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新论 | 吉尔帕特里克委员会与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

原创 2017-03-12 陈波 美国史研究

 

陈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冷战史、美国史方面的研究工作。近年来在《历史研究》、《史学集刊》、《社会科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各一项。

本文刊登于《史学月刊》 2016年第10期。由作者授权微信公众号“美国史研究”全文转发，如需转载，请在本号后台留言。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当今，核扩散日益成为危害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的重要议题。1968年7月，美苏签署《核不扩散条约》（NPT）。然而，美国最终走上通过美苏合作遏制核武器蔓延之路并非一朝之功。在约翰逊时期“不扩散政策”的形成阶段，“如何应对潜在的核力量”曾在政府内部引起了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不仅关系到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还直指更具政治和战略意义的基本问题：核扩散与美国安全利益是否相容？防止核扩散会有何种代价？当核扩散与其他政策冲突的时候，应该优先考虑哪一个？比如，军控与裁军署（ACDA，以下简称裁军署）就认为防止核扩散比其他美国外交政策目标重要，而白宫对核问题背后的政治层面更敏感，不愿意牺牲他更看重的地缘政治利益。由此派生出两方在对策上的分歧：以裁军署为代表的一方认为一揽子计划更有效，而白宫幕僚和国务院代表的另一方则希望在单个国家的层次上处理问题。在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研究中，吉尔帕特里克委员会并不为大多数国内外学者关注，主要是因为学界在约翰逊总统对委员会报告的态度上有分歧。然而，委员会报告提出美国政府应对外交政策的许多根本方面进行思考、做出调整，譬如核扩散对美国安全利益长短期利弊、大国合作对解决核扩散问题的作用、宏观政策与地区政策的协调等，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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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核扩散形势与美国政府的内部分歧

1964年10月，中国首次核爆成功。这不仅在周边国家引起了的震动，其震波穿过地心，给华盛顿的官员们也带来了冲击。在此之前，美国政府一直关注中国核试验的进展，对试验一旦成功带来的后果也有所估计。肯尼迪政府甚至打算采取激进的军事措施对中国核试验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到了约翰逊上台初期的1964年夏，虽然预计中国即将进行核爆，但其幕僚的报告说中国核试验对美国的利益影响不大，因此约翰逊没有太在意，以至于确知中国成功核爆之后，白宫有些吃惊。

中国核试验令美国高层担心的不仅是东亚地区战略力量的平衡被打破，更是由此触发的核武器扩散的前景。还在1964年8月14日，裁军署针对中国核试验的分析指出，可能会有3~4个国家会继中国之后发展核武器。有核国家的数量会随着核技术的扩散而增长，如果美国稍不注意，就会在未来几年内面对国际上十几个到二十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那将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世界。10月21日，中央情报局“NIE4-2-64”号文件也分国别对核扩散问题做出评估，认为美苏之间的力量关系不会因中法两国发展核武器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中国和法国的核计划将会在两大阵营的同盟体系内部和之间制造越来越多的麻烦”。

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核试验成功

其实在1964年之前，对于核扩散问题，肯尼迪和约翰逊都有所考虑，只是因为部门之间的分歧，高层一直没有形成比较统一而连贯的思路。美国最初的设想是在欧洲建立一个核分享机制（MLF，多边核力量计划），但在操作上存在相当大的困难。约翰逊之所以对多边核力量计划很看重，是担心如果这个计划不能实现，德国很可能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该计划在政府内部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国防部、裁军署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安会）成员都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计划会使欧洲以外的国家走上核道路，妨碍美国同苏联在裁军方面的合作。这些分歧也自然而然延续到核不扩散政策上来，即美苏合作和地区盟国哪个更重要。

整个10月份，裁军署和国务院等部门都在争夺核不扩散政策的主导权。中国核试验的成功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使约翰逊政府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10月17日的国安会会议上就讨论了这一点。《纽约时报》18日的报道也指出了中国核试验的影响。约翰逊政府感到迫切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组织来讨论核不扩散政策。10月29日，约翰逊打电话给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指示建立一个高官机构来对核扩散进行研究。11月1日，白宫任命了这一机构，正式名称为“核扩散任务小组”（又称吉尔帕特里克委员会）。约翰逊之所以建立这样一个委员会，大致有几个方面的考虑：现行政策已经无法应付因中国核试验带来的问题；与国内城市问题一样，他期盼这种任务小组的形式能给政策改变带来新思路；总统大选临近，他希望向公众表明自己应付重大国际问题的能力和决心。

美国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约翰逊政府的重视程度，还体现在用国家安全政策文件来确保核不扩散方针的顺利制定。11月下旬出台的第320号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NSAM320）指出，任务组的目标是“研究阻止核武器蔓延的方式”，并在“最大范围内考虑这一问题”。总统对任务组委以重任，要求其他部门协助。“考虑到核扩散问题的紧迫性，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同任务组一道，在该事务优先的基础上开展此项工作。”文件还指定了包括主席在内的任务组成员，认为这些成员都曾服务于政府但又不是现成员，不会为部门矛盾所牵绊。

吉尔帕特里克委员会看似独立，实际上还是受到当局的很大影响，不仅需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信息、建议，还要力求平衡各部门的利益，特别是消除白宫幕僚和裁军署两方之间的分歧，促其达成一致意见。裁军署的主张可以从8月份的文件中看出：尽管中国尚未爆炸核装置，但其发展核武器的前景足以使若干国家走上核道路。对美国来说，如何做出政治上的限制（political inhibitions）是一件紧急的要务。文件给出的选择包括：（1）阻止个别国家开始核武器研究计划；（2）阻止研究和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在国际社会的蔓延；（3）争取同苏联谈判签署一个面向所有国家的不扩散协议；（4）在这一协议生效之前，努力就不扩散促成一种广泛的政治共识，使拥有核武器更加困难。

具体而言，在阻止个别国家制定核武器计划方面，美国应考虑同这些国家达成适当协议、施加压力的可能性。在那些需要安全保障的地区，美国应特别考虑提供这类保障的价值。对于防止核武器技术的蔓延，美国则需要同核物质和原料生产国达成出口协议；强化阻止相关技术扩散的措施；通过国际原子能组织（IAEA）确保核裂变物质用于和平目的。文件似乎对第三个方面，即与苏联合作尽快达成核不扩散协议最为看重，不仅规划的最为详细，还附上了一份草拟的协议文本。文件指出，在谈判过程中美国不宜操之过急，特别是不能急于与苏联讨论协议是否应该适用于中国这样的问题；为打消莫斯科的疑虑，美国应表明多边核力量计划只是防止德国重新军事化，而不针对苏联；应向苏联表明，国际原子能组织将是不扩散协议的组成部分。

在另外一方，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在委员会开幕之前提出的“一种思考核扩散问题的方式”备忘录里，从地区政策角度对防止核扩散进行了分析，这可以看作是白宫幕僚和国务院的观点。他认为除了美苏之外，每一个试图发展核武器的国家，其决策过程都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要阻止核扩散，美国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发展核武器通常有几种原因，每个国家可能是不同原因的组合：（1）民族自豪感，作为显示科学和工业能力的手段；（2）进入东西方外交更高层次的筹码；（3）对两个核大国施加压力，提升在本阵营内部的地位；（4）在集体安全体制失效的情况下保留遏制的军事力量；（5）增强国家在外交和常规军事行动中的能力，包括可能的核讹诈；（6）获得进入那些与核武器和发射系统有关的工业技术领域。而反对发展核武器的原因则包括：（1）和平考虑：核扩散会增加核战争的可能性；制造核武器与军控背道而驰；进行地下核试验成本更高更复杂；（2）地区考虑：导致地区不稳定，对有核国家反而有反作用；（3）安全考虑：发展核武器会使敌对的核大国对准自己，从而增加了受到核袭击的可能性；一个核小国和一个核大国的对抗会使得核威慑失效；降低了集体安全机制的有效性；（4）经济考虑：经济成本较高，对民用工业的促进作用有限。

备忘录针对潜在的有核国家逐一提出了分析：其中印度发展核武器的主要的动机是增强民族自豪感，特别是年轻一代已进入到印度政界，尤其是当考虑到印度可能会被排除在联合国等机制的主流之外时更是如此。同时，印度也是为了从美苏两方面得到更多的军事和外交支持。日本主要也是源自民族自豪感，不能接受中国拥有了比日本更先进的技术和军事能力。其次，日本对苏联的担心要比对中国更多，也不希望过度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在结论中，备忘录建议防止核扩散不应抽象地考虑军控措施，而是在各个相关国家的背景下看待，和平的声音在一些国家中是有的，但并非决定性的力量。

两方在诸如个别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动机这样的问题上认识相差无几，但在应对核扩散的原则和方针上各持己见。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是将核不扩散政策放在何等层次看待的问题：是像白宫幕僚认为的那样按照不同国家的情况单一解决，还是像裁军署主张的需要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整体，特别是与苏联和欧洲的关系有所考虑和调整？答案正是吉尔帕特里克委员会所努力寻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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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成立及运作

1964年12月1日，吉尔帕特里克委员会开幕。作为主席，吉尔帕特里克强调如果一些国家步中国和法国的后尘选择发展核武器，未来阻止核扩散将会很困难。他认为总体上美国需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同苏联就核不扩散协议谈判；（2）全面禁止核试验谈判；（3）提供双边模式，包括提供安全保障，劝说日本、瑞典及其他国家放弃制造核武器；（4）采取行动阻止战略核武器发射装置的扩散。

接下来，委员会开始了为期两个月、先后四轮的讨论。在最初的两周内、到第二次会议之前，吉尔帕特里克保持同裁军署的意见一致。他认同阻止核武器的蔓延即需要调整现行对外战略：苏联的合作对任何核不扩散机制的建立至关重要，所以建议约翰逊放弃或搁置一直追求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因为该计划只会增加苏联对美国欧洲政策的不信任感。另一派成员则不以为然。12月9日，持“欧洲主义”观点的总统顾问约翰·麦克洛伊（John McCloy）表示，应避免任何削弱多边核力量计划的做法，因为那样西德会谋求同苏联和解。12月13日的第二次会议实际上也反映了白宫和国务院意见的上升。罗斯托在当天的陈词中主张按照国别逐一制定对策，包括推动多边核力量计划，加强对东南亚的防务承诺，甚至建议在亚洲也建立起一个类似的武装来平复亚太盟国的核需求。这个提法一度得到了部分委员会成员的赞同。吉尔帕特里克对此有所保留，认为美国不能根据对某些国家的现行政策来“量体裁衣”地寻找方法，相反他认为应该先决定一些大战略，然后相应调整政策。他提出了四种可能的选择：

选择一是最悲观的情景，认为核扩散是不可避免的，不值得投入大量政策成本去尝试。该选择甚至认为在某些个案中协助扩散反而是有好处的。比如对印度和日本的核技术援助就会对中国起到制约作用。选择四是是不惜一切代价阻遏扩散。这种背后的逻辑是以现在短期的政策代价避免今后核扩散后的更大的代价。选择二和三介乎其中。选择二建议保持现有的政策，这可能会带来缓慢的扩散，但不会有太大的风险或触及美国利益。同时，美国将在现行条件下通过温和的反扩散政策来适应扩散问题。选择三将接受“巨大的代价和风险”来阻止核武器的扩散，尽管不包括选择四中的各种措施。

对于这个问题，代理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Ball）指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核不扩散和其他目标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并提到欧洲联合政策与法国试图主导欧洲事务之间的矛盾。鲍尔强调，应避免像一战后那样孤立德国。对于西欧的防务，美国显然有两条路：要么是单边安全，要么是集体安全。他认为某种形式的集体防务安排是比较有利的，多边核力量计划存在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核扩散问题，鲍尔认为全面核禁试核不扩散条约不会比《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更有效。

12月底，裁军署提交了一份长篇分析，对上述提供安全保障的方式提出了质疑：（1）如果通过提供安全保障来防止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关键的问题是要确保核威慑的有效性，能遏制潜在的核袭击。（2）从被保障国家的角度说，他们希望得到的是自动的核保护，然而美国不太可能提供这种保证。（3）按照一般规律，越紧密的关系越能保证安全，但对于一些不结盟国家（如印度）来说似乎不太现实。

为了弥合两方面的意见，吉尔帕特里克与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进行了一次长谈。腊斯克表示，“任何一个核大国都不希望看到进一步的扩散”，美国可以很容易接受这一观点，但日本和印度并非如此，关键是要有替代核武器的选择，一个由美国核武库做后盾的亚洲防务共同体可能是一种方案。对委员会比较关心的多边核力量计划，腊斯克说在与苏联的谈判中，双方无法就此达成谅解：尽管美国一再声明它并非针对苏联，而是为了防止核扩散，并且不会让西德掌握控制权，而苏联则坚持认为它是西德核武装的第一步。对于裁军署一直推崇的全面核禁试条约，腊斯克表示不相信条约在核不扩散方面会富有成效。

到次年1月7日第三次会议时，裁军署署长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格伦·西博格（Glenn Seaborg）表示支持吉尔帕特里克的第三方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Earle Wheeler）则表达了军方的观点：（1）赞同北约无核的选择，只保留战术核能力来用于维护信誉、威慑和灵活性。推行无核选择的阻力主要来自于欧洲盟国，他们把核武器视为有效的威慑工具以及将美国绑在欧洲的手段。（2）赞同全面核禁试。对于不扩散协议，他认为只要美国肯付出代价，这样一个协议是可取的。但是他认为对不发展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证代价太高。（3）对于德国问题，参联会认为多边核力量计划更多的是政治而不是军事问题。

在美国核不扩散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日本和德国一直是委员会争论的焦点。这期间，他们的一些动向也给华盛顿施加了压力。比如1965年1月份，日本首相佐藤荣做访美。在与腊斯克会见谈到核武器时，佐藤表示日本永远不应该拥有核武器并且永不创造使用条件。“作为个人观点，如果中国拥有了核武器，日本也应该拥有。”他同时强调这只是私下里的看法，在日本国内并没有这样的意见。

同时，日益陷入僵局的越南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美国采取积极的不扩散政策。肯尼迪遇刺前曾说，中国迟早会拥有核武器，即使是很少的核武器也足以阻碍美国对东南亚进行干涉。这一逻辑背后是一旦中国拥有了核武器，美国将被迫撤出越南。委员会内外都认为美国不能知难而退，否则将助长小国发展核武器——而越南恰恰是检验美国会否在核战争面前退缩的试金石。换句话说，如果想要说服印度、日本、台湾、澳大利亚等国不发展核武器，美国必须表明不会在面临中国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放弃他们。

越南战争

最终推动争论双方积极靠拢、达成一致方案的是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他向委员会表示赞同一个将扩散降程度低到最小的方案，并愿意为此付出一定代价。他不认为美国可以谋求一种“可选择的”扩散政策（比如利用印度和日本拥有核武器来制衡中国），因为其他人会追随而上。至于手段，他倾向于达成一个不扩散协议，一个全面核禁试条约，再加上对无核国家的保证。在亚洲，美国已经同许多国家签署了双边安保协定，再增加一些不会有太多风险。麦克纳马拉同时认为，苏联的合作对于美国有效防止核扩散是必须的，也符合苏联的利益。在这方面，美国应该采取主动。尽管仍然有人持怀疑和悲观的态度，比如向印度提供安全保障的可行性、第三方案的有效性以及放弃多边核力量计划是否明智等，吉尔帕特里克决定抓住意见一致的机会，尽快达成一个既能兼顾各方立场，又能反映委员会主流看法的报告。

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我们从委员会运作过程中，特别是几个主要部门的分歧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在核不扩散问题上面临两个内在的矛盾：（1）如果坚持美苏合作，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与苏联有地缘利益冲突的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动力会更大，最终会有这样的风险：失去盟国的同时加剧了核扩散形势。（2）也可以撇开美苏合作，通过向地区盟国提供核保护伞来换取其不发展核武器。可是核威慑只有在美国存在核优势且愿意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才有效，这反而会加剧美苏双方的军备竞赛，最终削弱防止核扩散的努力。美国在核不扩散政策上遇到的这两重困境可能是当时难以形成有效机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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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报告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

1965年1月21日，委员会完成了使命，向约翰逊总统提交了最终报告。作为一种宏观的政策设计，委员会试图从几乎所有重要领域来考虑不扩散问题，或者说文件的出发点是：不扩散关系到美国安全利益的整体而不只是某一具体领域的利益。在框架上，报告列出了六个重要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核扩散与欧洲，特别是多边核力量计划与德国的有核化；第二个方面是欧洲以外的扩散问题，特别是日本、印度和中东；第三个涉及美国对已有核武器国家的政策；最后三个更多的是从技术领域限制核武器扩散：美国的核政策、和平利用核能、核检测和技术转移等。

报告承认政府各部门对于核不扩散问题存在不同观点，甚至是分歧。“然而作为结论，委员会现在一致认为尽管决定很艰难，阻止核武器的进一步扩散显然是国家利益之要义。”对核扩散给美国安全带来的威胁，报告提出了严正的警告：新出现的有核国家，无论其技术多么低级，也不管是否掌握在目前与美国友好的国家手中，都会对美苏之间的力量平衡增加复杂性和不稳定性，给它周边的国家带来疑虑和敌意，给它自身带来不必要的经济负担，阻碍国际军控的步伐，最终会构成对美国直接的军事威胁。当某国一旦获得了核武器，美国（对其）外交和军事影响力将会大打折扣。

至于如何防止核武器的蔓延，报告列出若干基本原则：（1）成功阻止核武器扩散需要一以贯之的努力；（2）从多边协议和对个别国家单独施加影响两个方面入手；（3）必须承认苏联的参与，特别是美苏达成一个更广泛的军控协议对阻止扩散很重要。对于第三点，报告很清楚仅凭美国一己之力恐难成功，并认为苏联在阻止扩散方面可能与美国有着共同而强烈的利益。具体而言，报告给出的遏制核扩散的手段包括：

（1）多边协议。除非在一个广泛的、适用于多国的国际禁令的约束下，否则阻止个别国家拥有核武器的措施断不会成功。多边协议包括不扩散协议、广泛的核禁试和无核区域三种类型。

（2）对无核国家的政策。与上述多边措施相配合，还应有针对性地对个别国家采取具体措施。对印度，美国准备在印度遭到核袭击时提供保证，来换取印度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帮助印度发展合理且经济上可行的科技计划，以建立它试图通过发展核装置获得的地位。特别是在一些与印度经济和社会问题相关的重要的领域予以关注（如自然资源、健康与人口控制）；支持印度在联合国内扮演更大的角色；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杠杆约束印度发展核武器的意愿。对日本，在必要的时候强化美国现在的防务承诺。就像对印度那样，应尽早考虑做出这种承诺；主动帮助日本发展相应的替代设施来提高日本地位；支持日本谋求更重要的国际领导地位的愿望。

（3）在欧洲和大西洋地区与苏联打交道时，应该清楚地表明多边核力量计划旨在加强核不扩散政策。为此，美国应强调无论达成任何协议，核武器都不得扩散到无核成员手中并独立控制，无核成员不得发展或获得核武器控制权；在任何情况下，大西洋核武装发射核武器要得到美国的允许；任何投票程序的修改都必须得到参与国的一致同意。

（4）对现有有核国家的政策。除了英国和苏联外，美国将不援助法国进行大气或地下核试验，应该准备支持其他国家阻止或惩罚法国。只要涉及法国，美国应严格执行NSAM294号文件。对中国，报告认为从长期来说，在中国愿意采取适当军控措施之前，无论是阻止核扩散还是获得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稳定都是比较困难的。鉴于这个问题的复杂和困难，委员会建议政府在高层范围内对华政策进行重估，考虑美国国家安全和远东盟国利益等各个方面。

报告还用一定的篇幅对美国在和平利用核能以及自身核政策方面提出建议。

尽管吉尔帕特里克竭力弥合各方面的分歧，将报告装点成团结一致的面目，但在某种程度上说，报告还是倾向于以大国合作来应对核扩散问题。比如在宏观考虑上，报告建议从根本上重新评估美苏关系，认为美苏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对抗，但在一些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双方有共同利益。“两极格局对美苏都有利，防止边缘国家挑战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使美苏能够在各自同盟体系内维持霸权。”从本质上说，吉尔帕特里克认为美国应打破传统上与苏联对抗的思维，将其视为维持和稳定两极格局的伙伴而不是敌人，通过双方合作处理一些棘手的难题，最终实现两国利益的共赢。

委员会上述看似激进的观点以及约翰逊总统自身的考虑一度让报告几近搁置。但是，在裁军署和国安会官员的推动下，白宫对核不扩散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1965年春，高层的“核分享”设想开始向报告建议的措施转变。3月27日，邦迪给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的信函中，承认报告有很多可取之处，与约翰逊坚持核不扩散的想法一致，最终总统会接受其概念框架的。接着，国务院的也放松了立场。5月，邦迪批准了福斯特在《外交事务》发表一篇文章，公开了报告提出的总体建议。这篇文章可以看做是报告的“公众版”。

与此同时，舆论界也向约翰逊政府施压，让他意识到核扩散的国内政治后果。6月中旬，《纽约时报》刊出一篇评论文章“军控事务的新进展”，指出核扩散已经成为美国需面对的最紧要问题。6月23日，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在参议院发表演说，内容和基调与报告惊人相似。演说得到部分议员以及公众舆论的支持。

为了改变政府在核扩散问题上的被动局面，约翰逊在6月底指示裁军署参与制定NSAM335号文件。这其实是确认了裁军署在制定核不扩散政策上的主导地位，因为裁军署的两位领导人都支持报告，所以这可以视为委员会的建议间接得到了回应。作为该文件的执行结果，7月31日的一份报告即强调需要同苏联合作、签署广泛的不扩散协议。

10月初，邦迪在与约翰逊讨论核扩散问题时，向总统出示了福斯特的一份备忘录“适时决定不扩散政策”，认为现在是时候放弃多边核力量计划以及其他军事机制了。尽管备忘录没有认识到核不扩散政策的复杂性，邦迪还是建议约翰逊看一下这份备忘录，他认为美国在这方面没有取得进展，其中多边核力量计划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约翰逊总统最后的三年任期内，美国的不扩散政策基本沿着报告的框架实施，包括尽快与苏联进行合作并签署协议，这一目标在1966年实现。接下来美国又向盟国及其他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加入该协议。

如果仅从政策实践的角度来考察，吉尔帕特里克委员会及其报告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然而，当我们关注到报告制定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对照当前国际核扩散现实及其解决困境的时候就会发现，核不扩散政策牵涉到的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若干根本方面，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其一，也许从暂时看，核扩散对某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不会有直接的影响，甚至对平衡地区军事对峙的状况是“有利的”。但从长远来看，核扩散不仅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也给有核国家带来很多安全困境。其二，防止核扩散的政策选择可能会有两种：一是大国合作，甚至是两个在地区安全上有冲突的两个大国的合作，通过国际机制安排和同盟内部管理，共同遏制核技术和武器的蔓延；二是在大国分歧甚至对抗的前提下，对各地区的盟国做出一系列安全保证，换取其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在很多情况下，前者的政策成本更小，且在长期来看更加稳定有效。这也是委员会强调从根本上改变美苏关系的原因所在。其三，在核不扩散政策制定过程中，整体的国际战略与局部的地区政策之间的协调十分重要。委员会之所以未能提出一个调和各部门意见的、操作性更强的方案，与委员会未能很好地协调这两者关系有关。

可以说，与很多学者的观点有所不同，吉尔帕特里克委员会及其报告并没有被华盛顿高层所忽视，而是为美国在1960年代中期调整国家安全政策提供了观念框架。“事实上，吉尔帕特里克委员会奠定了美国从1960年底前消极对待不扩散问题向积极应对转变的基础。”尽管约翰逊总统及其幕僚没有完全采纳委员会的建议，但是还是接受了报告的基本哲学，使核不扩散和裁军政策朝着委员会提出的方向发展，延缓了同北约分享核武器的计划，为此后与苏联在军控乃至安全领域的合作奠定了认知基础。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编辑：汪艳芳   责任编辑：吴浩

编审：张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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