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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秋，四川保路运动的气势不断高涨，满清朝廷“不得已”，就只得从周边各省尤其是湖北，抽调军队前往镇压。 然而，朝廷不知道的是，此时，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党人，也都“蠢蠢欲动”，企图一举颠覆朝廷的统治。 这其中又以武汉的局势对朝廷而言最为“危险”。 自然，也不能全怪湖北主政的瑞澄、张彪等人太无能，实在是革命党太“狡猾”，无声无息就掏空了朝廷的腹心。 此时，湖北革命党人中影响最大的两个团体，一是共进会，二是文学社。 共进会的根脚，前文已有所交代。共进会主要成员回国后，先是在会党中谋发展。他们曾将长江两岸会党，秘密编成五镇，由孙武任正督统，每镇设副督统分别统率。焦达峰返湘后，在长沙设共进会湘部总会，并以他黑道龙头大哥的地位，亲往浏阳、醴陵及江西萍乡等地联络当地会党，也仿湖北的作法，分别编成几镇。 从左到右：孙武、邓玉麟、焦达峰（网络图片） 但在 1909至1910年间，湖北、湖南先后有几处会党不受约束，轻率起事，并旋即溃败，且使共进会的秘密活动有所暴露。孙武等人感到会党散漫难制，不易成事，于是将联络重点转向新军。 嗣后，湖北共进会在孙武等人的主持下，踏踏实实从新军基层发展“党员”，短短时间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至1911年5月时，仅在武昌新军中，就有共进会员1500多人。 但另一革命团体文学社，“挖墙角”的工作做得更加出色。至1911年5月时，文学社已在新军中发展起会员3000多人，约占湖北新军总人数的六分之一。 文学社之所以能做得更好，是因为文学社比共进会更早地深入到军队内部。 原来文学社本来就是由新军士兵中的一些革命党人，自发建立起来的组织，其核心人物是蒋翊武、刘复基。 文学社之前因朝廷的镇压曾三易其名，历经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三个阶段，屡蹶屡起，坚忍不拔。 文学社在新军中发展成员，采用的是有名的“抬营主义”，即文学社的人员，扎根在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争取，除满人与官长外，全体争取到革命队伍中来。 这一招够“狠”，够“毒”，不知不觉间，朝廷拼下血本建立起来用于维持统治的军队，就基本成了个空壳，而“乱党”的势力，则飞速发展。 1911年5月间，面对高涨的革命形势，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大革命组织的头头们，开始坐在一起，商讨合作事宜。 但是，虽然同为革命团体，且还有不少人是跨会分子，但共进会和文学社，一开始，却并不能和衷共济。 主要的原因除了领导权之争，还因为双方互相看不顺眼。 文学社的头头们，大多出身贫寒，没有读过多少书，更没有留过学。文学社的大头目蒋翊武，更是长得土头土脑，一副“土鳖”相，让他做老大，大都留过洋的共进会头头们，自然心有不甘。（按：武昌起义前夕，清军搜捕革命党人的行动中，蒋翊武本来已经难逃罗网，但带队的清军军官看他那副穷矮挫的样子，怎么也不相信他会是革命党的大头目，因而踢了他一脚，把他放跑了，可见人不可貌相，又可见长得老实也有好处。） 蒋翊武（图片来自网络） 而出身背景比较好的共进会头头们，也让文学社蒋翊武等人看着不爽。要与这些“穿长褂的家伙”合作，蒋翊武等“泥腿子”着实不放心。（按：共进会头头们，不少都家境相当殷实，如当时的共进会会长刘公，其父为襄阳首富，共进会的主要活动经费，就是刘公向家里谎称要钱捐官，骗来的五千大洋。） 于是，共进会与文学社，谈了几次都谈不拢，大头目之间，还加深了嫌隙。 好在此时，谭人凤从上海赶到了武汉。他看到这一状况，就分别与孙武和蒋翊武等人会商，化解他们的矛盾，并建议他们通力合作，相辅相成，好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新高潮”。 谭人凤毕竟是革命党的老前辈，同盟会的大佬之一，孙武和蒋翊武虽然是地头蛇，也算得上“后起之秀”，但老前辈的薄面总是得卖几分的。 这样，在谭人凤的策动下，共进会和文学社磕磕碰碰，但总算成立了联合领导机关。 1911年9月23日，共进会、文学社这两大革命团体在武昌雄楚楼10号刘公住宅，正式开会宣布合并。 在合并大会上，大家接受了文学社头目刘复基的提议，决定日后不再存门户之见，一律不再用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名称，而统称为“武昌革命党人”。 会议上，大家初步决定推举刘公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重大事务由这个“三人团”共同商处。 至于谁是这次会议选出来的一把手，有两种说法。 一说蒋翊武是这次会议推出的“舵把子”。 另一说总理刘公即是预定的起义后的大都督，因为他给革命活动出的“赞助费”最多。只是后来形势变化，让这一约定无法成为现实。 然而，无论如何，武汉革命党的内部联合，总算实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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