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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尚法的盛唐，却有一碑独得晋人风韵，此碑就是：张从申《李玄静碑》。《李玄静碑》(张从申书)又称为《玄静先生李含光碑》，全称《唐茅山此阳观玄静先生碑》。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八月十四日刻，由柳识撰，张从申书，李阳冰篆额。碑石原在江苏句容玉晨观，明世宗明嘉靖三年（1529年）毁于火，传世拓本甚稀，未见整纸本，字共八百三十五，原碑行数已不可知。 张从申《李玄静碑》局部放大 张从申虽算不上唐代一代大家，但却也绝非等闲之辈。首先张从申、从师、从义、从约并以擅书闻名，时称“张氏四龙”，号这名家。其次张从申书碑，多经李阳冰篆额。李阳冰为一时髦俊，能俯允为之篆额，足见张从申也非平庸之辈，故所以张从申以李阳冰篆额而声名大振，在唐代书论中就屡获评价。再次，张从申传世书迹不少，除《李玄静碑》品牌外，并有《王师乾神道碑》、《慎律师碑》、《改修吴延陵季子庙碑》、《铜牙镇福兴寺碑》。 张从申《李玄静碑》局部放大 张从申那你还法二王，在玄宗、肃宗时代，隶书是地道的馆阁之体，楷书则已渐入颜真卿雄强浑朴的彀中，初唐时盛行的二王风已渐消歇。自虞、褚以下，无论是薛氏兄弟、李邕、张旭等，皆已摆脱二王楷则而另辟新境。 张从申曾摧进士第，官大理司直、检校礼部郎中，他对朝廷书风的种种变迁应该是有直接感受的。因此，他的遵循二王旧法就未可以盲从视之，应该说，在开元天宝以后，学习二王倒需要艺术上的勇气与胆魄，因为它显然己不具备时髦的性质。 张从申《李玄静碑》局部放大 但他终于“众醉独醒”，在一片变法声中以守旧却获得了成功。窦认为他是“近古所无”，吕总认为他是“远近称美、独步江外’，特别是宋人黄伯思《东观余论》有一评，颇中肯綮。 从申书虽学右军，其原出于大令，笔意与李北海同科，名重一时，宜不虚传，但所短者，又真不及行耳。然唐人而有晋韵，殊可佳尚。 张从申《李玄静碑》局部放大 以尚法的唐人却得晋人风韵，的确是极为难得的成功，我以为其间包含了一个书法时代感的课题。张从申生逢盛唐·上摩晋韵本来Ea很困难的一得时风易、得古风难，是个最浅显的道理。以此想来.引从申取二王而能超越唐人习气进入晋格，实在是一种极大的成功。:少，他以个人微薄之力超越了时代的限制。至于他能超越的原因，我以Y,一是他本人的专注不二、不旁鹜时流，二是对晋人书风有出众的理解与祀握。后者是个人天资与察赋，前者却属于毅力与素质的问题，相比之下，前者更为难能可贵。后人指张从申书《李玄静碑》结构与《集王圣教序》并驾，正表明他于此是会心以远的。 张从申《李玄静碑》局部放大 江苏茅山有两方《李玄静碑》。一是张从申书，柳识撰文，唐大历七年(772)刻立;另一是颜真卿书，唐大历十二年(777)刻立。张碑原石毁于明嘉靖三年(1524)，传世有宋拓本;颜碑则于宋明时为风折雷击，碎成散片，迄今未能全璧。目下也只有李宗瀚藏未断宋拓旧本与汪中藏断后宋拓本，为世所宝。有时会觉得很奇怪，为故人立碑，有一足矣，何须赘二?又两方碑皆在茅山，又是张行颜楷，不免有叠床架屋之感。李玄静何许人，竟劳动两位大书家如此?世谓李玄静乃陶隐居裔，其事实无甚可记，新旧唐书也不载。据说善于隶法，是则与张从申颜真卿为文字之交乎?或以仙术而为张从申颜真卿所好乎? 张从申《李玄静碑》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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