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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人名，村有村名。传统村名是指那些自古就有、经久流传的村名，不包括近年新起、新改的村名。 提起传统村名，任何一位土生土长的成年人，都可以说出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有什么值得解析的？其实，许多事情都是看似简单，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奥妙无穷。村名也是这样，其中往往带有浓厚的文化特色，解析村名对了解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十分重要。本文不是学术论文，只是对玉田县传统村名做一些粗浅的分析，或许可以对关心玉田古代史的人们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玉田是个古县，历史悠久。但是，开发较早的仅仅是北部地区。从考古发掘的成果看，不论是孟家泉古人类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商周时代遗址，还是两汉、两晋墓葬等等，都在县境北部，大体上位于102国道南北两侧各10公里之内。再看各村镇的“立庄”年代，在明朝建立前立庄的大约为110个，绝大部分在北部地区。以玉田镇为例，林东、周庄、东马头山等村落都是“古村”——这里所说的“古村”特指那些立庄于唐代以前的村庄；西马头山、查家屯、北白塔等村为唐代建庄，东西蒙各庄、沈官屯、陶官屯、曹定府建于辽金时期，三里屯“至晚建于元朝”；大王庄乃是“宋朝王氏建庄”。另外，北部地区的孤树、大安镇、唐自头、彩亭桥、郭家屯、林头屯等乡镇，都有一部分村庄始建于明代以前。其中立庄最早的当属亮甲店小泉村，“相传始建于春秋时期”。 玉田县南部地区地势低洼，在漫长的古代社会，这里经常是汪洋一片，虽有一些地势略高的土岗，上面也是野草丛生，人迹罕至。这片土地的开发大多是从明朝初期开始的。永乐年间，燕王朱棣为巩固北部边防，改变北京周围地广人稀的状态，大力推行了“军屯”和“民屯”，玉田境内不仅迁来兴州左屯卫的九千多名官兵，而且有“奉诏而来”的数百户移民到这里安家落户。从《玉田县地名志》可以看出，我县780多个聚落中，在明朝永乐年间（或作“明初”）立庄的将近400个，这些村庄大多分布在南部洼地。正是远道而来的“屯田”者，经过世世代代的艰苦劳动，使数千顷未曾开垦的处女地变成一望无垠的良田，使人迹罕至的低洼地带呈现出勃勃生机。 所谓“立庄”，并不是说某人从某处迁到这里，盖了几间房子，或搭了个窝铺住下来，就形成村庄了，就有了村名了。实际情况是，立庄人选定地点居住下来，又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繁衍，一口人变成几十口人，一家一户变成数十家甚至数百家，这才成为聚落，才发展成真正的村庄，才有了自己的村名。据康熙二十年编纂的《玉田县志》记载，全县村庄总数为180个，说明明代初期建立的移民点，经过300年的发展，只有为数不多的聚落达到了“村庄”的规模，其他居民点的户数与人口数仍然不多，因而没能“荣登”《玉田县志》这个大雅之堂。康熙以后发展较快，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仅仅70多个年头，玉田县的村庄数就发展到将近400个，说明享有盛誉的“康乾盛世”确实人丁兴旺。再过130年，也就是光绪十年（1884），县内聚落总数发展到680个，与今日玉田县聚落总数仅差100个。 玉田境内不少村名带有“桥”字，比如丁家桥、江家桥、杨家板桥、刘家桥、李家桥等等。这些地方究竟是先有村名还是先有桥名？答案是先有桥名。其时间顺序应该是：远处迁来的人们，或一家一户，或光杆一人，选择河道旁无人居住之处安家落户，算不上村落，也没有村名，充其量也就是个居民点吧。为了生产和生活的方便，他们在河道上搭起简易的桥梁，并把自己的姓氏冠在桥名之首。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繁衍，人口大量增加，村落初步形成，也便以桥名为村名了。反过来说，没桥的村庄，或尚未建桥的村庄，绝不会在村名后面加一个“桥”字的。以彩亭桥镇为例，在金代晚期，曾任学士之职的杨绘（字采亭）退休回到故乡，定居于蓝水之畔。当时，那里只有三五户人家，连个村名都没有。他为了来往行人的方便，自己出资出力在蓝水（今称蓝泉河）上筑起三孔拱券石桥，人们为了感激他，给这座桥起名为采亭桥。后来，到这里居住的人越来越多，才有了采亭桥村。又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这里才形成集镇。 仔细阅读《玉田县地名志》，还可以找到许多清朝初期推行“跑马占圈”野蛮政策的痕迹。彩亭桥镇有个洪陈府村，始建于明朝，因建庄人姓程，所以定名为程府。清朝初期，有个名叫洪承畴的大臣将这个村子圈占，把程府村改名为洪家程府，后来讹作洪陈府。洪承畴何许人也？他原是明朝晚期的重臣，官居兵部尚书、蓟辽总督之职，后被清军俘获，因为抵御不住女色的诱惑而屈膝投降，加入正白旗。顺治帝及辅政大臣多尔衮率兵入关，洪承畴跟随左右，曾任“总督军务”、“经略两广、两湖、滇黔六省”等军政要职。他疯狂镇压农民起义军，成为满族最高统治者的忠实爪牙。因为他为大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理所当然享有“跑马占圈”的特权，估计他所圈占的土地至少也得在百顷以上。与洪陈府相距不远的甄家定府、小陈府等村也是满族聚居村，当年很可能也在洪承畴圈占范围之内。 此外还有：杨家套乡的大定府庄，人口总数为1033人，其中汉族人口为475人，满族人口则为558人，超过了汉族人口数，这是为什么？从《玉田县地名志》上也可以找到答案：该村为明末王氏建庄，原名王家定府。清初，满族正白旗的杨、王二氏圈占了这片土地。杨氏在朝为官，依仗权势将村名改为杨家定府，后又改为大定府庄；鸦鸿桥镇的大冯庄，为明代冯氏建庄，称冯庄子。清初，旗人雷、张二氏跑马占圈占据此地，冯氏被迫迁到自家坟地前另建新村，称小冯庄。从民族结构看，现在的大冯庄村人口总数为1038人，满族竟达520人，超过了汉族人口；而汉人所建小冯庄村竟无一满族。 这里需要说明，真正享有特权的旗人，大多居住在京都或其他闹市，不可能定居在偏僻乡村，有的甚至根本没曾来过他们所圈占的土地。这也就是说，当年扎根在洪程府、大定府、大冯庄等乡村的旗人，都是些“派充”或“投充”的庄头，还有他们的亲属及仆役。 从一些传统村名中，我们还可以闻到抗日硝烟的味道。在那一波澜壮阔的革命时期，战斗于玉田县的军政人员，机智勇敢地与日伪势力周旋，不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化名，还为抗日根据地的所在地村庄都起了化名。比如，杨家套乡的后黄坨村化名为河湾村，郭家桥乡的挂面高庄子化名为中心村，小吕庄化名为路边村，林头屯乡老君屯村化名北中村，如此等等。这些村庄，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都恢复为原名，但也有的把化名流传下来，原名反倒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比如，
有趣的是，在姓氏的后面，有些村名还加入了立庄人的职业。比如，亮甲店镇有村名为高木庄，潮洛窝乡有村名为王木庄，为什么村名当中有个木字？原因是这两个村庄的创始人都是木匠，村名本来叫作高木匠庄、王木匠庄，后来简化成现在这个样子。亮甲店镇有村名为肉张屯，立庄人姓张，而他的职业则是杀猪卖肉，村名由他的职业而来。杨家套乡有村名为刘把式庄，立庄人姓刘，是个耍把式卖艺的，把他的姓氏和职业连在一起成了村庄的名称。杨家板桥镇有个王贺郎铺，原名为王货郎铺，建庄人是位常年担着货郎挑串村卖货的小贩，后来因为谐音才把货郎讹成了“贺郎”。顾名思义，散水头镇的邓铁庄、郭家屯乡的铁匠庄、陈家铺乡的铁匠铺，石臼窝镇的王铁铺，这些村庄的立庄人都以打铁为业，挣钱糊口。 在玉田县部分传统村名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权势的影响。亮甲店镇大韩庄原名万泉庄，因村旁有许多道泉水而得名。明朝嘉靖年间，河南彰德府大韩庄的韩氏弟兄四人迁入该村，因韩氏乃是奉诏而来，有权有势，便强行将万泉庄更名为大韩庄。徐家屯（今属郭家屯乡）原名卢家屯，明朝万历年间，徐氏出了位太监，依仗权势，卢家屯被改为徐家屯；窝洛沽镇刘厨庄原名东沙沟，清光绪年间，村里有位姓刘的厨师在宫庭作饭，村名也就改为刘厨庄了；唐辛庄原名李新庄，李氏在这里聚居；清朝乾隆年间，玉田东关有个叫唐辛的人，迁到这里定居，依仗户大人多，有权有势，强行将村名改为唐辛庄。 玉田县内还有一些村名是由封建帝王或其他历史名人的传说而来。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李世民亲率大军东征高丽，凯旋而归时曾经路过玉田，由此产生许多民间传说，县内的很多村名都与唐王东征高丽联系起来。比如城东12、5公里处的亮甲店，据说是因李世民东征路过此地时遇上大雨、并在此地凉晒甲胄而得名；城东5公里处有村名为琵琶营，是因李世民所带的琵琶队曾在这里宿营而得名。散水头镇王官铺村村名的来历更为奇妙。相传，此村原名为王寡妇村，清乾隆初年刘氏先祖迁入，并与王寡妇结为夫妇。后来，朝中国舅关希武路过这里，见这里土肥草美，企图占为己有。刘氏先祖便赴京求刘墉相助，刘墉制服了关希武，并且送给村里两盏宫灯，悬挂庄前，用以表示这里乃是内官宅第，任何人不得侵占。林西镇迷王会村（今分为东、西两村）之所以起了这样一个古怪的村名，是因为燕王扫北时，有一个王子曾经在这里迷失道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上述传说是真是假，就不是三言五语可以说清楚的了。 构成村名的另一个要素是地形、地貌。仔细阅读《玉田县地名志》就会发现，很多村名用上了山、河、泉、坎等字眼。林西镇有个黄土坎村，原是明朝永乐年间刘、宋两家立庄，所以起了个村名为刘宋村。后来，因为该村位于兰泉河东岸，常闹水患，就在河东岸用黄粘土筑一大堤，在堤上建房居住，故此更名为黄土坎；临河庄是山东章丘县百草坡的李氏迁到这里所建，因为建于兰泉河畔，所以起名为临河庄。林南仓镇的后湖定府是因村址位于后湖岸边而得名，杨家套村是因村址位于双城河已被废弃的河套之中而得名，西高丘村是因村址位于一片地势较高的土岗之上而得名。至于位于半山区的螺山、峰山、马头山、四角山、小泉、大泉等村名，都是因村旁或有山、或有泉而来。 传统村名中运用较多的文字还有东西南北、前后大小等等。这是为什么呢？最常见的原因是：本来是一个村子，后来分成两个，为了避免重名，于是加进了上述文字。比如唐自头镇的大小燕山口两个村子，原来就是一个燕山口村，直到1947年土改时才分成两个。其中一个人口较多，地亩也多，就叫大燕山口；另一个恰恰相反，便称之为小燕山口。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两地立庄人距离较远，信息不通，结果起了相同的村名；后来为了区分，也便在村名前加上了上述文字。 我县村名中，带“树”字、“林”字的为数不少。这是为什么？原来，在几百年、上千年以前，我县境内分布着许多古树、古林。比如，在县城东南、林南仓镇北曾有一片狭长的林带，东北西南走向，原名为偏林，后被金世宗改名为“御林”，玉田镇的林东村是因为坐落于这片树林之东而得名，林西镇的林西村则是因为坐落于这片树林之西而得名，林南仓镇则是因坐落于御林之南、并建有义仓而得名。亮甲店镇有村名为韩家林，相传，那里曾有一片树林，乃是辽代望族——韩家庄（小韩庄）韩氏放马之处；虹桥镇内有前后两个独树村，村名来自于一株酸枣树。据清康熙年间编纂的《玉田县志》记载：“村西南隅有酸枣树一株，大数十围，代远莫考，庄以树名”。直到清乾隆年间，该村一分为二，南面的村子名为前独树村，稍北者称后独树村。虹桥镇湾柳树村为元代建村，原名团临屯。相传明朝嘉靖年间，有位将军带领一拨人马由此路过，在小河边休憩时，将一包珍贵的物品放在河边的一棵弯柳树下。突然探子来报，前面军情紧急，将军一跃而起，匆匆上路，却忘了带走那包宝物。战斗结束后派一小校回来寻找，小校不知村名，只是打听哪里有弯柳树。经村人指点，终于在弯柳树下找到了将军的宝物。村人见这棵弯柳树可以成为本村的标志，便将团临庄改名为弯柳树了。随着时光的流逝，弯柳树讹写成湾柳树。与树林、树木相关的村名更多。孤树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村名来源于村北山口上的一株孤柳树；香椿园村是明末建庄，因为此地有一片香椿树而得名；还有一个村庄，村后曾有一株高10丈（约等于30米）、粗八尺的杨树，因为该村位于这株大树的前头，得名为杨树头村。此外还有潮洛窝乡的柳沽、鸦鸿桥镇的桃花庄等村名都是因树、因林而来。 尾字为“铺”的村名大多数分布在我县南部低洼地带。明朝初期，当各地移民蜂拥而至时，富户被安排在自然条件较好的“上岗子”，他们可以建造高房大屋，安家落户不成问题，穷人大多在“下洼子”落脚，搭个窝铺以避风寒。铺，也就是窝铺的简称。聚成村落后，一般是用始建人的姓氏冠在村名之前，而用“铺”字作为村名之尾。比如王铁铺，明朝永乐十九年（1421），王氏先祖从安徽省凤阳府迁到这里搭窝铺立庄，并以打铁为业，故名王铁铺。虹桥镇有个小李铺（属仙鹤村），立庄人姓李，初到此地时搭窝铺居住，加之村小户少，所以定名为小李铺；董家铺的立庄人姓董，乃是从山东来到这里逃荒的，初创时期，窝铺就是他唯一的住处，村名也便由此而来。 但是，这并不是说村名后边的“铺”字全部来自于立庄人的窝铺。我县北部村名中的“铺”字，均与窝铺无关，而是“急递铺”的“铺”。急递铺是与驿站配套的，每10里、或15里设一铺，其职能是传递官府下达的文书，随到随传，风雨无阻。比如城东的八里铺、十五里铺、二十里铺等村名，都是因为在不同朝代、不同时期曾经设过急递铺而得名。 我县大多数村庄自定名之后从未改变，有的村名则因种种原因几经变动。比如玉田镇的邦道庄，原名阮家场坊，是城内阮家收秋打场的地点，周围居住着几户人家，都是阮家的长工。清代初期，土地所有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里不再是阮家的产业，原名也就不再使用。到嘉庆年间，这里形成聚落，取名为辛庄子。后来知道本县早已有了这个村名，加之这个村子位于从玉田去往鸦鸿桥的大路边，所以又改名为邦道庄。又如亮甲店镇亮水桥村，原名太平桥，坐落于双城河一条支流的北岸。不知何年何月，村民在小河上修建了一座桥，水被桥阻，积水一片，每逢晴天，河水在太阳或月亮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于是人们称此桥为亮水桥，村名也依桥名改称亮水桥。 在玉田县传统村名中，重复最多的是“定府”二字。玉田镇有北定府、东小定府，杨家套乡有大定府、小定府，窝洛沽镇有东定府庄，西定府庄，孤树镇有定府庄和小定府，林西镇有西小定府、小定府后街，虹桥镇有村单名定府，还有个村子原名狼窝小定府，现在改名为虹定府。有的村庄在定府前冠以姓氏，如玉田镇的曹定府（原名曹家定府）、彩亭桥镇的甄家定府、郭家屯乡的范家定府；有的村庄在定府前冠以地形，如唐自头镇的蟒山定府，是因村庄位于蟒山东侧而得名；林南仓镇后湖定府，是因坐落于后湖一侧而得名。此外还有陈家铺乡的大定府（原名狼窝定府），林南仓镇的五家定府……加在一起，带有定府二字的村庄将近二十个。《玉田地名志》分别记载了这些“定府”的来历、含意及演变过程，但有一个问题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人们为什么对“定府”二字情有独钟呢？ 还需说明的是，上面所说的传统村名构成规律仅仅是一般规律，另有一部分传统村名很特殊，很难找出他们的共同规律。比如，采亭桥镇的四合桥村，为唐代肖氏建庄，名为肖家土桥。明代初期，肖氏绝后，党、吕、王、韩四姓仍用原名。民国四年（1915），四个宗族闹纠纷，一直闹到县政府，经多次调解才消除矛盾，握手言和。于是，人们取“四姓永世和睦”之意，将村名更名为四合桥。又如杨家板桥镇的东、西贤德城二村，乃是郭氏先祖于明朝永乐初年移民立庄，因立庄人的母亲非常贤惠，而“郭”字又有“城郭”之意，所以取名为贤德城。像这种不包含在一般规律之内的比较特殊的村名还有一些，此处不再一一例举。
解析传统村名，有助于学习历史。但是也应看到，村名的起源大都没有文字记载，今人编纂地名志时主要依靠口头传说，这就难以避免出现以讹传讹的问题。因此，在阅读地名志时，一定要认真地加以分析，切不可囫囵吞枣，把传说当成历史。 比如，1986年版《唐山市地名志》写道：“小韩庄------辽大都督韩昌故里。”并说：“韩昌本名韩德让------升至大都督、大丞相。”1998年出版的《玉田县地名志》在“小韩庄”条目下写道：“据传，此村（指小韩庄）为辽大都督韩（德）昌的故里”；在“小营”条目下又写道：“此地原为辽代大都督韩（德）昌屯兵之地，设有小营盘一处，故以小营为村名”。这里的“韩（德）昌”，显然也是指韩德让。但是，历史上的韩德让绝对不是韩昌，也从没担任过大都督之职，至于韩德让曾在今日小营村设立营盘一事，虽然不能绝对否定，却也需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在这些问题上，人们往往把历史上的韩德让与文艺作品中的韩昌混为一谈，《玉田地名志》的编纂者似乎也陷入了这个误区。 又如，我县很多村名中带有“官”字，如邵官屯、朱官屯、内官庄、赵官庄、代官庄等等。《玉田县地名志》对这个“官”字的解释大都是这样的：该村某姓有人在朝为官，所以在村名中加了个官字。这样的解释大多是错误的。 实际上，“官庄”、“官屯”是古代长期存在的一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实指封建贵族及封建官府直接管辖的村庄。这种“官庄”从唐代就开始出现，以后历朝历代都没有取消。远的不说，就从明代说起吧。据光绪志记载，玉田境内的宫勋地多达1200顷以上，其中包括乾清、慈宁二宫地，寿宁宫主地，景府地等。另据《孝宗实录》记载：“弘治四年，益王赐顺天府望军台地500顷”，“弘治九年，汝王奏请玉田县望军台田700 顷”。这里所说的益王、汝王都是明孝宗的弟弟，望军台乃是窝洛沽镇许家桥村的原名，而明代玉田县辖于顺天府。玉田县境内有这么多皇亲国戚的“宫勋地”，“官庄”、“官屯”当然不会很少。 清代推行“跑马占圈”野蛮政策之后，玉田境内的“官庄”有增无减。直接管理官庄、官屯的人称之为庄头，他们的职责是对这些土地和租地农民进行管理，收取地租，按时足额上缴到官府。传统村名中在“官庄”、“官屯”前面所加的姓氏，很可能是管理官庄的“庄头”的姓氏。至于“户部庄”之类的村名，显然是户部直接管辖的“官庄”，不大可能因为村内某人在户部作官而得名。 《玉田县地名志》对散水头镇青庄坞这个村名的来历是这样介绍的：“明永乐年间，在朝官居大学士的江氏先祖，因犯法满门抄斩，遗漏后人逃居此地，在青沟（来自北面的一条小溪）旁建庄，称青沟庄。后据庄址低、四面高的地形特点，改称青庄坞。”这样的记载也与史实不合。多曾研读过《玉田江氏族谱》，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江氏家族根本没有出过大学士，更没有发生过“满门抄斩”之类的悲剧。江氏一世祖江觉海是因替他外祖父服兵役，加入兴州左屯卫，才于永乐二年来到玉田，在青沟旁边安家落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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