶惕成诙谐地开玩笑说：“老陶，水城艰苦，你去吧，如果真的累死了，我们给你树碑立传。”没有想到，一句戏言竟然变成了现实。1967年2月24日23时，陶惕成因突发急性胰腺炎导致出血，倒在了工地的帐篷里，终年47岁。去世前的3小时，他还安排了要和基建处的同志讨论工程的进度。 水钢1号高炉破土动工仅仅过去半年，热烈而隆重的奠基礼历历在目，一幅宏伟的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而亲手绘制了这幅蓝图的大军统帅却突然倒下了，令万余名建设者悲痛不已。在他们的心目中，陶惕成的精神不死，陶惕成的风范永驻！ （鸣谢鞍钢“五百罗汉”子女提供图片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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