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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英（1871-1949），字勺圃、一字少溥，谱名启让、别署云龙山民、榆庄老农，晚号东涯老人、老勺、勺叟。近代书法家，碑帖学家，书法造诣极深。张伯英为江苏徐州铜山榆庄人，光绪间举人。 张伯英先生自32岁（1902年）中举到辛亥后任北洋陆军部编纂、国务院秘书、帮办、参议院上行走、临时执政府秘书、副秘书长等职务，做了20余年官。因目睹军阀纷争、官场黑暗，使他看透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厌倦了官宦生涯，促使他在1926年的春天，在他56岁时毅然退隐，开始了他学术活动上的辉煌阶段。 张伯英一生酷爱书法并精于鉴赏。所藏王右军真迹、张黑女原拓、十七帖馆本及唐宋名家书画等，都是稀世珍品。他早年从颜体入手，再学魏碑，卓然成家。明清以来徐州书法界人才辈出，形成彭城书派。张伯英秉承彭城书派传统，又植根汉魂而化以苏、黄，笔力凝重，楷书结构紧敛而不拘谨，字体规整端正而有洒脱之致，用笔方圆兼备，宽博雄放，紧凑严密。尤以行楷成就最大，自成一家。 德风堂考藏于右任书法作品欣赏 张伯英是近现代首屈一指的帖学研究大师，他写北碑采取的是以帖笔写碑，将碑意融入其作品之中。他写北碑摒弃了魏碑生硬的形骸，把北碑的形式咀嚼消化，从中抽取出真正的精髓内容，以这精髓内容为起点，去构筑自己的形势风格大厦。可以说，张伯英的“碑面”，是对清代碑学传统作了内在的提取与对表面形式作了脱胎换骨以后的结果。这与以篆隶为素材的碑系书家吴昌硕不无相似之处，与生硬做作的张裕钊、李瑞清的北碑书法相较，显然要胜出一筹。张伯英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刻意用毛笔去摹写北碑方折斩截的外形，即是说他在体势上并不是刻舟求剑，亦步亦趋，而是将北碑的那种朴拙雄强之气有机地揉进其作品里，这在张伯英晚年的行草书法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锐而不峭，厚而不滞，充分体现出张伯英对于北碑书法线条骨肉对比有着独到的理解与极强的驾驭功底。 张伯英不仅是近代书法大家，还是博古通今之鸿儒学者。他一生好学，余暇之时手不释卷，诗文横逸有正气。伯英诗文，风格清新俊逸。诗以七言居多，内容颇广。晚年思乡之情尤切，诗中多离绪乡愁，读之令人感慨。代表作有五言诗《如汉云九日登云龙山韵》、七言诗《和汉云山楼共话》、《又中秋》，诗中洋溢着真挚感情，一片至诚。伯英对桑梓之眷念，不仅倾注于诗文，尚表现在对乡邑文献的收集研究和整理刊布等项工作中。徐州博物馆藏“阎尔梅行书七绝”条幅，即为伯英收藏并由其后人捐献之珍品。 张伯英亦精于碑帖评鉴，尤其于书法、金石、字帖的赏鉴造诣极深，辨析真赝百不爽一，素为学者所推崇，在鉴赏和收藏界享有极高声望，名贯京师。为弘扬国粹，鉴于碑帖学赓继乏人，几成绝响，遂撰著《法书提要》，其书共七卷，洋洋百数十万言，仿四库提要之例，列举自宋至清帖刻512种，穷源别流，析论优劣，为我国当代书法碑帖学界权威名著。自谓“平生无他技，惟承家训，辨书帖真伪无所失。”清末民初，世值动乱，国之宝物流于民间、厂肆甚多，伯英慧眼识珠，极力购藏并保护之。最为世人称道者，当属伯英当年购藏王右军《此事帖》和《十七帖》，后悉数交国家博物馆收藏。他最早收存徐州出土的数十块汉画像石，建国之初，也嘱咐儿子捐献当地政府。 德风堂画廊长期购销于右任、石鲁、黄胄、何海霞、刘自椟等名家书画作品，名人字画定制(带视频或作者本人与作品的合影)，帮您免费鉴定字画。德风堂画廊向藏家郑重承诺：凡在德风堂画廊购买的书画作品，均附有德风堂画廊出具的保真证书，以及部分当代艺术家创作作品时的照片及视频影像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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