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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创江左未有之盛世
1、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勤政帝王
皇帝并不是那么好做的，一般而言，权力越大，其责任也就越大，不出事还好，出点事就是领导的错。好在萧衍是一个责任心强、办事很好的帝王。
天监初年，就在他上台伊始，整个梁王朝就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困难，真是祸不单行，归结起来大概有这样四个方面：
第一、内战刚刚结束，人心稍安，百废待举，可新王朝却又被连年的饥荒与瘟疫给困扰住了；
第二、新朝庆典才没过多久，臣下们表忠心的话言犹在耳，却有江州刺史陈伯之（大概是反悔了）、益州刺史刘季连等相继举兵造反，因而一时间“国内危惧”，人心惶惶，真是此方唱罢彼又登场；
第三、正是大展拳脚的用人之际，心腹干臣、老舅张弘策竟不幸被前朝（东昏侯萧宝卷）余党乘乱杀死，而“尽心事上”、“精力过人”的亲信范云又突然病亡，加之诸皇子幼小、宗室薄弱，旧属武将又多不堪经国之任，前朝臣僚、名士不屈附者也多有人在，经营朝政实乏其人；
第四、原豫州刺史裴叔业叛降北魏后，北魏大军立足寿阳，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整个淮南局势相当危急，而淮南一失，建康也就没有了屏蔽。
面对这诸多困难，才刚刚品咂到一点点成功味道的萧衍丝毫也没敢掉以轻心，即位前后就像他自己屡次表示的那样，其对统治新王朝“若朽索之驭六马”，就如拿着一根快要腐朽的绳索去驾驭六匹马，自然是惟恐有失。
据史书中的记载，自从萧衍做了皇帝以后，可谓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勤于政务，孜孜无怠。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把手都给皴了，分明成了劳模样人物。新朝各种物质条件不足，所以萧衍也特别的节俭，他每天才不过只吃一顿饭而已，而且饭食中还没有鱼肉，只是些豆羹之类粗糙的食物；如果政务繁忙，时间过了正午，他便漱一下口了事，一天粒米不进。穿的也很朴素，不过都是些布衣服，用的是木棉黑帐，而且帽子要戴三年，被子要盖二年，对后宫的要求也很严格。尤其，“不饮酒，不听音乐，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
尽管如此，后世仍有些人讽刺他做秀，因为这于一个帝王而言似乎有点不合情理，且与南朝豪奢的社会风尚也是格格不入。不过，这其实倒更见出了萧衍内在修养的不凡，而且也只有强大的内心才能不以流俗为意，所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岂不正是这位学者型帝王的很好写照吗？
除了去全力料理、经营国政以外，对于如何扭转危机局面、如何巩固新生政权，这位新皇帝在每年颁发的诏文中总要言及“缺于治道”、“思阐治纲”之类的话，这也说明他在不听地思考并寻求治国良策。
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中，值得称道的如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对百姓的剥削、救济穷困人口等。其中虚心纳谏、严明吏治也是值得一提的——周舍当时是萧衍最为亲信的大臣之一，史称他“居职屡徙，而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兼掌之。日夜侍上，预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既受重用且20多间常随皇帝左右，自然亲爱非凡。可是因为周舍督下不严，萧衍追究其责任，只得忍痛将他免官，可谓用心良苦。
不过这些还都只是新皇帝的小手笔，更有资格载入史册的自然是他的那些大的作为。明代崇祯皇帝也很勤政、执法也够严厉，但这不过小节而已，你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那你就是扯淡嘛；相较之下，一个英明的帝王还当有“万世之谋”，也即是为国家谋划一种合理的长远之道，一项坚持几百年而不须动摇的基本国策（可惜的是萧衍善始而未善终、善作而未善成，朱元璋才算是这方面真正的典范）……
2、萧衍的文武之道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自东汉以后，中国社会就进入了一个政权更迭频繁、战乱此起彼伏的变态时期，而且诸多胡人也跟着来添乱。精明博学的萧衍自然不想步宋、齐这些短命王朝的后尘，他或许更想一劳永逸将萧梁政权维持下去，所以他的用心和努力在南朝诸帝中是首屈一指的。
攘外必先安内，正人须先正己，一切还当从根本抓起。为了使国家获得长治久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萧衍大致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
一、振兴纲纪，加强文治。“礼崩乐坏”是一个王朝衰败的象征，所以萧衍反其道而行之，乃大兴礼乐之制，提倡忠君节义的儒道治国思想；到天监四年（505）时，梁朝“礼乐制度粲然有序”，赢得了当时士大夫们的一致称道，从而也对梁朝政局的稳定产生了深刻而长久的影响；尤其在此方面萧衍喜欢躬亲其事，也体现出了他“雅好礼”、“意先风雅”的风范气度。
另外，尊儒贵学、倡俭慎刑也是萧衍的两大政治、文化举措。自东晋以来儒学式微，“三德六艺，其废久矣”，直到此时才得以改观；讲学授业在梁境蔚然成风，而且坚持不断，萧衍自然也带了个好头，唐代名臣魏征为此赞誉道：“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
二、优借士族，重用寒流。自曹魏以来，门阀制度已经形成了牢固的传统，虽然高门大姓之家有真才实学者越来越少，新政权也仍然不能不讨好他们；而在另一方面，萧衍也破格提拔了一些有实际才干的寒庶子弟，而且他在登基之前就声称要“以行取士”、“惟才是务”。如此妥协后的“相得益彰”，自然于改进国家吏治方面是值得称道的。
三、大举北伐，收复失地。梁朝也出了像韦睿、曹景宗、陈庆之这样的名将，自然在同北魏的较量中，梁朝一度是取得了战略主动权的，这一切有多半应该归功于萧衍的谋划得宜、用人得当。这其中大家熟悉的可能便是陈庆之“七千白袍军”的故事，那是梁中大通元年（529）前后的事情，史书中说陈庆之率领着仅仅数千之众就一举攻破了北魏32座城池，兵锋直抵其京城洛阳，“四十七战，所向皆克”，只是由于其他部队支援不力才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
而也值得一说的是，梁朝在天监初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北伐其声势就相当浩大，萧衍在《北伐诏》中称“百万之师”，虽然有点夸张，但实际上也不下于60万之众，被认为是“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足见梁军气势非凡。而能拉起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也显示出了萧衍惊人的组织、领导才干。
而且就军事才能而言，萧衍也应该并不在刘裕、萧道成、陈霸先等其他南朝开国君主之下，不过由于他夺天下太过成功，因此其军事经验可能略为不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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