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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疏勒发现汉代名将耿恭抗击匈奴的汉城

2017-04-07  国学SH72

石城子古城遗址城东和城南临深涧,城外建环壕,据以天险,易守难攻,军事色彩浓厚,对外防御功能很强。而且依山通交河古城,战略意义重大,是汉代名将耿恭抵御匈奴之处。

出土的瓦当资料图片

出土的瓦当资料图片


记者近日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2014年9—10月间,该所考古人员在疏勒县城2000公里以外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半截沟镇麻沟梁村东北,发现一座被当地人称作“石城子”的古城。参与考古工作的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馆员胡望林、田小红说:“通过考古挖掘出的遗迹遗物,证实奇台县半截沟镇麻沟梁村东北的石城子就是汉代的疏勒城。”

石城子遗址位于半截沟镇麻沟梁村东北、河坝沿村南的麻沟梁上。平面为不甚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约260米、南北长约380米,面积约80000平方米。因城内有露出地表的岩石,俗称“石城子”。纵观整个地形地貌,它背靠天山,三面临峡谷,极为险峻。目前城内大部分已被辟为耕地,破坏严重,仅残存西、北两段墙体。

疏勒城在历史上之所以著名,是因为汉代名将耿恭在抗击匈奴的战斗中曾在这里立下过不朽功绩,以数百兵力抗击数百倍的匈奴,击败了敌方长达7个多月的围攻。将士之英勇,战斗之惨烈,让后人铭记。此战创造了我国历史上以弱胜强、孤军获胜的战例奇迹。

史料显示,疏勒城历经汉、魏、晋、隋、唐诸朝代。考古人员曾在城内地表采集到筒瓦、板瓦、方砖及大量的夹砂灰陶片,器形有罐、盆、瓮、钵等,并且还有炭精虎饰和完整陶器,这些器物都具有较为典型的汉代风格。

2014年9月19日至10月9日,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在传统考古学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航拍、RTK测量等科技手段对石城子有重点的进行了清理发掘,包括古城西墙南段遗存以及城内西北部区域。清理出城墙、壕沟、房址、灰坑、柱洞、车辙、夯窝等遗迹,出土了包括板瓦、筒瓦、瓦当、釉陶器等一批文物,以板瓦和筒瓦残片居多。这些板瓦和筒瓦残片相当坚硬。筒瓦的瓦舌经陶轮旋转,器表多为绳纹,内壁为布纹。另外还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

考古人员说:“通过我们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石城子古城遗址城东和城南临深涧,城外建环壕,据以天险,易守难攻,军事色彩浓厚,对外防御功能很强。而且依山通交河古城,战略意义重大。

涧底蜿蜒流淌的麻沟河更与《后汉书》中记载的‘恭以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相互印证。在发掘中发现城内依托北面和西面城墙建了一个子城,城东﹑城南临深涧,城外环绕壕沟,这种边城形制与汉文帝时晁错倡议的‘复为一城,其内城间百五十步’十分相符,军事防御功能十分明显。再结合此前采集到的长度达40厘米至59厘米的板瓦和筒瓦,可以看出当时这里的建筑物规模是很壮观的。

在古城内还发现炼渣,城外西侧发现陶窖,表明古城已不仅仅具有军事城堡的性质,古代居民在这里从事生产,他们的制陶业也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


东汉悍将耿恭



公元74年,北匈奴进攻汉朝西域都护府,围攻驻扎柳中城的汉军关宠部。驻扎在金蒲城的耿恭部被合围,而这两支部队都不过数百人。

次年三月,数万匈奴大军势如破竹,攻破了已经归附汉帝国的车师后国。驻扎车师的是耿恭部下的三百名汉帝国将士,全部战死。

世人戊已校尉的耿恭军率部数百人驻扎金浦,也被十万匈奴围困,粮尽,兵士们“煮铠弩食筋革”。耿恭放弃了金蒲城,率部下移师疏勒,匈奴追之继续围困。

耿恭,字伯宗,扶风茂陵人,东汉著名开国将领耿弇之侄。据《后汉书》卷十九记载,耿恭出自名将世家。东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冬,耿恭随军出塞,被任命为戊己校尉。率所部屯戍在车师后部的金蒲城。当时的西域,东汉有三个战略支撑点,一个是塔里木北缘的西域都护陈睦驻地西域都护府,一个是戊己校尉关宠的柳中城,另一个就是戊己校尉耿恭屯戍的金蒲城。



汉军在西域一直是以少打多,是一场不对称战争。依照汉朝的军制,耿恭与关宠的地位相当于军分区司令,但所率部队不过五百人左右。

在与匈奴的百年搏杀中,人数较少的汉帝国军队每每取胜,主要依靠两点,一是当时汉人的血性,士兵作战勇猛,具有强悍战斗力。二是依靠高技术武器——弩机,取得了战术优势。我们知道中国在秦代的弩机制作工艺达就到相当高的水平,汉代的弩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可谓弓弩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

在汉帝国对匈奴的战争中,几千名持弩汉兵,就可轻易遏制数万名匈奴骑兵的凶猛冲击,甚至以零伤亡代价射杀对手几千人。



耿恭和他几百名悍卒就是依靠强弩打击围困汉军的数万匈奴军队,其弩机射程远,杀伤力强,箭头淬有毒药,使“匈奴震怖”,有效地滞缓了匈奴的突击力。

汉帝国军队称雄一世的实际上是弩箭,而非弓箭。西方兵器家认为,中国的弩是当时一种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武器,面对这种新式的投射型的步兵,不论是匈奴骑兵旋风般的快速突击,还是罗马的步兵方阵,都只能甘拜下风。



图片:汉代出土的弩机

《史记·李广传》记载,汉代著名悍将李广以汉大黄参连弩,射杀匈奴左贤王。大黄参连弩乃西汉最著名的劲弩,是在秦朝连弩的基础上制成。根据出土的居延汉简记载,常见的弩则有具弩、二石具弩、三石具弩、五石具弩,六石具弩,八石具弩和十石具弩,以及大黄弩、大黄具弩、大黄十石弩,汉弩种类多达十余种。汉代军用弩的“石”作为强度单位,一石之弩需相当于1石(约30公斤)重物之力。三石弩可射180米,四石弩射250米,十石弩的射程可达600米以上。由于汉弩的巨大射程,又发明了用脚踏弩上弦的蹶张技术,弩机的望山又发明了刻度,作用如同现代步枪上的标尺,大大提出了弩的命中率与杀伤力。



匈奴军队围困疏勒以后,断绝了城外的水源,企图困死城中的汉军。耿恭在城中打井,“井深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榨马粪汁而饮之”。耿恭仰叹道:“听说从前汉将前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德胜还国,途中众将士渴乏,李广利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

于是耿恭重整衣冠,郑重的向枯井再拜,为止祈祷。此时水泉从井中奔出,将士们顿时高呼万岁,耿恭下令向城外扬水,以示水源充足。匈奴人见了,大惊,以为是神迹出现,认为汉军有老天爷庇护的,于是撤走了围城的军队,以大军在疏勒周边一边放牧,一边继续远距离包围,想要把汉军困死。

西域都护府的求援文书送到了刚刚继任皇位的汉章帝刘炟手里以后,很多大臣不同意出兵,以司空第五伦(“第五”为复姓)为首的都认为,国家新君初立,国事未定,不宜劳师远征。而且匈奴的围困已经半年多,西域路途遥远,情况不明,后勤困难,气候恶劣,如果冒然派出大军救援,很可能会失败,徒耗人力物力。不如放弃西域,等到有机会再徐徐图之。

以司徒鲍昱为首的大臣则据理力争:“帝国派人军人到危险艰难的地方开疆拓土,在他们危急的时候,却弃置不顾,如此做法,对外是纵容蛮夷的行凶作恶,对内则让死难的将士伤心。今后倘若再有匈奴兴兵犯边,恐怕就无人再愿为国效力了。鲍昱同时还提醒皇帝,耿恭和关宠只有数百名军人,却能拖住数万匈奴大军,这说明匈奴的军队的战斗力很一般,朝廷完全可以只出动敦煌和酒泉的驻军,昼夜兼程,前往救援。

鲍昱的建议得到皇帝支持。于是汉军出动张掖、酒泉、敦煌三郡以及鄯善国军队共计七千人,开始了救援远征划。

公元76年,大军反击车师前国,大破车师前军,斩首3800敌军,另俘虏3000余人,缴获骆驼马4万头。车师前国再次向汉军投降,匈奴见汉军兵威正盛,不敢交锋,远远地逃走了。如果继续救援耿恭,首先必须翻越白雪皑皑的天山,此时正是冬季,大雪封山,行军的难度极大,继续远征救援的损失可能会远远大于坚守疏勒数百官兵人数。但是全体战士听闻疏勒保卫战之壮烈,无不动容,纷纷要求前往疏勒城。酒泉太守段彭最后决定派出二千名战士,翻越天险天山,前往疏勒城,救出耿恭余部。

一月后援兵至,疏勒城中仅余26人,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翌日,耿恭率部东归。从疏勒城返回玉门关有近两千里路,途中还有北匈奴一路追杀。天山北麓雪深丈余,这条路着实九死一生。耿恭所部回军至玉门关,仅剩13人。



“吏士素饥困,随路死没,三月至玉门,唯余十三人。衣屦穿决,形容枯槁。中郎将郑重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后汉书·耿弇传》。短短几个字,让人眼睛酸酸的!




回国后,耿恭被誉为“节过苏武”,授近卫骑兵司令。大汉帝国军队对耿恭的个人鉴定是这样写的:“恭以单兵固守孤城,当匈奴之冲,对数万之众,连月逾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出于万死无一生之望。前后杀伤丑虏数千百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恭之节义,古今未有!”《后汉书》作者范晔曾感叹道:“余初读苏武传,感其茹毛穷海,不为大汉羞。后览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觉涕之无从。嗟哉,义重于生,以至是乎!以为当疏高爵,宥十世。”

耿氏满门忠烈,代代相传,其孙耿晔曾任乌桓校尉,多次大破鲜卑,威震塞北。




岳飞《满江红》里“笑谈渴饮匈奴血,壮志饥餐胡虏肉”,说的就是耿恭和他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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