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龙春，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笔墨文房向来为书家所重视。三国魏时，大书家韦诞题三都宫观榜额，虽有宫廷笔墨供其取用，然皆不甚如意，于是他提出要用张芝笔、左伯纸和他自己自制的墨，只有兼此三具，再加上他的手，才能逞径丈之势。由于分工的不断细化，文房行当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专业工匠，他们一技在身，往往为文人所倚重。在元代，与文房相关的工匠有刻碑工、砚工、制纸工、打碑工、刻书工、印工、笔工、墨工等。这些匠人中，最受书家重视的是笔工与墨工。
晋唐时期，书家青睐兔毫、鼠须一类的硬毫笔。相传宣州笔工诸葛氏得到王羲之的传授，制笔有方，故诸葛氏代出名工，直到宋代仍有“海内第一”的美称。人们得到诸葛氏做的毛笔，往往以为珍玩。然众口难调，书史中亦记载唐代名家柳公权不喜诸葛笔之事。大约从宋代后期开始，湖笔渐渐崛起，除了一位冯姓笔工倍受江南文人赏识之外，吴升制笔亦相当出名，赵孟坚赞其笔“寸簪束万颖，赡足饱霜兔。丰融沛行墨，充实自妍富”。到了元代，“西湖制笔天下无”、“家家缚兔供文苑”，江浙笔的名气远远超过了宣州。其时著名的笔工有冯应科、范君用、杨日新、沈秀荣、温国宝、陆文俊等人，在时人的描述中，他们的制笔技术愈趋精巧细致。文献也记载了一些北方笔工，如西山胡氏、大都张进中、太原李子昭等，吴澄就很赞赏“胡家洪笔耐似杭”，但北方笔工的数量与声誉远逊南方是不争的事实。
毛笔为古代文人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分离的物什，其质量如何不仅关乎书写的效果，也影响书写者的心情。方回反对“善书不择笔”的说法，他认为良工有了利器才能相得益彰，因此对于毛笔必须精挑细选。在他的经验中，毛笔笔锋最好齐而微钝，不能太尖，但太肥了又会蒌弱而欠筋力。他平生学欧阳询、颜真卿，晚年著书虽老眼昏花尚能写蝇头楷字，毛笔不如意常常让他生怒。当时江淮笔工有千百家，孰甲孰乙他都一清二楚。他最推崇冯应科的笔，以为今世第一，无论写楷书还是行书，都能使转自如。他也很喜欢笔工杨日新所制散卓笔，尝以“不落第二亦第一”相誉。胡祇遹亦是老年学书，每恨毛笔违忤，不能从心所欲，在一首写给笔工李子昭的诗中，他历数毛笔的种种不足：“锋危多困弱，过促亦骜桀。中虚易涣散，太实伤拥结。”写字就是运笔，十笔九劣实在是令人沮丧的事。后来他得到李子昭的赠笔，觉得十分适意，于是买来整箱纸尽情挥写。张雨也非常重视毛笔的质量，郑元祐曾在杭州亲见他捉笔写字的情景，只见他不断向弟子抱怨毛笔不佳，随写随弃，最后取出一支，上面标着笔工温国宝的姓名，张雨才面露喜色，说这是揭傒斯学士所赏识的，定是好笔。
毛笔还会有不耐久用的弊病，仇远曾无奈地写道：“吾家歙石锋芒出，不但挫墨亦挫笔。老懒作事苦不多，一笔才供两三日。”笔的寿命太短，这也让文人觉得很头痛。仇远后来用了沈氏的笔，不论兔颕还是羊毛，都耐得砚石磨砺，他马上作诗赋赠。
制笔的手艺是世代相传的。咸淳间（1265—1274）湖州笔工冯生制笔得截法，“圆不至软媚，劲不至峭直”，一支笔能写一万字。他去世后，其弟和孙渐变家法，但仍保持了他所制毛笔的韵度。在元人的记载中，沈日新、王伯纯、倪文宝、严子英等人都是世善制笔。书艺与制笔是两种不同的能力。善书的人往往不研究毛笔的制作方法，做笔的人又大多不解书趣，不了解书家的要求，因而笔工要做出让书家称心的毛笔殊非易事。那些粗通书法的笔工往往更容易成功，周权认识一位叫王子玉的笔工，此人能书，在拜访周氏时，曾“酒酣作字大如斗”。而李子昭因喜爱法书，颇知笔之工拙。他们所制的笔自然很受欢迎。
笔工常常向书家赠送毛笔，以换取对方的作品，如沈日新送笔给柯九思，柯氏觉得“笔妙能随意”，于是答应了沈氏索书的要求。倪瓒在一封书信中提及笔工温国宝派儿子送来新制的毛笔，他将这些毛笔分给同好，并希望他们各留三二件作品，以偿其所值。
为了扩大所制毛笔的影响，笔工千方百计争取文人的认可，尤其是那些以书鸣世的文人，他们的评价往往直接关系到毛笔的声誉。郑元祐记笔工温国宝之子曾持来行卷，开头便是揭傒斯的品题，在得到郑的题识之后，他又赶往杭州索求张雨的题词。笔工张进中所做的鼠须笔非常有名，为当时名家李雪庵、赵孟頫所称赞，赵曾赠之以诗。刘敏中以为得善笔不易，然善笔亦须有识货人，他说张进中的笔一支可敌黄金千两，如果有人认为他说得太夸张，那人肯定不是知音；若是王羲之再世，肯定会“三叫起舞龙走壁”。因为赵孟頫、刘敏中等人的鼓吹，张进中笔名满天下。当然许多文人的鼓吹很可能是违心的，沈梦麟记赵孟頫名满朝野，当时笔家纷纷前来献技，以期得到他的认可。但他们做的笔其实形制相类，书不满卷已成秃翁。但赵氏从不言其短，因为这关系到工匠的养家生计。
京师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笔工要获得全国性的影响，必须奔走京师，设法为官府与文人赏识。很多笔工因为毛笔为馆阁所用，一夜成名。墨工的情形也大抵如此。张之翰记王仲玄得制墨法，寓居大都不到三年，已经名动缙绅。而一位叫林松泉的墨工曾请求柯九思向朝廷引荐他。豫章墨工朱万初因奎章阁近臣的推荐，得到文宗的认可，赐奎章阁直长，可谓工匠之荣遇。临江墨工潘云谷至顺间（1330—1332）携所制墨到了京师，虞集很抬举他，一时名公益以为奇，所赠诗文不下数十篇。他亦颇为自重，曾经说：“吾墨不多得，庸富人欲高直求售，吾不辱吾墨，使屈见之。”
虽说有些工匠很爱惜自己的声名，匪其人则不能得其笔墨。但更多的工匠以利为先，他们大多挟一技游于名公间，得到认可之后，知名度迅速上升，产品供不应求，巨大的利益对他们有着深深的诱惑，于是他们开始粗制滥造，最终为人厌弃。在鲜于枢的记载中，刘远、李思温、冯应科都是这样的结果。中统初，刘远、李思温的笔天下闻名，善书之人往往非二家之笔不用。由于社会需求量太大，他们来不及亲手制作，便聚集群工，授以己意，让他们大量生产。再往后，毛笔的销售量越来越大，他们便将其他笔工的产品低价购入，换上自己的签题，以敷应市场需求。但好景不长，由于毛笔质量的下降，刘远与李思温的品牌在数年之后迅速消失。鲜于枢刚到杭州的时候，冯应科刚刚成名，三四年间技艺日进，毛笔价格日增，一支笔索价至为常笔的五倍。起初，他“买非其人拂袖行，但取赏音不论直”，但最终不能割舍如此丰厚的利润，于是走了刘、李的老路，很快也毁了牌子。这时又出了一位范君用，赵孟頫、郭天锡等人都曾有诗文相赠。有一次，他拿着赵孟頫的赠跋来见鲜于枢，并奉赠所制笔十支，鲜于枢试了试觉得很好用，认为冯应科盛年所制亦不能过。于是他以刘、李、冯三人“得于天，败于利”的经历相告，希望他诚实自爱，以成一世之名。
无独有偶，同样的情形在其他工匠身上也时有发生。至正五年（1345），上饶墨工魏景仁来京师已经三年，有大臣进献他所做的墨，得到皇帝的嘉赏。当时馆阁诸臣刚接到修三史的命令，需要大量用墨，于是将魏景仁的墨与他人所制杂在一起，作字列试，以定优劣。魏景仁墨虽不及古人，但远出凡工之上，于是馆臣争相购买，那些好古之人，甚至将之当作文府珍玩。由于技艺精妙，魏景仁上被恩宠，下收善价。这时宋褧告诫他说，医卜、百工、伎艺之人挟其能奔走京师，一开始总能竭其才能，精其技术，希望能有所知遇。但他们一旦得到赏识，便志骄心怠，“怠则业荒，骄则誉丧”。他希望魏景仁能溯考古法，做出更为精美的墨来回报所受到的际遇。然而利润始终是工匠们最为关心的，他们很难按照文人的意志来行事，因此笔墨工匠尽管有的能世其祖业，却很少持续几代保持良好的声名与品牌。于是一代有一代之制作，一代有一代之名工。 【详见《中国书画》2017年3期】 本文编辑：刘光 新媒体编辑：崔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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