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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代纷争，十国扰攘，致使离间事件层出不穷。其中，设间对象主要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敌国君臣之间以及将帅或将领之间，而施间过程则表现出地域上的“间其邻”、人才上的“间其能与助”和中原政权在离间上的优越性等特征。离间作为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的辅助手段，对五代十国时期局部割据势力的消长和具体战役的胜负的确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就五代分合的历史大势而言，其作用却颇为有限。
[关键词]：离间；五代十国
离间作为政治、军事和外交策略，主要是使敌对阵营在分裂火并中自弱，使各种力量的重组更有利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它对战役胜负和力量消长往往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五代十国时期各种力量纵横捭阖，离间事件亦层出不穷。目前，关于这一时期的离间问题仅存在对个别事例的探讨，尚无全面综合性的研究。故笔者不揣拙陋，拟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该问题重新梳理，以期能对五代十国的整体研究有所裨益。
一、五代十国时期离间的形式
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林立，政权更迭频繁，在短短的五十四年间，仅中原就历八姓十三君。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各政权之间相互频频用间，以配合政治、军事和外交的斗争。其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国与国之间的离间
在割据混战的局面下，各国都以“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原则，在外交上离间他国关系。
后梁朱温称帝前就设计离间晋与魏博镇的关系。据史载：“是时，梁方东攻兗、郓，北敌晋，晋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闻，遣使语弘信曰：晋人志在河朔，兵还灭魏矣。弘信以为然，乃发兵击存信于莘县，太祖遣葛从周助之。梁兵擒晋王子落落，送于魏，弘信杀之，乃与晋绝。”【1】朱温此举彻底离间晋与魏博镇的关系。
对南方割据政权，朱温以封爵手段离间吴越与杨吴的关系。朱温在称帝后，露骨地封吴越的钱鏐“兼淮南节度使、扬州大都督、充淮南四面招讨制置使”。[2]由于淮南属于杨吴所辖地域，这种加封无疑在制造矛盾。在双方长期对恃中，钱鏐甚至奏改境内带“阳”字的地名，“恶杨氏也”。[3]故梁的挑拨加剧了两国关系的紧张。
吴及南唐也转而向中原与契丹施间，以期两者“相攻，则江淮益安”。[4]据陆游《南唐书》记载:“宋齐丘谋间晋,会契丹使燕人高霸来聘,归至淮北,唐阴遣人刺杀之,霸有子乾从行,匿之濠州,于是契丹颇信以为霸之死出于晋人。”[5] 马令《南唐书》还进一步谈道：“契丹意晋人杀其使,数犯中原。”虽然对这次离间结果有些夸大，但其影响仍不容低估。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离间方式亦被后周南征前所使用。南唐“馆辽使于清风驿,夜燕,更衣,盗斩其首。契丹自此不至,盖中原间之也。”[6]《契丹国志》亦称:“辽帝遣其舅使于南唐,中国疑惮,泰州团练使荆罕儒募刺客,使杀之……自是辽与唐绝。”[7]南唐交结契丹以牵制中原的外交策略至此失败。
（二）对敌国君臣的离间
五代十国争雄之际，各国还经常对敌国君臣施以离间，借其之手，毁其干城。
楚高郁之死就是对君臣离间成功的典型事例。高郁是马楚的重臣，其国的算茶、铸铅铁钱及以帛代税都来自此人，史称其“劻勷帷幄，富国裕财”。为削弱马楚，先是唐庄宗向来贡的马希范称：“比闻马氏当为高郁所夺，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荆南的高季昌更是“屡造流言以间郁”，最终马希声“矫令杀郁于府舍”[8]这使楚国“自是军中之政，往往失序，识者痛之”。[9]
田頵、安仁义、朱延寿三人都是杨吴的功臣，但随着个人势力的发展逐渐“皆猛悍难制”。田頵协同吴越武勇都叛军围攻杭州时，钱鏐派人向杨行密设间：“使田頵得志必是王患，王如召頵归，钱王请以子傅镣为质”。杨行密“命頵解兵，頵恨之……归而遂谋反”。[10]历时一年半的内讧致使吴三将殒没，元气为之大伤。
后晋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反叛石敬瑭，被郭金海围困于襄阳城中，为摆脱困境，“以金瓶贮酒，金合盛药，以索悬之……城上劳金海曰：“大王知你中箭创甚，赐你金瓶、金合酒与风药。”金海蕃人，目不知书，惟利是贪，取瓶与合归营，且不闻于元戎。元戎等疑之，乃驰驿奏。晋祖念花山之功，不加罪，城下就除金州团练，并其兵放他部。金海之任，居常悒悒不乐，至于捐馆。”[11]安从进正是借了石敬瑭之手使郭金海离阵而去，这位猛将不久也悒郁而死。
宋太祖在削平割据时也常离间敌国君臣以加速其统一进程。他久困太原不下，就出诏书招刘继元出降，许以平卢军节度使，郭无为安国军节度使，“无为捧诏色动”，随后“抑天恸哭，拔佩刀欲自裁……曰：‘奈何以孤城拒百万之王师’盖欲动摇并人”。[12]郭无为最终因通宋被杀。林仁肇是南唐抗宋派的核心人物，据《江南野史》云：“太祖欲平江南，患林仁肇勇略，私于仁肇左右窃取其存神，俟江南朝贡至，以示其使曰：‘汝以斯图何如？’对曰：‘此似本国林仁肇。’因曰：‘仁肇且将至矣’”。[13]李煜中计，杀死林仁肇，使国土已蹙的南唐少了一干城之士。
（三）对敌方将帅或将领的离间
叛乱迭起的战争环境，将帅或将领之间更是殊少信任，这又为敌方的离间拓宽了空间。如在吴将领徐知询与徐知诰争权时，钱鏐就趁机挑拨助乱。“钱鏐遗知询金玉鞍勒，器皿，皆饰以龙风；知询不复为嫌，竟乘用之。由是意轻知诰，内相猜忌”。后“知询入朝，知诰诬其有反状，留之不遣”。[14]董璋也曾在与孟知祥决战前用间分化其将领，据史记载：“遗季良廷隠及李肇书，诬之云，季良廷隠与己通谋召己令来。知祥以书授廷隠，廷隠不视，投之於地曰：‘不过为反间，欲令公杀副使与廷隠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济矣！’肇素不知书，视之曰：‘璋教我反耳’，囚其使者，然亦拥众为自全计……肇闻璋败，始斩其使以闻。”[15]上文中，李肇手持两端的动摇立场，便是董璋设间的结果。
二、五代十国时期离间的特征
《卫公兵法》云：“历观古人之用间，其妙非一，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有间其纵横者。”[16]五代十国时期各种用间都不乏有之，形成以下比较突出的三种特征：
（一）地域上的“间其邻”与“间其交”
出于地域因素的“远交近攻”是五代十国各政权的外交策略之一。与其相适应，对邻国及其外交的离间也就成为当时的离间特征。
在这方面，中原政权与吴、南唐之间的互相离间最为典型。中原王朝自后梁起便拉拢吴越和楚国，以便东西两面夹击吴国。故不断加封两国当权者的官爵勋号，吴越钱鏐被封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开府仪同三司、尚父、尚书令、蒹中书令、上柱国、吴越国王，赐剑履上殿，诏书不名”。[17]楚国马殷也被封为“天策上将军”、“兼尚书令”、“楚国王……分天子之半杖”。[18]领土相隔的两方又自觉地以联姻形式巩固同盟关系，长期对抗他们共同的邻国吴（南唐）。
为扭转这种战略包围的态势，吴（南唐）也不遗余力地巩固与契丹的关系，借契丹的力量牵制中原。前述南唐宋齐丘导演的“高霸事件”也是运用“间其邻”战略，使契丹与后晋人相疑。至947年，“契丹以灭晋来告捷，且请会盟于境上”[19]时，南唐已于两年前灭掉闽，并于四年后灭掉楚。南唐正是充分利用中原战乱为自己拓展了生存空间。对于南唐与契丹交结，中原政权则竭力破坏，后周时就出现了“清风驿事件”。尽管至今尚无史料证明这是后周王朝的直接所为，但其结果却成功离间了南唐与契丹的外交关系，其目标也符合“间其交”的策略。由于“契丹遂不至”，[20]从而为后周南征提供了有利的外交环境。
在地域上相邻的吴、南唐与吴越之间也存在“间其邻”与“间其交”的特征。前述钱鏐用间挑拨杨行密与田頵的关系，从而出现了“田頵之乱”，给吴国造成一年半的战乱。他后又设间助长了徐知询与徐知诰的争斗，加剧吴国上层的权力纷争。而吴和南唐也试图离间吴越与中原王朝的外交关系，如“屡遗吴越王书，劝其自王国中，无受梁朝之命”，李煜在垂亡之际仍遗书吴越王：“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今天子易地赏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21]
（二）人才上的“间其能”与“间其助”
“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人才在国家兴亡中尤为关键。五代十国各政权在争霸过程中，大量提拔和引进人才的同时，也极力破坏其他国家任用贤能之士。因而，在人才上的用间主要是“间其能”与“间其助”，最终毁人干城。
前述“高郁之死”就是典型利用其内外矛盾而成功“间其能”。高郁的能力以及对马楚政权的贡献有目共睹，因此招来荆南高季昌和后唐庄宗的离间，终致身败族灭。马楚政权经此重创，“自是识者知其不克霸焉”。[22]南唐林仁肇也为宋太祖所忌，终死于宋的离间计。南唐陈乔感叹：“国势如此而杀忠臣，吾不知所税驾也”，[23]南唐也于“仁肇卒逾年后主遂见讨，又逾年国为墟矣”。[24]
但因敌方内部的矛盾结构不同，也不是所有人才上的离间都能成功。高郁之所以被间诛，具有潜在诱因。“高郁有才而性贪”，曾因井水不洁竟“用银叶护其四方，命曰拓裹”，从而给“忌者得乘其机害之”[25]的机会。但朱温对李克用曾发起“间其助”的攻势，而老辣的李克用却不为所动，充耳不闻。因朱温只看到了盖寓“既总军中大柄，其名震主”[26]的用间条件，却低估了李克用的用人之道，所以导致离间落空。董璋在离间孟知祥与其部将时，也因低估对手，其计只收到令李肇动摇的结果。
（三）中原政权在用间上的优越性
中国古代素来都倾向以中原的五代政权为正统，十国被视为庶孽僭伪。这种正统观念在当时也是根深蒂固的，这使中原政权在外交上具有很强的优越性。
最典型的莫过于五代以册封的手段挑拨吴越与吴（南唐）。最明显的案例就是，在上文中朱温竟将属于吴国的辖区封作钱鏐的名下。这无疑是“驱狼吞虎”，干戈日扰的后梁，在得到大量岁贡的同时，仅以画符般的封诰就令吴越甘心为他牵制劲敌。该策略被后继的中原政权沿用下来。如后唐曾在925年，又以玉册封钱鏐吴越王，吴王“以其国名相同，与之绝”。[27]两国停战通好不足六年的局面又一次因中原离间而破坏。而前述宋太祖也需一纸封诏，就令北汉重臣郭无为立时倾心向宋了。
而与之相反的是，十国政权离间中原同盟的的努力却很难奏效。当各国纷纷劝钱鏐独立称帝时，他反而嘲笑他们“此儿辈自坐炉炭之中，又踞吾于上邪”。他临终仍告诫后人：“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理”。[28]因此，其后人面对前述李煜的遗书离间，非但不予理睬反而“表其书于宋”。[29]
十国政权多由臣属于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权转化而来，有着先天的割据性特征，相互间难以整合。中原政权在政治上承袭中央王朝的衣钵，向来以正统王朝自居，因此他们在乱世中往往承载着更多的统一希望。总之，在分裂局面下的外交，无处不彰显出所谓正统王朝的优越性。
三、离间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作用
五代十国时期各政权在相互攻伐中频频用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具体战役或政治军事斗争的成败，也影响了一定历史时期割据势力的消长。
如在“莘之变”中，朱温成功离间魏博镇绝晋，为以后“往来燕赵之间，卒有河北”[30]奠定了基础。又高郁被离间致死，楚国自此衰弱。尽管马氏诸子争权要为后来马楚政权的倾颓负责，但追其缘由，应自中间杀高郁始。另外，“田頵之叛”固然与田頵同杨行密争权有关，但钱鏐在“武勇都之乱”时的用间挑拨助长了矛盾的激化，从而使吴国遭受一年半的内乱，吴越既转嫁了叛乱危机，也借此削弱了邻国。再者，南唐出于自身安全制造了“高霸事件”，欲借契丹牵制中原，曾一度给后晋在外交上造成极大的困难。为免去统一战争的后顾之忧，后周人制造的“清风驿事件”，也孤立了南唐，加速了统一的步伐。故离间在政治、军事和外交领域的应用，对五代十国各割据政权力量的消长及兴亡起到了加速或延缓作用。
但也应看到，离间作为军事政治斗争的辅助手段，在五代分合中其作用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每一次离间的实施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其结果往往偏离既定的目标，呈现一定的离散性，这就使上述种种离间实施的效果不尽相同。即使成功的离间其影响程度往往也是暂时和局部的。如在“莘之变”中，朱温虽然暂时遏制了晋的南下进程，却无法趁势灭晋统一北方。最终，强大的朱梁政权还是覆灭于晋人之手。钱鏐虽对吴国将领的挑拨屡屡得手，但在与吴、南唐的争霸过程中，吴越却只能自保，不能改变邻强己弱的局面。“高霸事件”也一度给后晋在外交上造成极大的困难，然而这种影响作用不能夸大。在后晋向契丹告知出帝即位时，用对等的书式，称孙不称臣，这才为契丹驱兵南下引来借口。同时，耶律德光早有觊觎中原之心，这些都是契丹与后晋兴兵的原因，而“高霸事件”仅是其中之一。同样，“清风驿事件”破坏了契丹与南唐的交聘关系，后周南征时，契丹不对南唐施以援手，不仅仅是交聘关系的缺失，此前的高平之战中后周大胜北汉及契丹军的军事震慑作用更不可低估。
如果从五代十国由分裂到渐至统一的整体历史趋势来看，离间的作用则更为弱化，真正改变或决定历史大势的，要取决于国家的政策、实力和民心向背。北方中原王朝一直以正统自居，具有政治上的优势，特别是至后周经过世宗柴荣大刀阔斧的改革，已经走向强盛，周世宗也有“欲削平四海”[31]之志，这种北强南弱、中原王朝统一中国的趋势已不可阻挡。相比之下，南方诸国普遍实力较弱，多呈偏安之态，唯一强大的南唐也因对闽、楚的战争使国势大衰，再加之人事倾轧，而难有作为。同时，北方汉族本就民风彪悍尚武，兼与契丹交战多年，故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战经验，这使北方中原政权的军事实力明显优于南方。最后，长期的分裂割据和战争给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随着南北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统一已经成为民心所向，而北方中原的正统地位和政治相对清明也决定了民心北属。这一切都非一时一地的离间之策所能扭转的。
参考文献：
[1][10][12][2][30]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1974年第版，第416、751、870、416页。
[2][3][4][8][14][17][18][19][20][21][25][27][28][29]吴任臣：《十国春秋》，中华书局1983年第版，第1077、1085、294、999-1000、66-67、1113、937-944、212、221、248、1000、61、1106-1115、248页。
[5][24]陆游：《南唐书》，中华书局1991年第版，第410、312页。
[6]马令：《南唐书》，中华书局1991年第版，第16页。
[7]叶隆礼：《契丹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版，第53页。
[9]《五代史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年第版，第407册611页。
[11]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年第版，第1036册139页。
[13]《江南野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年第版，第464册112页。
[26]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第版，第745页。
[15][31]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版，第9068-9069、9507页。
[16]李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第版，第1350页。
[22][23]周羽翀：《三楚新录》，中华书局1991年第版，第2、32页。
The examination of the estrange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FiveDynasties and Ten Kindoms
Xie Hong-wang
(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HeilongjiangUniversity,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China)
Abstract:
The main reason of the estranged events emerging one after anotherincessantly is the disturbance happened during the period of FiveDynasties and Ten Kindoms. Estrangement events mainly occur betweencountries, between enemy rulers and the ministers as well asbetween generals or military officer. But the process of theestrangement shows “estranging its neighbor” in the region,“estranging its main minister and sage people”on the talentedpers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uperiority of estrangingon the area south of Yellow river political power. Estrangement ,aspolitical ,the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means plays an importantrole in impelling the increase and decrease of the setting upseparatist regime in the times of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domsand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acilitating , the winning orfailing of the concrete compaign. But ,compared with the greattendency of the merging and seperating of this period, it’sfunction is rather limited.
Key words： estranged；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doms
(本文已发表于《船山学刊》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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