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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群：我们真的需要“全球史观”吗？ Do We Really Need a ‘Global View of History’?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现时所谓的“全球史观”是西方话语中的一个命题，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本文在简要分析“全球史观”产生的历史与思想背景及其对东方世界的负面影响之后，提出应以一种多元史观，来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向一种互动认识的思维方式转变。 关键词：全球化 全球史观 多样性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第22-25页。 作者 吴晓群/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表，注释从略。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也达到了高潮，“全球化”已成为当今国内外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之一。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全球化”的概念都已广泛为人们所采用。在史学界，对于“全球史观”的种种讨论便是全球化在历史学中的最直接反映。从对“全球史观”产生与发展的学术溯源，到如何从各专门史中去体现“全球史观”等等，可以说一时间“全球史观”几乎成为中国史学界一个时尚热门的话题。然而，我们真的需要现今所谓的“全球史观”吗？它真的能对我们的思想有所指导、有所助益吗？ “全球化”的字面意思似乎就是世界化。然而，如同“现代化”一样，无论是作为概念，还是作为客观存在的事实和发展趋势，“全球化”或“全球史观”都是西方的命题，而非中性的概念。所谓“全球化”，就是以欧洲近代文明为原点，不断向全球辐射，试图逐步把世界纳入到某个共同的基本价值和行为规则的体系中来的过程。全球化是西方文明价值观和西方利益的全球化，非西方的国家则被放逐在全球化的边缘。在此背景下出现的“全球史观”，与其说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和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不如更为确切地说，它是为西方工业文明向全球拓展寻求理论支撑。“全球史观”所尊奉的神圣观念仍是所谓的“进步”、“科学”、“理性”等等；“全球史观”之所以要强调“全球”，就是试图以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为中心，以经济为手段，通过消除不同文化的差异性来实现全球文化的一致性。而一旦当这种视角取得支配性的地位时，则意味着其他不同于欧洲和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视角基本上被排除在其理论的建构之外，从而产生的结果便是，作为一门学科，世界历史是通过一面扭曲了的透镜来检视世界，是在为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不公正、传统社会的破裂、道德标准的败落以及文化基础结构的败落寻找理论根据。
事实上，有目共睹的情况正是如此，当全球化的实际影响扩展到整个世界的范围时，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强势国家对于全球资源的垄断，而且更是价值的垄断。特别是现阶段的全球化过程中还挟带了大量的美国化，所以甚至许多欧洲人对全球化也充满了警惕与疑虑。自1999年的西雅图事件开启了“反全球化”的运动之后，近几年来反全球化活动频繁发生，几乎没有间断过，且反全球化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广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全球化”同步的正是“反全球化”的全球化趋势的增强。而学术上的“反全球化”则为行动上的反全球化运动提供了更为深刻的理论依据。近年来，反全球化的著作十分畅销。还有不少著作以描述和分析当前反全球化运动为题，从纯学术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在史学界，西方的反思也早已出现，一次大战结束后，西方人对自身文明的优越性就开始产生怀疑。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出版及其反响，正是这种心态的表现。之后，汤因比出于对当代“西方文明”深刻危机的忧患感而写作了《历史研究》，试图为西方文明所出现的问题找出良方。事实上，正是随着西方文化的普及，西方人越来越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和相对性。西方化运动表面上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强大，实际上，这一运动却使得许多西方人对自身文化的怀疑越来越多，反而丧失了原先的自信与乐观。许多西方的历史学家们也不得不承认，西方历史只是世界各文明中的一个特例而已。于是，他们寻求走出“西方”的办法。现今，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西方文化中的一种反思性和批判性的力量，出于自我批判的需要，也支持非西方的文化反对西方式的“文化全球化”。福柯等人所作的微观主题的研究，其目的就在于对抗一种代表着“西方式世界历史”的宏大叙事方式。他们相信，解构启蒙运动以来建构的宏大叙事，将恢复历史的多元面貌，那些被理性擦去的差异也将受到重视。近年来，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在欧洲历史学界也已经占据了十分有利的地位。作为对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宏观历史研究方法的反动，西方史学界越来越多地对个人历史研究表现出一种高度的关注。 “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研究系张旭东教授” 然而，就在一些西方学者力图走出西方的同时，由于科学主义思想的普及，西方价值观的全球化扩张，许多非西方的人们却自觉不自觉地、毫无批判地接受着西方的观念。印度史学者帕·查特(Partha Chatterjee)不无伤感地说：“即使我们的想像也永远是被殖民化了的。”美国纽约大学张旭东教授也说：“现在，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即使是某些以“反西方”为目的的言论，也是在西方观念的模式中完成的。比如，从“以夷制夷”（结果可能反而是被“夷”所制）的口号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这种提问（这一提问本身就是一个西方式的提问），乃至今天的“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是只想与欧美接轨，而不是与非洲接轨。但若技术上的学习、借鉴一旦变成思想文化上的“与国际接轨”，事必会动摇中国文化的自主性，进而伤及底气，威胁到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和完整性。 这种忧虑并非杞人忧天。以中国的世界史界为例，长期以来人们普遍接受的是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解释体系，盲目夸大一些国外史学理论的意义和作用，轻率地使用一些晦涩的“新概念”、“新术语”，从而给人一种“嫁接”的生硬感，流于一种“片面的深刻”。但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即不能要求西方为非西方的这些现象负责。因为西方已在反思且有所行动。与此同时，我们也并不能因为有西方学者重新对中国表现出某种重视，就妄自尊大，以为可以用中国中心论来取代西方中心论。 “微观史学代表著作之一——娜塔莉·泽蒙·戴维斯《马丁·盖尔归来》” 事实上，当历史认识本身已成为一种多元化认识的今天，任何一种理论范式、任何一种概念体系都不对其它理论范式和概念体系具有优越性。应该承认，即使是生活在所谓“文明”界限之外的民族也毫无疑问地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因此，我们提倡的是一种理论和方法上的多元视野。这种视野所强调的不仅仅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还应该是已之所好，已之所欲，勿强加于人。由此，在作整体研究的同时，还应强调差异性、边缘性和少数话语的重要性。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是植根于民族间的差异性，这其中有历史的因素、文化的因素、主观选择的因素，也有地理与人种的因素。这种差异性所体现的正是人类文化大花园中百花齐放的景象，其中并无任何价值的优劣之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扼杀这种美丽的景象。 如果说，历史，是历史学家和他所选择的历史事实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的话。那么这种对话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因人而异的。承认各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其自身的优越性，至少是某种不可替代性。因此，历史叙述就既需要宏大叙事，也需要“地方性知识”，既要有中心视角，也允许多元理解及表述方式。而不能只是一味地进行所谓的总体性研究，或是要对历史运动本质作出阐释，或是力图形成系统研究的范式。因为，社会现象是高度复杂和多样的，历史学家若想对其有所理解，就必须进行深入细致且立足于一时一地的研究。此外，每个民族也都有权独立地提出自己对于世界历史的认识和思考，而不是削足适履地去适应强势文化的全球化模式，以及这一模式所体现出的种种规范，也不是将自己的观点在别人的概念体系中加以阐释。据此，只要我们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就可将西方的概念用之于中国的社会历史空间，反之也可将中国的概念用于外国史的研究之中。无论是中国历史学家还是西方历史学家，彼此都有充分的理由互相解读对方的文明史并相互切磋探讨。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从过去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向互动认识的思维方式转变。 总而言之，应该承认，无论是东亚、西欧还是南非、北美，都不是世界文明的价值中心或人类文化的终极意义。如果我们仍然以“世界大同”作为人类理想未来的预设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都是平等的，它们之间既无长短之分，更无优劣之辨。这样，我们才能拥有真正的“世界史观”，最终跨入为世界人民所接受的“地球村”时代。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当然不需要也不应该照搬照抄源自于西方中心论的所谓“全球史观”，而更应该提倡一种多样性的史观，以便人们能够多角度地审视问题。这种多样性的史观所强调的是一种视角、一种胸怀、一种姿态、一种立场，它也许不能给历史研究提供任何成体系的框架，似乎没有什么建设性，但它却留下了一片开阔的空间。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和谐发展的世界文明也只有在多种文化充满活力的互动中才能出现。 长按即可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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