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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煜（北京）·文艺菌落 十二岁的张小雷在小升初的那个暑假，父亲给他用母亲的墩布把做了一个双节棍。他有时候把它塞到短裤的皮筋上，有时候挂到脖子上，在没有人的晚上，小雷会对着墙上的李小龙画像，练习双节棍，嘴里发出李小龙标志性的吼叫声。母亲在为他能不能考上三中发愁，还要照顾病重的太姥姥；父亲就要下岗，每天带着小雷去电影院看老电影。一天，父亲喝多了，母亲数落着他，要他去找找人家有本事的韩胖子，父亲嘿嘿地笑着，用内蒙古普通话对小雷说：“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母亲说：“那就抬着吧。” 排片很少的金马奖最佳影片《八月》以儿童的视角，散文诗的笔触，描写了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企业改制过程中，一个电影制片厂发生的人和事、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致敬父亲一代曾有过的努力和梦想。坐在王府井一个只有九排座位的小影厅里，一直看到屏幕黑下来，我的内心温暖而惆怅。 有谁完全不曾见过身边的国企改制呢？虽然我们家早已经搬离了工厂，可是下岗、铁饭碗、买断工龄、下海、出路，这些词不断地从家中的亲戚嘴里传出，曾经有过的工人阶级老大哥的自豪感，一夜之间消失在对金钱的追逐与艳羡里。我看过他们的失落和痛苦，四五十岁“从头再来”的艰辛，当然我也明白，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大时代的车轮对个体的碾压。所幸导演张大磊并没有批判或者颂扬，他只是平静地记录着平凡人生中的欢笑和泪水、屈辱和感动、困惑与选择、坚守和出走。 父亲终于决定跟着韩胖子去干场工，离家前的晚上，几个哥们儿一起喝酒，突然开始唱一首悠长寥廓的蒙古歌曲——腾格尔的《母亲》，那一刻，几个相貌平凡的中年男人，有了英雄的苍凉。 这是一部注定无法大卖的电影，全体非职业演员、黑白的画质、舒缓的节奏，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和情节，没有夸张的人物。喝酒打架泡妞开台球厅的三哥，抢走了一条皮带。他被抓捕的夜晚，几束强光追逐，小雷一直在旁边跑着、看着。父亲问小雷为什么一定要上三中，小雷说：“因为他们的校服漂亮，每个人都有一条三哥那样的皮带。”父亲气得把小雷放下来，自己骑回家。可是，在父亲离家前的那个晚上，他把一条皮带悄悄放在小雷身边，开了灯又赶紧关掉，害怕刺着孩子的眼。而那么混不吝的三哥，也会在看到父亲的遗物——剧组发的所有东西都省下来留给他的时候，控制不住地嚎啕痛哭，尽管此前，他对小雷的安慰，说的是“滚”。 这部电影，不同于杨德昌的《一一》，或是侯孝贤的《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这里的温情，更多具有一种粗粝的味道，一如西北城镇四季弥漫在空气中的干燥黄土。在平凡甚至窘迫的人生里，却自有一种柔韧的力量，向上生长。这力量，我们似曾相识，它是《路边野餐》里的乡村医生随手写下的诗句，也是《孔雀》中的姐姐挂在自行车上的白色的降落伞，这是藏在每个人心中的梦想，在暗夜中吐露芳香。 张小雷的母亲精心伺候的昙花开了，那洁白的大花在夜半时分，瞬间绽放，奇异的美丽，留在记忆里永不复来的夏天，The summer is gon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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