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原则，针灸，五运六气（实是讲时空与人）等内容。
《内经》之后，有扁鹊著的《难经》。人们赞某医师医术，常常用“华佗再世，扁鹊重生”这句话。这里说的扁鹊，就是《难经》的作者（扁鹊是一个医师的名字，又是神医的代号）。《扁鹊见蔡桓公》是中学文言文中的名篇，望病人一会儿，就知道了病人的病情及其后期的发展，足见其医术之神。清代医家黄元御引述扁鹊“饮上池之水”，有透视之异能---恰好说明了中医“望闻问切”理法的精妙，证实了中医的“由表及里，脏腑对应五官，五色对应五脏，阴阳五行”理论的正确。《内经》旨意精微博大，学医之人每每望洋兴叹，扁鹊著《难经》，取问难求解之意，助学者知其医理之所以然，用心仁慈而美善。可惜的是，今人读《难经》，仍每每兴起茫茫然不辨方向之苦。
悲乎哉，医道之难也。
东汉末，医圣张仲景出，医圣与外科祖师华佗大致同时代，华佗因起死回生的外科医术在民间影响最大，医圣则以六经辨治，有法有方垂训万世。医圣以天纵之才著《伤寒杂病论》，（书原名《伤寒卒病论》）原意为治外感诸病立法示范，至于内伤杂病，则在医圣的另一著作《金匮要略》中。仲圣著作，不借用《内经》一语，而水火相胜之义，阴阳进退之理，天地与人的诸多联系无不言及。且其旨意，无不与《内经》吻合。可以这样说：《伤寒论》是《内经》在临床治病上的最标准示范的总结。你若是个顶尖聪明的人，学了《内经》后，就懂得了中医理法，学了《伤寒论》，就有了将中医理法运用到病人身上去的的榜样，若再学好药物学《神农本草经》，你就可以仿照这个“榜样”去辨治所有人的所有病。
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么高的悟性，不能真正做到提头知尾，举一反三。博大精深的中医也不是这么容易就学到手的。所以我们必需要下大力气，用苦功夫，精求诸多名家大医的著作，看看他们的理解，体味他们的言下之意。社会上有那么多的人不认可中医，是因为他们碰到了太多的三脚猫中医，有的可能连三脚猫中医都算不上，是骗子。是这样一些人败坏了中医的名声，让“中医是伪科学”的呼喊声此起彼伏。中医没有学好，只知有一，不知有二，最容易出现“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情况---圣贤书中明明写着如此如此，到你手来就是无效。加上中医强调无形之气化，阴阳五行学说又与玄学文化同根同宗，也难怪人家说是“伪科学”了。
2 “五运六气”与大司天周期性
仲圣以后，注解《伤寒论》的医学家数以千计，有影响的也有数百。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值得中医研习者注意的也难以一一叙述。加上一些风格自成一家，与伤寒理法似相距较远的救世大医，可谓群星璀璨。而要纵论这些医家的医学心法，离不开六气司天之大周期。
但有人只要一见“运气”“五运六气”这样一些可做预测的学问，就视为迷信，归为伪科学，将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瑰宝丢弃了。《内经》言“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张子和（约1156～1228年），金元四大中医名家之一。后人所称“攻邪派”的创始人，是高度重视运气学的，曾云：“不诵十二经络，开口动手便错；不通五运六气，检尽方书何济？”清代医家雷丰，著有《时病论》，书中引用“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不可以为工也”的《内经》明训；并醇醇劝告“慎毋惑于飞畴运气不足凭之说耳”。清末临床大师张锡纯在他晚年的一篇医案中写道：“愚未习医时，见医者治伤寒温病，多有用承气汤下之则愈，如此者约二十年，及愚习医学时，其如此治法者恒多偾事。。。后至愚年过四旬，觉天地之气化又变。。。”张锡纯著《衷中参西录》，书极平达中正不比别的医书涩晦难懂，而书中验案凿凿，往往一剂病起，甚则覆杯取效。说服力极大。实际上，张氏所悟“天地之气化数十年一变”，原属太正常不过的事情（只不过人的寿命有限，不能纵观，不能跳出来看，设若某人活了几百岁，他就了然于胸了）。地球上四季的更替，人易于见而理解，而对于几十年一变的“大一点的四季轮回”就不容易接受和理解了。晨为春，日中如夏（“小四季”），周期性有大小，如此而已。
尽管如此，且内经有明训：“三十年七百二十气为一小纪；一千四百四十气为六十年，又是一周。扩而大之，以六十年为一大气，三百六十年为一大运。五运六气迭乘运转，满三千六百年为一大周。以五运言，六十年为一中运，三百年为一大运，圆满十二运为一周，亦以三千六百年为一大周，以五运六气推衍，其数相同。”见之而理解深刻的医家也不是很多。清代医家叶霖是一个，他在评注《温病条辨》中明确指出了这个至理。明代薛方山先生作甲子会纪为后人再示明灯；清医家陆九芝的外曾祖父王朴庄对此也有会悟于心，心法被陆九芝收入《世补斋医书》。
常听老一辈讲，上世纪六十年代，冬多严寒，很多人家将屋里的横梁（土木结构的屋有大横梁）都当柴烧了，这也完全吻合大司天周期性的气候变化。（1924--1984年，属第七十八甲子，寒水湿土主事，寒水之气主前三十年，湿土之气主后三十年）。
总之一句话，你不必怀疑五运六气学说的正确性。你不学中医，不相信这至理，也倒罢了。若学中医而又不信运气学，将是你最大的损失，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薛方山先生讲：黄帝八年起为第一甲子，第一甲子前三十年厥阴风木主令，后三十年少阳相火主令；第二甲子少阴君火主前三十年，阳明燥金主后三十年；第三甲子太阴湿土主前三十年，太阳寒水主后三十年；第四甲子少阳相火主前三十年，厥阴风木主后三十年；第五甲子阳明燥金主前三十年，少阴君火主后三十年；第六甲子太阳寒水主前三十年，太阴湿土主后三十年。如此循环，到仲圣时，仲圣前半生生活在第四十八甲子太阳寒水太阴湿土主气之时，后半生生活在第四十九甲子厥阴风木少阳相火主气之时。据此以观仲圣医法，更易得其要领（实本文全文皆可作学中医的提纲契领法）。到我们今天是第七十九甲子厥阴风木少阳相火主令。
3 名医心法与大司天周期的关系
张仲景生于东汉后期，而公元124年到184年为大司天的太阳寒水太阴湿土主事。仲圣感叹“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而稍后即是厥阴风木少阳相火主事。故张锡纯谓“仲圣《伤寒论》中小青龙无加生石膏法，而《金匮要略》中小青龙有加石生膏法。”《金匮要略》成书在《伤寒论》后，时移境迁，民病亦变，治法亦变。（二大医学奇才，所见如此如此。每想及，灵魂深处为之一惊。）
《刘涓子鬼遗方》一部中医外科专著，虽专为痈疽疮毒类外科病立法，实亦可见其医旨之大概，书中多用三黄四物（黄柏，黄芩，大黄和当归，白芍，干生地，川芎）降火滋阴之旨不言而喻。刘涓子是军医，义熙六年(410年)，刘涓子从宋武帝北征南燕慕容超，以药治疗受伤的军士。而364年至424年为第五十二甲子，少阳相火主前三十年，厥阴风木主后三十年；424年至484年为第五十三甲子，阳明燥金主前三十年，少阴君火主后三十年。此时段皆属火燥主事，宇内（至少是太阳系内）皆是火燥二气盛行，药用滋阴降火，真可谓恰到好处。有言“刘涓子从宋武帝北征，将士中有受伤者，他为他们涂药，随手痊愈。他用方治病，千无一失。”因刘军医治病仍是辨证思维，干姜附子人参也因人而加---大方向既已正确，具体又有调剂，千无一失，应不是欺人之谈。而黄元御有传奇人生，著《四圣心源》影响后世，特别是对近几年的网上各中医论坛影响甚大，批丹溪河间言辞极为激烈，若见刘氏此书，必也一并驳斥得稀烂。噫，抑或天妒英才，故意使这中医真旨若隐若现。
金元代以来，医学学术有门派现象，人们将之大致分为四大学派。各学派学说的主要论点势若冰炭，互不相容；医著中常出现互相攻击的现象。实际上四个学派的学说正好如同四季用药的特点，是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应乎天时的产物。
四大学派代表人物的医学心法例析如下：
河间（1110---1200年）。逝世前56年时间里，属于前面所说的大四季的燥金君火主令（相当于地球上的小四季夏秋之间）。他活动在这样一个火多燥多的季节里，遇上的病人常有火燥的身体素因，因此河间以火立论，治病喜欢用寒凉药。
子和（1151---1231年）。长于攻邪，尤其是“下”法。
东恒（1180---1251年）。东恒著书立言重在脾胃，尤其是脾阳，因其时为湿土当值(相当于梅雨季节)。补中益气汤（有医学家评李氏“一生学问，尽在此方中”），健脾胃行湿气，确实收到卓尔不群的功效。
丹溪（1281---1358年）。又晚数十年，主要行道于第六十八甲子，君火燥金主令。“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这一顺乎天时的见解，后世之人每每不理解，多有非议，令人叹息（火燥的季节，人体阴液<水分类>容易不足）。与河间类似，但立足点不同：一个以寒凉降火热，一个以水配火。
---（请注意这些医家的生活年代）
以上四家之说与天时相应，若仍感不足以让人确信，还可以再举出数位来例证。
钱仲阳生于北宋末年，行道于第六十五甲子，正值大司天的燥金君火主令(夏秋之间)，故治痘多用寒凉；其后的陈文中于第六十六甲子行医，寒水湿土主令（相当于冬与雨湿之季），故法重温补；到明朝时汪石山辨痘的治法，则是“自嘉靖九年，治痘宜用清凉”。此正值少阴君火主令(正夏令)。叶霖评之“火运中有宜然者”。稍后之万密斋，聂久吾，治法又变---重温补，强调保元。因其时为寒水湿土主令也(冬与雨湿之季)。再后来的费建中又来著书立言，专主寒凉下夺，因治湿治寒之法，不可用于风木相火运气中(春夏之间)，费氏将其书名为《救偏琐言》——-这里虽然仅提及治痘，但医家治病的医疗大法大致趋势已经显而易见了。
李中梓(1588～1655年),后世医家有不少推重李氏医旨的．因李氏与金元明时代的其他医家相较，最讲中庸之道．作＜水火阴阳论＞：阴阳并重，而更认为养阳在滋阴之上，补气在补血之先．李氏重脾肾，法多尚温补，略似张景岳(1563～1640年),因１５６４－－－１６２４年为中元甲子太阳寒水太阴湿土； １６２４－－－１６８４年为下元甲子厥阴风木少阳相火．二人皆经历过太阴湿土厥阴风木之主气．英雄略同也．
李氏作四大家论，误将仲圣与后贤并列，确有失公允． 另为庸工设法---以温补君子品试药，为后贤所批，尤以程国彭为典型．－－－程氏以丰富的临床心得批其用温补试药之过．仍是不离大司天运气之范围．程氏一生主要生活在１６８４－－－１７４４年的上元少阴君火阳明燥金之令．几近与李师相反．医法不同，诚为各有所本。
以上医家有的喜用寒凉治病救人，有的喜用温热救人，这类似地可以说，一个生活火气盛的时代，一个生活在寒气盛的时代。('温病学派'赞成用清凉滋阴药治病,也是这个道理.)
清末民初的大医学家张锡纯（1860年－1933年），活跃于清末民初,正值大司天七十七甲子---上元阳明燥金少阴君火.<参西录>第四期数卷为药物学讲义.首论生石膏.兼述白虎汤,人参白虎汤在临床中每派上用场.验案凿凿.此诚与当时气候大环境相吻合.又，作＜驳方书贵阳抑阴论＞应是与丹溪名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相仿佛．(丹溪治病于火燥之令，张锡纯治病于燥火之令）
张氏评价前辈黄元御，陈修园二人“用药恒偏于热”（自己生活于燥火气盛的时代喜用凉润药，故言生活在寒湿时代的医家用药偏热）。黄元御（1705---1758年）著书立说时独逢湿土主令，不惜笔墨地阐述“中”（中指脾胃，脾易为湿气、寒湿所伤）的重要性，特别是脾阳的重要性。用药专主燥湿土暖寒水。而批评朱丹溪（力主滋阴配阳）等为下鬼。寒热之争如此，这都是不识天体运行的大周期的缘故，有点儿类似于盲人摸象，各执一偏。陈氏主要行道于寒水主令之时，黄，陈二人用药多热，正是顺应天时的治法。
何廉臣为温病名家；祝味菊特重阳气（火神派大师重肾阳脾阳）这二人治病寒热相反这都是有“天时”原因的。我父亲（1921--2002年）在八十年代前期以前最重黄元御。黄师刚好大我父180岁，太阳系中的一个运行周期刚过，在银河中的位置极类似于180年前。但观我父晚年的处方，大旨已有较大变动——滋阴柔肝之品增多。从大四季来看，1924——1954年为寒水主令，1954---1984年为湿土主令。（黄师30岁左右行医，不到60岁便因事仙去）
从前面所述可以看出，名医们的用药因处于不同的四季而显得不同，但这样的用药从大的历史长河来看，正是顺应了天时。因此，可以发现，目前最可效法的前贤是傅青主和陈士铎二位，二家心法（滋肝肾重真水柔风木）实在值得深深思考玩味。再想想当前民病的大致性趋势:肝炎病人极多(肝的五行属性为木,而现在为大天时的风木主事,肝火太过,最为常见)，脑心血管病患者随处可见(肝与心脏,一个调节血液,一个运行血液,在中医里,肝脏与心包络都带有木的属性);各种胃病也是，设若肝胆不防脾胃，脾胃自健（肝五行中为木,脾五行中为土,木克土,'肝病传脾'，医圣张仲景曾作明训）。因此，防治疾病的最佳方法应该是：滋肝血以柔肝疏肝(滋肝阴以配肝阳)兼顾肾气(肾为水生木,是肝的生母)。肺病咳嗽类的疾病,也与肝有极大的关联,肺五行为金,金本克木,若木气强盛,反受木的欺侮.治肺病考虑到肝的因素,必定更容易治愈.睡眠不好,难以入睡,凌晨容易醒来,也是肝血少,肝阳太旺的缘故,成语'怒发冲冠',发怒时,气上冲,说明肝火太旺.人在睡时,阳气进入阴气里,肝的阳气上升太过太盛,就会使全身的阳气都不容易潜入阴分,所以入睡困难;凌晨时分,如一年的春天,这正是肝木主事的时候,肝血少,肝气上升过旺之素因，再得天时之助,要想不醒来,是不可能的了.前列腺病,中医上讲肾脏肾气管二便,肝管人的疏泄功能(疏泄,如汗多疏泄太过,汗少疏泄不及,尿液也是如此),治肾的同时要兼顾治肝.如此等等,各种疑难杂病,皆可以从肝血少肝阴虚的角度去考虑,多考虑这个因素所有的病都容易治愈。
黄元御字坤载，号玉揪子。生于公元1705年，卒于1758年。黄氏精中医之时，已是人到中年了。而1744年到1804年为太阴湿土太阳寒水主令。实际上，黄氏对中医有心得之时，恰逢太阴湿土主事的三十年。黄著作甚多，《四圣心源》代表了他的最高成就，而《四圣心源》有个中心里的中心，那就是“燥运脾土”，太阴湿土之气盛行，“燥运脾土”是不二法门。其它办法都不对，所以他由已知推及未知---朱丹溪刘河间等都是拿刀的刽子手，不是医师。所以他的处方中几乎离不开茯苓，干姜白术半夏人参等温健中宫脾胃的药也是十有七八。好在黄师还不敢妄议孙真人，孙真人年代跨越太长，学问博大名重古今。不敢妄议孙真人---黄师还是有这自知之明。（可见人生世上，还是需一定名气的。故托名宣扬自己的医学心法，在中医史上屡见不鲜。）特别是黄师文笔犀利，吸引力强，我是读了几位医家的著作后，再读黄师的医书，当时真是感觉到找到了中医的真谛，前面读的医书算是白读了。而我父亲也刚好是主要行医于1954到1984年的太阴湿土主令时段，他根据自己的行医经验，告诉我说“黄师的书最可信最可效法”。而我学中医时，毕竟又是九十年代以后了，所以父亲并没叫我只看黄的医书，而是同时也告诉我：雷丰的《时病论》，李中梓的《医宗必读》，张锡纯的《衷中参西录》，何廉臣编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还有《本草从新》，《麻科活人全书》（虽是治麻科的专书，但能给人以启迪，使人触类旁通）都是好书。我观我父之处方，燥运脾土的思路慢慢少了，滋肝养血的药物开始频繁出现。因1984到2044年，前三十年是厥阴风木司天，后三十年为少阳相火在泉。
雷丰，清代著名医学家，中医理论精深，临床经验颇丰，所著的《时病论》，崇尚《内经》.特别是“一岁之中，时病多而杂病少”的观点当引起世人警醒。据本人所验，当今民病，除七情内伤与时病新感之外，皆时病误治或失治而变迁成的“杂病”，也就是说---这个“杂病”，实际上还是时病，是久久不愈延生演化了的时病。
在我读来，何廉臣编辑的《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书中汇集了当时顶尖的中医人才的医案与心得，实际上就是一本比《伤寒论》更为详细具体的“伤寒论”。诚如序中所言＂一卷可抵万卷＂。学医之人，必当读案---读前贤医案，医案中最负盛名的当推叶天士的《临症指南》和喻嘉言的《寓意草》（实际上，最适于我们今天效法的还另有其人，后面我将讲到），而《临症指南》略而不详，欠辨治思路脉络；《寓意草》辨治周详，堪为后人医案之楷模，只是喻师有点儿---还是要说出来这个读后感---喻师有点盛气凌人。且《寓意草》因医案太少，各个方面都无法与《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相比美。
六年前，我在网上首次发表了《论大中医观》，后又写一篇文章讲历代各家心法，皆与前面数段文意相仿佛。虽显粗糙，大致也述清了“每位医家的心法都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学医之人要有所选择地阅读前人著作”这个意思。后来我将这些文章集中在我的博客中---http://blog.sina.com.cn/hxmy12“我的中医理论
4 伤寒与温病
伤寒，温病的观点，在清初及其以前的医家著述中，是很少有人提出的（有医著引《内经》语提出温病这一病名，辨治理法不详）。高明如喻嘉言，《寓意草》《医门法律》中极为重视人身之阴液，治病思路的大框架仍未出伤寒理法之范畴。
寒为阴而伤阳，温为阳而伤阴。（究之，邪入人身，随人身阴阳素因而从化。如人体阳素旺，感阴邪仍多化热耗阴，反之亦然）---伤寒与温病，明明两大法门。
清中期始，大多医家对疾病的分类清晰起来：病分内伤（七情），外感（六淫）；外感分伤寒，温病；温病再细分为：风温（春温），暑温（湿热），秋燥等。这样一来，大脉络就显然了。这期间，叶天士，吴鞠通，徐灵胎，王孟英，陈平伯，薛一瓢，吴又可，余师愚等医家，为中医理论细则（温病学理法）的完善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里只讲叶天士以概其余，叶天士（1666-1745年）的医学成就在《温热论》。1624年到1684年为厥阴风木少阳相火主令，1684年到1744年为第七十四甲子少阴君火阳明燥金主令。可以看出叶天士一生行医都是在火燥之气盛行之时代。明乎此，再去读《温热论》与《临症指南》，将更易融会于心。你再看，刘河间(约1120～1200年)主要行医于1144年到1204年的第六十五甲子阳明燥金少阴君火主令之时。前面说过，黄元御刚好大我父亲180岁，我父亲讲黄师的心法最可效法，而刘河间刚好大叶天士三个180年，前者强调“六气皆从火化”，后者作《温热论》为《伤寒论》之翼。----将二人的著作摆在一起来看，真正前呼后应，相隔五百四十年的前呼后应。一百八十年，上元中元下元三个甲子过去了，太阳系内，天体运动又一个较大的周期开始了。
5 中医理论与自然科学也可互相印证
我在认识到这些后，大喜之余，仍在四处求证，柜中的《多四季论》就是在这段时间买的---这是从物理学方面侧证；又查阅了气象学家竺可桢的文献，竺老讲秦汉以来华夏大地上的气候变迁也基本吻合这个六气大司天。
----中医理论超越了时空！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若能学习中医理论，我想，他一定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霍金，当代物理学界走在最前沿的科学巨匠，认为宇宙起源于一点。《医宗金鉴》的《运气要诀》开篇即是 “无极太虚气中理，太极太虚理中气。乘气动静生阴阳，阴阳之分为天地。”文字难懂，图却易解-----那几个图能与霍金的看法视为等同吗？我认为是完全可以的！现代科学最前沿的理论早就蕴含在古中医经描淡写的语句中。
又，“天人合一”的观点实贯穿中医理论的始终，吴鞠通的《草木各得一太极》讲小可见大，小可蕴大，人体即是天体，人体即是大自然，一草一木也都蕴含了大自然之理。
明末医家李中梓在《古今元气厚薄不同论》中讲：元气古厚而今薄，人身感之，故治病之法宜远峻烈，多行王道温补。实是注意到了“宇宙在膨胀”。---难道不是吗？
6 临床治病最宜效法谁？
讲了这么多，一定有人会问：“你读了这么多医书，说起来似乎头头是道，动手治起病来，是不是也有这么厉害？”各位读者，你若再细看一下，就会发现，我在文中没有提及针灸与脉学知识，因我对这二块领域甚是生疏。好在能详于问辨，弥补了缺陷，仍能够较好地遣药组方，治病救人，近年来，经手治疗的病人渐多，网诊病人也数以百计，网诊医案大多集录于博客的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770262242_2_1.html“我的助人医事”中。
网上治病，正统医师多鄙视这事，其实不然，中医治病能四诊周详，固然是好事；四诊不详，古贤原亦有飞鸽传书以治病。只是说网上寻医，更宜谨慎，多个心眼；有些病，病机过于复杂就不宜网诊了。我所遇病人中，约有近半病人是在现实生活中多方求治无果者；有部分是小病，不需要去医院求治者，故在网上咨询；还有些是隐私病，病人自感不便在医院诊治的。数年来为病人提供服务，得到的最高回报，也是最高评价，是一句话---“好中医在民间”。该患者是一中年女士，曾在某大教授处治疗近二个月无果，据患者讲该教授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用我方三剂，对我说“终于知道了，好中医在民间”。还有几例速效案，得到患者的酬谢甚丰，患者用方后的第二天便汇来诊金六百元五百元---想及仍是感愧交集：医者之心，原不应在稻粱之谋。说仁术济世这样的大话是抬高自己。利人同时利己确应努力去追求。医家著中序言，每每论及这，仁术仁心跃然纸上，我们学医之人，能不“见贤思齐”？
刚接触病人时，有效有不效，效与不效皆思之，像陈修园说的那样，静坐时联系贤圣书中的某某训诫想想；如此仍有不得解之处，不要紧，暂搁于脑海中或记于纸上，数月后，或一二年后，必有恍然大悟之时。
要学习中医，大家都知道一定要学好《内经》《伤寒》《神农本草经》。除此之外，我个人认为还有这么一些医家是我们必需要学习效法的：大我们约360岁的傅青主（1607～1684），而傅青主的全部医学心法在陈士铎的医学全书中。大我们约180岁的费伯雄(1800～1879)，曹仁伯，王孟英，程杏轩，王旭高，王堉，李冠仙等。王九峰（约大我们180年）和张石顽（约大360年）的也可备考。你若要学得更好，大我们约900岁的许学士许叔微(1079～1154年)也可参师。
傅青主“于学无所不通，经史之外，兼通先秦诸子，又长于书画医学”。我常私下认为，只懂医学，不旁及其它学问，医学也难精进。傅青主被后世尊为“医神”，足见其医术远胜一般的中医名家。陈士铎比傅师约小二十岁，因博学且精于医被傅师选为传人，故陈士铎的医著中，常大段大段地与《傅青主男科》等雷同。所著的《外经微言》，我个人认为，这是《内经》以下，最可宝贵的中医理论书籍。黄元御的《四圣心源》，原亦成就甚高，但与这《外经》相较，又相差甚远。《四圣心源》的较大篇幅说来说去是现话在重复，远不如《外经》字字珠玑，篇篇精彩。学医之人，若不读《外经》，你就不会知道一些名医的错误在哪里，也就不会知道一些名医（如张锡纯等）自以为独得的心法在《外经》里全都有。而《石室秘录》虽有《傅青主男科》的六七成原话，仍精爽可观。其所述医法，名医曹禾（此人读过很多医著）在《医学读书志》中评陈士铎“立方多有可取者”。
然，傅陈二位的医法仍可以用数个字概括-----着力在肝肾之阴。以我意观之，特别是肝阴，“白芍”出现的频率排在第一，当归，熟地，生地为第二。由肝及肾，是因子盗母气，且“乙癸同源”。----关于这，最好是与费伯雄的《医醇胜义》（剩）同观。
学医之人，必读前人医案。曹仁伯，王孟英，程杏轩，王旭高，李冠仙，王九峰等人皆有医案传世，且读这些医案，你很容易找到与你临床所遇的病人情况相类似的例子。相对来说，离我们时代也不太远，大周期更类似，最宜效法---是我们学医之人最为宝贵的模范。而许学士《普济本事方》再好，因离我们太久远---借用《石室秘录》华佗之言：清初宇内之气已薄于三国时，药方要化裁了。观此，亦可悟执泥经方之浅陋。
曹仁伯(1767—1834年),曹师济世救人之时应属于１８０４至１８６４年的下元甲子少阳相火厥阴风木中的前半截．读曹师医案，实则比读天士指南更难，仅能会其大意（用药大方向），得其大概．故不能深述其意．
费伯雄（1800年－1879年）老先生的医著粗略读过，感受到费老最重肝脾．案中遣药组方最常用生熟二地，白芍，栀子，当归，阿胶，丹皮，桑叶，菊花，羚角，女贞，青黛，石斛，牡蛎，蒺藜子； 茅根，沙参，蒌皮，花粉，麦冬（此数味以助金平木），橘饼，法下等．因费老正行道于１８０４－－－１８６４年下元少阳相火厥阴风木之令． 特别是后半之厥阴风木，以肝为重，兼及于脾，于肾，于肺， 实皆不离于肝之治． 晚年为阳明燥金司气．
王孟英,名士雄(1808～1867年)清代著名医家．临床甚丰，尤以治湿热症见多，所著全集中于＜王孟英医学全书＞中，所言精当，议论有理，当属清代医家中集大成者．王师所处江折一带，地势地平，水道湖泊甚多，此其地理；而１８０４－－－１８６４年为下元少阳相火厥阴风木主事．＜霍乱论＞之作，诚有根缘．医案数卷中，亦可见湿热症甚伙．所用药品，几率最高者全属清利湿热之品．其中又以清肝之品最多．
湿热在身，各种补法皆宜暂缓，故王师多以驱邪为首务．王师又推重魏柳洲，魏氏名方一贯煎是也，专主滋肝阴。
医家程杏轩 考程师医案，可知程师活跃于１８０４－－－１８６４年下元少阳相火厥阴风木之令．滋水柔木，潜阳清肝等法最为常见，尤以续编中最为显然，如辨证语＂內風乘虛上升潛陽熄風，靜以製動雖云火熾之相煎，實由水虧之莫濟水足則木暢而筋柔肝陽上升，沖心為煩，沖肺為咳木失水涵，以致肝陽內熾肝為剛臟，須和柔濟之腎元下虛，水不生木，肝風鴟張＂最为多见．
观程师医案，除却特定人事乖违病例．大致最常选用下列药物：当归，白芍，阿胶，菊花，勾藤，桑叶，生地，熟地，丹皮，石决明，赤芍，黄芩，牡蛎，女贞子，羚羊角，栀子，沙参，麦冬，人参，石斛等．而案中病例，多与今之民病相仿佛．可知相火风木令中医家心法，于今人 参考师法价值极大．
又，《程杏轩医案》取后面的三分之一即可，此时程师的医法更精，且所遇病人也进入了少阳相火时段，取王堉的《醉花窗医案》后面的三分之二部分。
李冠仙行道于１８０４－－－１８６４年下元少阳相火厥阴风木之甲子．著有《仿寓意草》《知医必辨》等．李师重视喻嘉言心法，敬重之意溢于字里行间．观李师医案及《知医必辨》中所阐述的观点，十有九与费伯雄，程杏轩，曹仁伯同法．常用药物几尽相同．同时代英雄所见如此如此．哪似当今众说纷纭
李师喜用生地之外，尤发明黑芝麻为药中妙品．＂肾不养肝，阴虚火盛滋肝清热＂之类滋肝清肝之言出现频率最高．又常不惜笔墨批用热药温燥之害． 《知医必辨》中议论诸贤，自是李师个人临症阅历而慨叹．不必多议．唯批《石室秘录》与《临证指南》太过．不必泥其所言．
我在读这些人的医案时，曾将医案中的药抄写下来，发现这几位医家的常用药都差不多，甚至可以说使用频率高用量又大的那些药，几乎是相同的---诸位可以自行整理，必获益更多。
综上所述，治疗当前民病，临床在一线的中医师们应多用滋水涵木的熟地，生地，当归，白芍，阿胶等。若多用香燥热烈之附子，肉桂，桂枝，干姜，砂仁，陈皮便是与时相反，必常常与病相反了。
现今太阳系内，天时之气原是风木司天相火在泉之大气候；又，司天主前三十年（1984--2014年）在泉主后三十年（2014---2044年）。风火之气盛行，又以厥阴风木为主。“风者，厥阴木气之所化也，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人为肝。”肝气易盛肝血易亏是当前民病的大趋势---这是铁定的。因“子易盗母气”“肝肾同源（乙癸同源之旨）”“滋肾即是养肝之法”的理论，故将肝肾并重。又因木克土之传化，党参，白术，石斛，偶或神曲，陈皮亦在考虑之中，亦符合仲圣“肝病传脾先实脾”之旨（实亦是叶天士“先安未受邪之地”之旨）；又因木能侮金，助金平木之麦冬，枇杷叶，天花粉，五味子等常被选用；又因木能生火，肝血不足累及心血亦亏，枣仁，萸肉，柏子仁，桑叶等亦常被选用---并活血凉血之赤芍，丹皮，藕节等；又或直清肝经之火，菊花，青蒿，栀子等，又或肝气左路过升，用赭石，竹沥，牛膝，偶或车前子从右路顺降以治之。活法在人，原不能以四物汤，六味地黄丸，一贯煎等拘泥之。
于是乎临症，这大方向大法则自然常居心中。面对病人，特殊情况又特殊对待---这是无疑的！借用亚圣之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刚好可以解释这。约三年前，我曾治一人，二十余岁，其人在家时，与我家相距不远，因有轻微前列腺炎在我处治愈，后在广东一带跑业务，常喝大量冰啤酒，在QQ中求治，我以温燥药（六君子汤）加减，嘱服二剂。此案可查见于“我的助人医事”：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69840ee20100kaba.html?vt=4--- 用药主思路是针对冰啤酒伤脾胃之阳---这一人事因素。
7 当前网上中医的一些误识
现今见到的网上论医，大多失古中医之意甚远。郑钦安先生《医法圆通》《医理真传》，二书之旨，根本就不是网上所传述的那样---网络盛行“一味扶阳”“只知扶阳”的用药之风，开口引用郑氏某某句段，明明断章取义，数典忘祖。-----郑老爷子为什么写这么一著作，我还不得其解。---有人讲是为了纠当时时医之偏误，甚是有理。祝味菊（1884-1951年)，中医成名之时正值太阳寒水当值，临证用药附子、麻黄、桂枝、干姜等一类药物，尤其擅用附子一类温阳药物，又有何疑？只是我们今天不宜效法罢了（学医之人，常不能太相信自己的老师）。黄元御医名响彻今天的各中医论坛，我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再言之：按黄氏的说法，病人往往食欲食量差才是，而事实上这类病人甚少（黄当年自己接触的多）；粥，健脾利尿之物，黄氏认为增湿添饮防脾胃健运；----这二者明明有误，大家应有感受吧。数年前我在临床中用黄师的思路治病，有效率低；用张锡纯的思路治病，有效率高。最效是张的治高血压的“建瓴汤”，按法施之，病人服药，喝一碗有大效，当晚安睡，次日清早见面告诉我，直呼神医。其他的方，按法用，大多也可行。而黄元御的，见效就少。我对这些作过分析：张锡纯的医法，有很多情况下可以师法。一是可以反思路用于今---张时气化降令重，故张很重视升举大气（燥气清降之气；又，张氏曾将补中益气汤与他的升陷汤相较，依我意观之，补中益气汤重在燥脾湿升脾气，升陷汤重在升肝气举大气）。我们今天升气盛（木气升发之气）。二是张的清燥滋阴（治燥火相合）思路，能借用由肺金生肾水而养木，并能直接助金以平木。黄元御的用药法仅在木强土弱时可师，还不能全思路效法，因木强往往是第一位的，土弱是第二位的。网上又有彭子益《圆运动的古中医学》风行一时。其医学成就也能与前朝大医家相提并论。----医学心法大旨源于黄元御而有提升；但过于强调本气自病，否认外邪之入，批温病学派数位大家皆言过其实是其不足（很多医家的心法都是这样：百分之八九十正确可师法，百分之一二十是自以为是之类的错误，不能为训）。彭老先生是著名医家。当然是个很好的中医。-----我要说：“一个中医若是否定温病学，不认可温病学诸医家，是绝对不能称为好中医的”。
（未完待续）
作者：衡阳王东海 QQ 635270816
补及：宋代名医孙兆重补脾，约1050年前后行医。严用和也重视脾，同时重时温补肾气，1250年前后医法大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